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场旅行中的逃亡

那是一次策划了好几个月的旅行，计划先进大连，然后盘锦，再本溪，最后由丹东返沪。之所以对这次旅行充满期待，是因为那还是我第一次去东北。

朋友杰哥每年都会组织公司属下做一次旅行团建，这条行程和路线是他选的，我和echo姐、小华、大伟四个好友作为特邀嘉宾加入了这个旅行团队。

计划10月11号出发，机票早早订好，特为避开了十一长假的人群，但是显然这不是一个好时机，去年也是十一长假过后，一对上海的老夫妇，避峰出游，在甘肃遇到了宁夏的一位老先生，结识后共同结伴前往内蒙的额济纳旗观赏胡杨林，不幸染上时疫，开启了陕甘宁长达几个月的疫情， 去年此时母亲身体抱恙，我去宁夏照顾，被疫情困在宁夏足足二个月，记忆深刻。

今年长假前便有官方建议：原地过节。既是如此，特殊时期为何不取消7天长假，十一和五一假期最初的名字记得仿佛是“旅游长假”，其实真正法定假期只有3天，用双休日东拼西凑，为着是方便大家远行，然后连续工作7天，又明显违反《劳动法》第三十六条：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何苦来哉。这三年来，越来越感觉，提建议的人、制定规则的人、具体执行人都仿佛根本没有生活在同一个空间维度。

果然从8号开始，形势就开始急转直下，echo姐住长宁区，率先失陷，好在沦陷地离她家极远，尚未波及，眼看着出发日期临近，疫情包围圈也在逐渐向她逼近，两方赛跑，自己又帮不上忙，内心焦灼无比。小华是9号退出的，他在公司职位高任务重，万一旅行所在地失陷回不来，就是大事件；接下来是大伟，老板在澳洲坐移民监，全权委任他主持大局，一旦被困在外地，生意就要停摆，后果不堪设想。嘉宾队伍瞬间剩下我和echo姐，我们一致决定，只要形势允许，就走。

因为疫情形势每天都在发生变化，虽然提前下载了“辽事通”并且成功进行了入连报备，但直到出发前一天10号下午，又一次查阅了当地的防疫措施、报备信息，确定除了中高风险地区需要隔离，其他地区都只需要3天2检即可。并同时确定了我们所在的街道为低风险区域，然后才开始收拾行李。

翌日中午安抵大连，酒店在市中心，站在房间的窗边，劳动公园的摩天轮和登山览车清晰可见。下午就去乘了缆车上山，秋风徐徐、阳光明媚，山下的城市和大海次第入目，我和echo姐相视一笑，出发前的日子始终像是整日坐在阴天里，无时不担心会下雨，直到这一刻，彼此的心头才终于露出一点点光亮来。

劳动公园

晚上杰哥请大家吃海鲜大餐，吃了一半接到了大连某区（酒店所在区）疾控的电话，询问他是上海那个区的，杰哥说是杨浦区，对方说杨浦区是中风险地区，要求杰哥隔离，而且我们所住的酒店不能够作为隔离酒店，必须接受集中转运7天隔离。

杰哥回答：开什么玩笑，你们有没有搞清楚状况，杨浦区很大，上海的风险区域是按街道社区划分的，我所在的社区是低风险，我出发前明确询问过你们，只需要三天二检。

对方回答：只要是杨浦区有中高风险，你就是中高风险。

杰哥说：如果是这样，那整个上海都是中高风险了，所有的上海人都是中高风险人群了。

对方回答：我们也是接到上级的指令，我只是一个工作人员，请不要为难我，配合我们工作。

杰哥挂断电话，气氛冷了一冷，此时大家并未很当一回事，很快推杯换盏间，又热闹起来。

餐毕夜游星海广场，echo姐2019年曾经来过大连，正赶上啤酒节，人头攒动、夜如白昼，那才是一座有生命的城市，如今灯光暗淡、人影稀疏，店家稀稀落落，中午她想吃一碗昔日吃过令她心心念念的一家面馆的面，却发现早已倒闭了，不仅是这家面馆，原本那一带是一个美食街，整个不复存在。这座城市如许多其他城市一样，像一具只剩了一口气的残躯。

翌日，汇同杰哥一行共20人，包下一部考斯特、一部别克商务，上午去了滨海公路、跨海大桥，中午吃的是著名的海肠饺子宴，餐至一半，杰哥又接到了电话，对方仍是同一番说辞，语气充满着不可置疑，杰哥忍住气，继续耐心解释他不属于中高风险，“而且，我核酸已经做过了2次，行程码也没问题，完全符合防疫规定，你们还要怎么样？”

但是，这没有用，对方只强调，我只是一个工作人员，请不要为难我，配合我们工作。

杰哥颓然挂了电话，仿佛一曲流畅欢乐的音乐被硬生生地断在那里，一餐饭接下来变成形势研讨分析会，二十个人里面只有杰哥接到电话，是否是杰哥曾经路过杨浦某中高风险区被“时空交集了”？

下午的行程预备去棒槌岛，大家各自上车，我们和杰哥同坐别克商务，车开了一半，电话又来了，这次又换了人，自称是警察，语气更加严厉，干脆给了杰哥两条路，要么离开大连，要么隔离，否则后果自负。

杰哥显然被破坏了最后的兴致，他示意让司机靠边停车，和我们说：目前只打给我，并没有打给你们，那就是只有我有问题，目前他们应该还不知道我们是一个团队，看来只有我走，你们倒可以安心玩，否则接下去知道我们在一起，牵连大家都有麻烦。

他决定独自立刻返回上海。

另一部车中的下属们一听老板要走，顿时手足无措，纷纷表示要一同回去，我和echo姐不甘心一日游，决定留下再多玩几天。

两部车子掉头返回酒店，原本一层楼面我们满满当当占据了十个房间，瞬间如潮水一般退去，只剩下我和echo姐，坐在房间的沙发上，像两个错过了末班车的人，愣在站台上，仍不得不打起精神寻找出路。棒槌岛去不成了，今日行程中还有东港威尼斯水城，我们决定继续去，明天的事儿明天再说，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走过酒店大堂，前台神情黯然，问我们怎么没走，还打算住几天？

原本二十个人，要在这间酒店住三天，今晚要吃海胆水饺宴、明天还要包一艘船出海，晚上河豚鱼宴，然后去盘锦，再去本溪、丹东，一路订下了一家家饭店、一间间酒店，这个旅程中，渔船、饭店、酒店、景点，两位包车司机，都接到了生意，而我们得到了快乐。

然而这美好的一切都因一个“上级指令”戛然而止，所以还用解释经济为什么差吗？将所有人折腾得均匀狼狈，究竟图什么？很久以来我都百思不得其解。

我和echo姐像两个循着昔日的痕迹寻找遗址的倔强孩子，按着原本的路径，逛完威尼斯水城，在水城边的甜品店喝一杯咖啡，到东港海滨凭栏远望大海，水榭岸边人烟稀少，一个卖气球的大姐和我们聊天，她说生意太差，没有人，我没好气的说人都被你们赶走了，转念一想她也很无辜，就向她买了几包海鸥吃的午餐肉，倒在手里撒向海鸥，但是呆卧在水面上的海鸥并不理我，大姐有些讪讪的，说以前并不这样，“估计还是人少”，她说。连海鸥都觉得生无可恋。

东港海滨

计划中的海胆饺子就在东港海滨边，每人限点2个，饺子一口咬下去，甜鲜在喉，那一瞬间，懂了汪曾祺的那句话：一碗烟火气，抚平万千不如意。三杯红酒下肚，两个女人面上有了红润，心中高兴起来，商量了一下明日的行程，还是决定去棒槌岛。

回到酒店是10点多钟，大连入夜的风颇为寒冷，我们正预备往浴缸中放水泡个澡驱驱寒，此时，手机响了起来，看到那个号码，心中一凛，对视一下，接起来，仍是一番询问，从哪里来，哪一天来，预备什么时候走，然后对方并没说什么，只是嘱咐注意防护之类。电话挂掉，我们长出一口气，我开始泡茶，echo姐去试浴缸的水温，不到五分钟，电话又响，这次换了个号码，换了人，也换了语气，告诉我说松江区是中风险区，我就是低风险区域人群，属于管控人群，需要隔离。我说我来的时候明确申报过详细地址，你们觉得没问题才核准我来，也明确了只需三天二检就可以，要么你从一开始就别让我来，而不是等我来了再告诉我有问题，这不是出尔反尔耍流氓吗？

对方说措施有了变化：“我只是一个工作人员，执行上级指令，请配合我们工作”。

我说怎么隔离？

对方说我们所在的酒店不能用作隔离，必须转运到隔离酒店集中7天隔离，每人每天380元（好一门生意）。

我说那我们离开大连回上海呢？

对方说你们不能走了，你们已经属于管控人群，我们一个小时内就会到，你们只能接受转运。末了加了一句：如果有异议日后可以申诉。

之所以我称电话对面的人为：“对方”，而不是“她”，是因为我始终觉得和我对话的是一台机器，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对方没有情感、没有知觉、不负责判断，且根本无从打动，我和一台机器还能说什么呢？说国家前些天还在三令五申不许层层加码，不允许对来自低风险地区人员劝返、隔离，你们这样是不合法的吗？

机器不懂这些，机器只知道执行指令。而我们是活生生的人，当然不能任机器宰割。我默默掐断电话。

然后用了二分钟时间和echo姐做出了一个共同的决定：走！

五分钟时间收拾行李，下楼退房。

如果用维克多.雨果在《悲惨世界》中的描写手法来形容：那天大连中山希尔顿酒店的前台，在深夜近十一点钟的时候，看到两个女人拖着沉重的行李箱，走出酒店大门，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雨果描写的是苦役犯冉阿让，而我们，有体面的职业，有稳定的收入，有高尚的爱好，合理安排假期出门旅行，顺便拉动内需，促进内循环，无论如何，都没有理由接受这样的对待。

拉着行李箱，穿过两条马路后，在一个避风的暗处稍作停留，打开购票软件，寻找最近的一班可以离开大连的交通，却发现这个时间点，无论是飞机、火车或是轮船，什么都没有。

再打电话给白天的商务车司机，司机在听完我们叙述后，委婉地说，如果没有疾控部门许可，他无法帮助我们离开此地，他承担不了这个后果。

挂断电话，直接拉着箱子到路边，扬招一部出租车。

司机是一位年轻的男子，礼貌打过招呼，车子启动后司机惯常询问我们去哪儿。

我说：离开大连。

司机吓一跳，我说你莫慌，继续开，然后用最快的速度，最平静的语气，简单地说了一下我们的困境 ，显然他懂了，不，应该说是理解了，感谢苍天。

他说：不是不可以离开，但是你们能去哪儿呢？

是啊，能去哪儿？在这个茫茫深夜，天大地大，却仿佛并无一处可以容身。

年轻的出租车司机寻了一个可以靠边停车的马路停下，打开手机中的地图，分析道：离大连最近的城市是营口，但是据他所知，也发生了疫情，不能去；沈阳出发的航班多，但是也爆发了疫情，听说飞机、火车都停了，连高速路口都封闭了，更不能去；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那就是盘锦，到今天为止尚未听说有疫情，且盘锦有到上海的火车。

当我听到“盘锦”，一时间悲从中来，这是我们原本旅行计划中的一个目的地，要去看传说中的红海滩，如今却是在这个情形下，仓惶而去。

“好，”我说：“就去盘锦”。

去盘锦要近四个小时车程，往返就是八个小时，司机家中有孩子一早要送学，“这样，”他说：“我找朋友送你们去盘锦。”

商量了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价格，说实话，如果留下被隔离，7天两个人需要5320块，莫说是我们只花了不到一半的钱，即便让我花同样甚至更多的钱，我也会不惜一切选择离开，而不是束手待毙。

最喜欢舒婷的那首《会唱歌的鸢尾花》，诗里有一句是这么写的：

我天性中的野天鹅啊

你即使负着枪伤

也要横越无遮拦的冬天

不要留恋带栏杆的春色……

当车离开大连的高速匝口，驶上沈海高速一路飞驰，我们的“摆渡人”，一个风趣健谈的圆脸小哥，笑眯眯地说：你们安全了。

看了一下地图，到盘锦是凌晨三点半左右，“你们下一步怎么打算？”小哥说：“到了盘锦怎么也要先找个地方住下。”

echo姐建议赶盘锦的第一班火车离开，虽说离开了大连，还是得想办法尽早离开辽宁方是上策。

看了一下火车时刻表，最早的一班开往上海的火车是8点59分，然后查询火车站附近的酒店，这次学乖了，先报来历，吾等来自上海松江和长宁，酒店几乎没有思考就回答我：对不起，我们无法接待。一连几个酒店都是同样的回答。

时间并不容我悲愤太久，我思考片刻，打开地图，找到一个地方，拨通了电话，电话那头一个女人半梦半醒，我说我们两个人预备过去投宿，这会儿在路上，三个小时后到，你是否能接待我们？她说你从哪儿来，我说大连，但是，我来自上海，她说你是中高风险区吗？我说不是，她又问有没有48小时核酸报告，我说有，她说那就行了，你来吧，我这会儿要睡觉了，我给你把房间的空调和电热毯打开，房门留着，亮着灯，你们直接进去睡觉吧，手续明早再补。

上帝关了门，忽然打开一扇窗。

电话挂断，我对小哥说：“我们去盘锦红海滩。”

是的，我拨通的电话是红海滩旁边的民宿。去他妈的凡尘俗世，我一定要去红海滩。

钻进开足了电热毯的被窝已是凌晨4点半，9点醒来，迅速起身洗漱完毕找到电话中的老板娘，付了钱，此前查到最后一班开往上海的火车是下午三点四十五分，此处离红海滩五分钟路程，攻略中的观赏行程是4个小时，开往火车站需要1个小时，现在是9点半，留给我们的时间还有6个小时，完全没有问题，立即出发。

这个时节红海滩上浩浩荡荡的碱蓬草正如血般染开，与海相连，一望无边，几只鸥鸟哀鸣着在沼泽中掠过，间杂着的芦苇荡在风中狂舞，生生灭灭、灭灭生生。

站在栈桥上远眺，稻草如茵，红海似锦，伸手可掬，入目皆诗，却是万般感概，触绪而来，幸好，美景永远不会辜负热爱它的人。

盘锦红海滩

民宿老板娘找了车送我们去车站，她说还好你们今天走，听说市里也有了一个无症状，接到通知明后天全体静默二日，晚一天你们就走不了啦。

直到绿皮火车启动，我和echo姐倒在床铺上，开始笑，难以抑制的放声大笑，笑了许久，尔后才觉得疲惫排山倒海般席卷而来，各自翻个身沉沉睡去，醒来已经是翌日早上九点，火车到了南京，我是被手机铃声吵醒，仍是那个熟悉的大连疾控的电话号码。

我接起来，对方问我在哪里，我说我已经回上海了。

对方愣了半晌，不知是失落还是欣慰，然后说：那就好……那就好……

我们客气地告别，仿佛这一生从来就不曾交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