俯仰皆春秋 进退皆风景-山东荣成“不夜村”沉思

俯仰皆春秋 进退皆风景

——山东荣成“不夜村”沉思

作者／丘梓岐

编辑／张英超

山东荣成“不夜村”办公楼

古今中外，对于一门心思追求功名的人，官场失意是很痛苦的。然而，100多年前，祖籍山东荣成“不夜村”的孙葆田是另类，他真正成为一个俯仰皆春秋，进退皆风景的文化官员。

壬寅季秋，走进了《山东通志》总纂孙葆田祖籍地——不夜村。

不夜，胶东地区一个古老的地理名称，位于今天的荣成市埠柳镇不夜村。约3000年前的西周时期，这里便建立了一座城池，叫不夜城。

西汉初年在此设置不夜县，是当时山东半岛东端最古老的县级行政区划之一。至东汉初年撤并入东莱郡，不夜古城存在了近1000年。

此后，不夜古城一直是一处著名的古迹名胜之地。清道光年间，不夜古城又被列入“荣成八景”之首，此时的古城遗址尚依稀可见，后来渐渐湮灭。

孙葆田(1840—1911)，字佩南。道光十九年（农历己亥年）腊月，孙葆田出生于荣成县不夜村一个颇有名望的书香门第。父亲孙福海，道光二十三年（1843）顺天乡试举人，潜心诗文，曾著有《之游睡余录》《古不夜城记》等；兄长孙葆源，同知衔，官至江苏知县；三弟孙叔谦，同治十二年（1873）举人，官至河南光州知州，政绩斐然；幼弟孙季咸，同治十二年（1873）拔贡，虽未出仕，但经史之学根底深厚，是清末山东知名文人。

孙葆田聪颖好学，从小博览经史子集，这为他的学问涵养打下坚实基础。同治九年（1870），孙葆田一举中举。三年后其弟亦中举。不夜孙福海的门厅，自道光二十三年（1843）至同治十二年（1873），30年的时间，一门出三位举人，这在荣成的历史上极其罕见。

中举还不是孙葆田的终极目标，他立志要金榜题名，取得更大的功名，拥有更大的人生舞台。功夫不负有心人，四年之后的同治甲戌（1874），孙葆田如愿以偿地高中第二甲七十三名进士。这在荣成科考历史上，除了梁萼涵之外，进士名次排名再无人能比肩。

同治十三年（1874），孙葆田被授刑部主事，做了一名京官。光绪八年（1882），孙葆田迁安徽宿松知县。《清史稿•孙葆田传》中记载其在宿松县的情形是：勤政爱民，日坐堂皇，妻纺绩，室中萧然如寒士。几句话就为人们勾勒出了一位恪尽职守、勤政为民、清正廉洁的良吏形象。在孙葆田的治理下，宿松县的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光绪十一年（1885），孙葆田分校江南乡试，调署合肥县知县。合肥县出过不少朝廷功勋之臣，李鸿章（1823—1901）就是合肥人。这些功臣的亲属子弟常常目无法纪、仗势而为、欺压一方，因此合肥有“难治”之说。孙葆田上任后，以条律为准绳，秉公办事，这些贵宦子弟的行为还能稍稍收敛一些。

光绪十四年（1888），合肥发生一起逼租殴死人命案。凶犯乃李鸿章的侄子李经楞和其随从。孙葆田接案后，立即赶赴现场查验。李家自认为是豪门望族，在当地连官府也要畏其三分，所以根本没把孙葆田放在眼里。合肥的百姓也都认为孙葆田会偏袒李家，此事最后肯定要不了了之。谁知孙葆田到了现场后，依例验伤，记录详尽，完全没有徇私舞弊之处。犯罪人想上前理论狡辩，孙葆田毫不留情，依法将其痛打一番。在场百姓见此情景，无不雀跃欢呼、交口称赞。

审案期间，孙葆田秉公执法，依律论刑，顶住来自各方的逼压，最终将凶手绳之以法。当地百姓为此无不拍手称快，到处传颂孙葆田是“包龙图复出”。合肥城也很快流传出一句“包公虽清，不如老孙”的民谣。秉正耿直的孙葆田，必然会因此遭到一些人的怨恨和陷害。不久，被孙葆田依法处理的李家串通个别御史给孙葆田罗织罪名，进行诬陷。孙葆田看透官场的腐朽黑暗，于是“称疾”辞官归里。临行前，合肥城里万人空巷，老百姓纷纷前来为孙葆田送行，并赠予“爱民如子，疾恶如仇”的颂词。

数年后，安徽省欲清丈民田，鉴于孙葆田的清名，巡抚福润上疏调请孙葆田主持此事。孙葆田坚辞不受，并写信给福润提出几点建议：“清赋之要，地报荒者，当宽其既往，限年垦复；平岁报灾者，当警其将来，分年带征。弊自可除，无事纷扰。”巡抚福润看到后，深服其说，认为是至理名言。从此，孙葆田“既以文行著称，又以强项名天下”。

孙葆田博学多识、德高望重且桃李满天下，时被山东、河南学者奉为大师，著有《校经室文集》《汉儒传经考》《孟志编略》《两传经考》等著作和大量诗文，可惜多已散佚，现存主要收集在《校经室文集》内。由于内容多属清末山东名人序、传、志之类，且态度严谨、故史料价值颇高，宣统《山东通志》和民国山东各县志多取材于此。

孙葆田作为近代一位著名学者，最使人称道的还是他晚年耗尽心血总纂的《山东通志》。

清乾隆、嘉庆年间，是修志的鼎盛时期。自乾隆年间修《山东通志》以来的100多年，山东省竟没有一部新《通志》，这与厚重的齐鲁文化极不相称。光绪十六年（1890），山东巡抚张曜（1832—1891）奏请开设通志局，续修《山东通志》，聘孙葆田为总纂。孙葆田接此重任，遂物色人员和筹集资料，不料期间张曜病逝于任所，修志一事从此搁置10余年之久。杨士骧（1860—1909）继任山东巡抚后，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重整修志局，任命孙葆田与著名学者法伟堂（1843—1907）为总纂。不久，法伟堂病逝，孙葆田便独自承担编纂大任。

在资金短缺、办事艰难的条件下，孙葆田不拿半分稿金，却四处访求博学之士并与之反复磋商，拟定出《山东通志》编纂方案，提出“后胜于前”的修志要求；对共事者则希望不要计较“利之厚薄”，而要“俯首以从事于文字间”，以期修出一部可供后人借鉴的高质量志书。历经3年的艰辛努力，书稿已完成大半。宣统三年（1911）正月初一，孙葆田因积劳成疾，在没有看到新志刊印之时，便猝然病逝。历城人毛承霖（？—1925）率领诸学者继承孙葆田未竟事业，又历经半年时间完成初稿。还未及刊印，清朝灭亡，此事遂无人过问。直到1915年，《山东通志》才正式刊印出版。

《山东通志》共200卷，128册，约620万字，卷帙浩繁，体例完备，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孙葆田被认为是《山东通志》的集大成者。

孙葆田官场上不顺遂，可是，他幸运遇到了山东巡抚张曜、杨士骧和著名学者法伟堂，以及毛承霖等人的理解与支持，使得耗费25年，200卷《山东通志》才得以问世。其中张矅、杨士骧、法伟堂都先他而去，继任者毛承霖又比他多活14年，虽未能看到作品面孔，但能青史留名，也算是一个有风骨文化名人的大幸。

站在不夜村石碑旁留影时，忆起山东巡抚杨士骧的一则死因传闻：

杨士骧于宣统元年(1909)逝于任上，享年50。至于杨的死因，当时众说纷纭，有病逝，仇杀，情杀，被革命党暗杀等说法，不一而足。杨氏兄弟《挽四大人》云:

五十而知非，说什么夫妇齐眉，儿孙绕膝; 一文带不去，只剩得兄弟落泪，姐妹伤心。

仔细品读杨士骧兄弟写的这副挽联，可谓情深意切。人的一生，谁都希望一路祥云漫天，柳绿桃红，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历史规律和自然法则，神仙也无奈。杨士骧毕竟是进士出身，是一位官场上的明白人，尽管阳寿不长，但山东巡抚任上积极推进《山东通志》编纂，善莫大焉。

孙葆田辞官回到家中后,闭门不出,专心读书,精研经史。他认为，把胸中所学教给后生,使他们学到本领,对其个人家庭及国家社会,都是一件好事。居家那段时间,就有人将子女请他个别教授,找他批改诗文等,他都认真指教。有的经他点拨后县考过关,府考录取,有的考上了举人。家长给钱不要,送礼不收,受到广泛赞誉。

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凡夫俗子，都不可能永远阳光明媚。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有句名言：“人生的一切变化，一切魅力，一切美都是由光明和阴影构成的。”孙葆田境遇不好的时候，心中有光芒，所以处处皆精致。他忍住寂寞，看淡一切，用文字诗化了心灵，诗化了人生。

（作者：丘梓岐，原名丘国荣。著名党建研究专家，人文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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