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管理老百姓养老金的是政府养老基金GPIF。管理战略顾问夫马贤治表示：“GPIF是世界上最大的养老基金，其股票理财收益的累计收益超过100兆日元。像GPIF这样的机构投资者管理资产规模与个人投资者相比，完全不是一个等量级，它是股市的主要参与者。 本文摘选自对夫马贤治的书《自然资本主义》的部分的内容。

马克思时代的资本家与当代资本家的区别

围绕资本家展开的话题，非常接近我们印象中的“资本主义”。贪婪的富人在金钱游戏中投资，追求着短期利润。而当市场崩盘时，最痛苦的不是那些开始玩金钱游戏的富人，而是普通民众。

本不该令其如此野蛮生长的，所以我们必须埋葬资本主义。 这种思维方式的出现并不奇怪， 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的影子永远闪烁的原因。

然而卡尔·马克思所生活年代的资本家，与现在的资本家的真实情况大相径庭。如果不了解这种变化，就不可能正确理解当今时代的资本主义。那么有什么变化呢？ 这就是所谓的“机构投资者”的出现。

持有“他人资产”的机构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是养老基金、社会保险公司及资产管理公司的总称，指利用巨额资金进行股票和债券资产管理的大户投资者。机构投资者持有的资产基本上不是自己的资产，而是“他人资产”。

养老基金机构持有的，是养老金参与者的资产，保险公司机构持有的，是保险参与者的参保费；以此作为资产进行理财。而资产管理公司所管理的资产，包括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委托管理的资产，以及以投资信托的形式从个人投资者那里存进来的资产。

伊隆·马斯克的资产为27兆日元

机构投资者管理的资产规模与私人投资者的资产规模根本不是一个等量级。首先让我们从个人投资者开始来看看。2022年《福布斯》世界排行榜上第一名是特斯拉和SpaceX的创始人伊隆·马斯克，资产估值为2190亿美元（27兆日元）。其中大多数都是其创立公司的股票，所以并非所有资产都存入了其个人的银行账户。排名第二的是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资产估值为1710亿美元（21.3兆日元）。由于几乎全部都是他创立公司的股票，所以一旦亚马逊的股价波动，其资产价值也会大幅波动。

在2022年福布斯世界首富榜上，前30名的资产总额为312兆日元。这是巨额的量级。

与个人投资者相比，机构运营规模更是几何数量级

相比之下，世界上最大的养老基金是日本政府养老基金“GPIF”。截至2022年6月底，其管理资产总额为194.7251兆日元。据了解自2001财年以来，累计理财收益为101.6787兆日元，投资回报相当显著。而全球养老基金管理的总资产估值为7160兆日元（约53兆美元）。

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是法国AXA。截至2022年6月底资产管理总额为8440亿欧元（约合117兆日元），第二名是德国的Allianz。而全球保险公司管理的总资产估计为5184兆日元（约38兆美元）。

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是美国BlackRock。截至2022年6月底，管理资产总额为9.5兆美元（约1290兆日元）。而全球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的总资产估值为约15000兆日元（111兆美元）。数额单位已超过兆，进入京了。

顺便提一下，个人投资者持有的资产总额超过100万美元（约1.3亿日元）的富人，所拥有的金融资产（包括存款）全球加起来共计93兆美元（约2550兆日元）。此外全球中产阶级的金融资产（即个人资产在10-100万美元（约1300万-1.3亿日元）），达到84兆美元（约1340兆日元）。

这样看来，伊隆·马斯克27兆日元已是一笔不小的数额，但从整体上看，所占比例相当之小。

1920年的股票投资热潮与大萧条

机构投资者在当今拥有如此巨大的存在感，可在马克思所生活的19世纪和1929年大萧条时期，存在感几乎没有，这完全是无可比拟的。主要因为当时还没有广泛民众参与的公共养老基金或终身寿险。进入20世纪以来，企业开始自主设立养老基金，但几乎都没有渗透。

此外，一般信托基金机制从18世纪就已开始，但面向个人投资者的投资信托基金的普及，开始于1929年股市崩盘前夕的20年代；正好赶上了个人投资者掀起股票投资热潮的时期。

在美国，总部位于波士顿的MFS投资公司、State Street惠灵顿是最早开始发售其首个开放式投资信托基金公司。在德国，经济学家Hermann Zilcher博士于1923年开发了投资商业协会机制，法国也在20年代出现了投资信托基金的原型产品。

然而受大萧条打击、成为全球金融市场核心的美国，企业有价证券发行量急剧下降。 许多证券公司破产，金融市场整体陷入大幅降温。

GM通用汽车提议通过股权投资建立企业年金计划

证券市场严重失信。作为重建的姑且对策，美国政府终于出台了法律条例，于1933年颁布了《银行法》和《证券法》，1934年颁布了《证券交易所法》，1935年颁布了《公益事业持股公司法》，1939年颁布了《信托契约法》，1940年颁布了《投资公司法》和《投资顾问法》。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面向个人的投资产品还没有完全开花结果。

然而，战后情况完全改变。 据说，正是美国汽车巨头通用汽车创造了这一转折点。当时的通用汽车总裁查尔斯·威尔逊，建议成立一个名为全美汽车工会（UAW）的企业年金基金，且提案内容十分创新。

因为过去的企业年金制度，一般都是通过人寿保险公司进行债券投资管理的。然而，威尔逊预计养老金支付将在未来大幅增长，于是坚持以股票投资而不是债券投资的形式进行管理。这就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企业年金制度的普及。

从美国向欧洲渗透

通用汽车创设以股票管理为主体的企业养老基金的时机正是美国股市上涨的时机。听到通用汽车企业年金基金成功的消息，其他公司也开始创建类似的企业养老基金。

在美国，由州和地方政府的公务员参与的公务员养老基金也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但最初只允许使用债券。然而进入战后，认可股票投资的趋势进一步蔓延；例如加州CalPERS是美国最大的公务员养老基金，1968年允许其管理资产的25%为上限进行股票投资，并于1984年进一步取消了25%的上限。

战后，欧洲也遵循了同样的路线。例如英国在1920世纪大萧条后，职业养老保险（每个行业的养老基金）制度诞生并渗透。 1933年职业养老金的加入率为13%，1956年为33%，1960年代超过40%。1946年通过了《国家保险法》，为居住在英国的所有人提供最低福利，建立了公共养老金制度。德国和法国的发展趋势也基本相似。

企业年金制度于20世纪50年代在日本普及

日本也是如此。1937年战争期间制定的《退休公积金制度》和《退休津贴法》是日本首次实行强制性公共养老金制度。对象是拥有超过50名员工的企业。

企业年金方面，得知通用汽车的成功经验后，十條製紙（当时）和三菱电机于1952年创设了企业年金制度。当时尚且还没有税收优惠，可1950年代企业年金制度已在在日本推广开来。

1957年，興国人絹パルプ（当时）和品川白煉瓦（当时）开始采用外部储备方法在信托银行积存养老金资金以备隔离破产（即使公司破产，也不会影响其持有的资产）。 于是健全的企业养老金机制被独立设计出来。到1960年已有210家企业设立了企业年金制度。

战后的发达国家，不仅公共养老金和企业年金，连个人养老金制度都是由政府主导的。 其背景是，随着政府财政中社会保障预算负担的加重，政府希望鼓励个人建立养老金资产。企业年金方面，由资产管理的固定给付（DB）类型转向由个人担责选择操作的固定缴款（DC）类型转移。

机构投资者成为股票市场的主要参与者

设立这种养老基金极大改变了社会方式。具体来说，“投资者”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1955年，非机构投资者占上市公司股东总数的72.8%，机构投资者占20.8%。1980年，非机构投资者占59.7%，机构投资者占30.7%。 在此期间，已发行股份的余额增长了约5倍。

相比之下，企业年金基金的持有量从60亿美元增加到1758亿美元；在短短25年内增长了30倍。公务员养老基金和个人养老基金的持有量都大幅增加。

今天，当人们听说养老基金在股票上投资时会提出质疑，“我们宝贵的养老金资产在金融市场这样的危险地方运作，这算什么？” 然而截至2019年，机构投资者在全球上市股票市场中所占的份额已经达到41%。单就美国上市股市而言，这一比率高达72%。

股市不再是“神秘人士金钱游戏的市场”，而是机构投资者为主角的舞台。

“劳动者人人都是投资者”的时代

再次重申一遍，何为机构投资者？即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这样的不是用自己资金进行投资管理，只是受客户委托进行投资管理的机构。客户包括养老金参与者、保险人和共同基金购买者。换句话说客户是普通公民。热切期盼创设养老基金的，正是劳动者自身。

现在，是时候从马克思主义的“资本家”概念中抽离出来了。 “资本家”作为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人格，如今事实上已占少数。现今的资本家，不是那些贪婪地剥削、作为遥远存在的企业老板或富人，劳动者人人都是投资者。在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时，已开始在扮演着资本主义社会投资者的角色。

企业的支配关系也是如此，全球视野的企业才能控制我们劳动者；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以投资者身份控制着全球性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