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中国为什么不必走美国老路，可以学日本德国

姚洋：中国创新不必走美国老路

也可以学学日本和德国

过去10年，中国从两方面经历了非常重要的结构转型，一方面是从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转到以国内需求为主的增长模式。2010 年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靠“三驾马车”，出口、房地产、其他各贡献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左右。2012 年之后，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低，国内需求大大增加。

另一方面的转变是中国工业化时代的高峰基本上过去。人类经济史有一个规律：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和工业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例一般都先上升，峰值在35%左右，然后下降。中国的这一数据在2010年达到35%，然后从2012年也开始缓慢下降。

上面这两个转型都说明我们外延式扩张的时代已经结束，今后要转向内生型发展。要实现这个转换，创新就一定要跟上。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经济的常识：中国经济的变与不变》一书中提出，中国未来的创新之路要和文化传统结合起来；中国创新不必走美国老路，也可以学学日本和德国。

从0到1的创新

说到创新，很多人只关注硅谷所谓的从0到1 的创新。从0到1的创新是什么？苹果手机就很典型。苹果手机一出来，原来传统的手机基本上没有市场。2006年之前很有名的手机牌子，比如摩托罗拉、诺基亚等都因为苹果手机的创新而倒下。这就是从0 到1 的创新，它是颠覆性的，一个新产品出来使旧的产品完全被淘汰，美国多年都是从0 到1 创新的大国和引领者。

从0到1的创新优势是永远站在世界技术前沿，可以拿到巨额的垄断利润。智能手机品牌虽然已经发展到过百上千家，但苹果一家的利润就将近占所有智能手机企业利润的90%，尽管它的销量并不是最高的。剩下的华为、三星、小米等加起来也就占10% 多一点。根本原因就是苹果在颠覆性创新上先行一步，功能和创新性一直领先，这就是从0 到1 创新的好处。

但是我们还要看到从0到1创新的另一面，即成本非常高。一个新产品出来，旧产品就要死去。它是创造性的，对传统产业是毁灭性的，毁灭的不仅是传统产品，还有对应的设备甚至产业带。美国经济靠从0到1的创新实现了持续增长，但主要增长都集中在西海岸、东海岸，加上中间创新能力较强的个别城市，剩下大部分地区没有多少发展。美国中西部的贫困超乎想象，这里的工作机会几乎全部被创新毁掉，因为从0 到1 的创新不培育中间产业，相应的工作机会自然也不会有。富士康即便在美国设厂，也找不到合格的工人，只能从中国招工人。

从0到1的创新走得太久以后，美国就缺少好的工作机会给到普通人，最终使美国形成了两极分化，大量的穷人和少数极其富有的人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

面对如此巨大的鸿沟，美国还能保持几十年的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和美国崇尚个人主义的文化有关。这种文化使得美国人从骨子里就接受自力更生，不能胜任被公司裁掉以后也没有太多怨言。当年我毕业的时候，母校威斯康星大学的化学专业世界领先，很多同学毕业以后踌躇满志，到最好的制药公司工作。

但金融危机使有些同学被解雇。那还是10 年前，大家也还年轻，能继续找工作。如今又有同学再次被解雇，50 多岁的博士无法胜任高科技的工作，只能到超市应聘，干一些杂活儿。但他们没有发泄什么不满，而是认为成败由人、接受现实。中国文化是不是这样的？在我们国家，如果50多岁的博士去超市应聘收银员、理货员，能不能做到面对现实、无怨无悔？我并不是说中国的文化不适合从0到1的创新，我们也有很多从0到1的创新优势和成果，我只是在启发大家一起思考中国是不是适合像美国一样只专注于从0到1的创新。

从1到N的创新

相比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创新模式更多是从1到N的创新。德国默克集团专注于手机屏幕的液晶研发和生产，全球75% 的液晶都是默克公司生产的，它就把这个东西做到极致。默克公司已经有300年历史，到今天一直做得非常好。

德国人知道他们和美国竞争互联网和芯片领域没有优势，因此采取差异化的创新战略，推出工业4.0，为自己的传统制造业插上翅膀，进行柔性生产，不求技术大突破，只专注于一个接一个的微创新和优化，然后把一类产品做到世界最好，从而占领全球市场。这就是德国模式。德国的自主主义属于秩序自由主义，先把秩序搞好，在秩序基础上追求自由。因此，整个德国社会也很稳定和谐。到今天，德国的工业就业仍然占全部就业的25%，美国的这一比例不到10%。

中国创新道路的选择

中国接下来一定要做好创新，但我们的创新之路一定要想好。在选择时我们要直面现实，好好地理解一下我们自己的民族性，要想清楚我们到底是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更多一点。我个人的观察是，中国人的心理跨度很大，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都有。

一些成功的企业家从某 种意义上说就是典型的个人主义英雄，虽然他们背后也有强大的团队，但不可否认他们有很卓越的企业家才华。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会觉得这样的企业家拥有巨额的个人财富是理所应得的，我们这个民族有认同和推崇个人主义的一面。

但与此同时，我们对集体主义也有很高的认同和推崇。央企领导不用说，很多民营企业家在谈到企业发展时，也都把为国争光放在前面。我们习惯于从大到小，先有国后有家的思维，尊重权威、报效国家、不喜欢思辨、追求和谐，这也是我们骨子里的文化。因此，中国接下来走一条什么样的创新之路，要和自己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对于具体的技术路线选择，有两个维度参考：一个是历史维度，一个是地理维度。

先说历史维度。我们，20 世纪50 年代就开始搞农业优先发展战略，对这个战略的批评很多。但客观地说，对此的看法也应该一分为二：我们既犯了很多错误，浪费了很多资源，但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 年因为农业优先发展战略给工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自己和家人都曾在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工作，这是一家1956 年建立的公司，是当时苏联援建中国的156 个项目之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国家输电设备行业的脊梁。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推行出口导向战略，因为当时我们按比较优势发展就应该暂时放弃重工业，大力发展出口加工业和比较优势明显的劳动力密集产业。但历史在不断进步。经过20 年发展，中国服装鞋帽类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占比达到顶峰以后直线下降，如今占出口的比重已经不到10%。

相反，电子产品出口占比上升到30%，机械产品出口占比上升到40%。40年走了一个轮回。其实，我们还有一些重工业比西方企业做得更好，比如济南二机床厂。这也是一家纯国企，销售额并不是特别高，每年不到100 亿元，但它非常专注于技术研发和创新，不搞规模扩张，把数控机床做到了极致。尤其是汽车的冲压机床，其产品如今可以打败德国、日本的对手，出口到美国。过去，我们是买别人的机器设备，别人派工人到中国来安装调试。如今，济南二机厂把产品出口到美国福特公司，派工人到美国帮他们组装，教美国工人运转机器。这个机器还插上了互联网的翅膀，配备了远程监控，有小毛病在济南就能通过工程师远程解决，大问题再派人过去。中国这样的企业其实并不少，只是没有人挖掘它们。

再说地理维度。我们有适合从0到1创新的地方，深圳、杭州、苏州都有潜力成为世界的创新中心，但是绝大多数地方还是做从1到N的创新。即便整个世界都在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也还是要有人生产钢铁、轮船，这是我们的优势，不应该丢掉。在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密集型的行业也还有生存的基础。三、四线城市很难在创新上和深圳看齐，也没有必要这么做。如果三、四线城市非要在从0到1的创新上发力，那深圳干什么？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亚文化，没有必要每个企业、每个地区都搞从0到1的创新，都去冲击世界最前沿。前文我多次提到的我的家乡江西新干县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

如果从历史和地理两个维度考虑中国的创新选择，我们首先会发现一个事实：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过去，我们永远都在检讨自己，觉得自己这也做得不够，那也不够。以中国企业在世界500强中的数量为例，我们10年前和10年后有很大差别，可在数量上赶上来之后，我们又开始抱怨大而不强。如果中国在500 强榜单上既多又强，世界其他国家该如何应对中国？我们现在人均GDP 刚刚9000美元，就想把人家人均GDP5万美元国家的事情都做好，别人一定想办法控制中国，以保持自己的发展机会。

如开头所讲，我们已经出现两大转变，今后的发展迫切需要我们正视创新，但创新一定要正视自己的历史与地理，一定要从自己的文化出发，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创新之路。从0 到1 的创新要做，从1到N 的创新也一样要重视。每个地方根据自己的阶段和特质，都一步一个脚印把现在的事情做好才是我们最好的路。如果从新中国成立70 年的角度来思考，我们走过一段弯路。但总体而言，改革开放又让我们回到了正确的路上，改革开放以后的这条路走得非常踏实、非常正确，要好好走下去。

当前，全球经济持续震荡，旧体系已被打破，新格局尚未形成。面对国内外的多元态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从中国当前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变量切入，运用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知识，结合对真实世界的观察、研究与实践，将经济理论与现实问题相统一，揭示经济活动中蕴含的常识。

本书阐述了作者对经济发展、共同富裕、教育公平、技术创新、金融改革、民企发展等诸多重要议题的理解与分析，并对“十四五”规划期间的重点政策和重要原则进行解读，帮助读者精准把握经济大势与政策逻辑。

共同富裕离不开教育公平

城乡教育差距急需缩小

高质量发展是今后一段时间我国经济转型的方向。近年来，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国内消费的比重增加，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过剩产能大大减少；房地产库存不断消化；杠杆率快速上升的势头得到抑制。在这个节点上，中国经济迎来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2.0版本，其核心就是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从何入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经济的常识：中国经济的变与不变》一书中提出，从世界范围的经验以及我国的具体实践来看，发展高质量的制造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重要抓手。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一些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动力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只有11个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迈入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在这些经济体的诸多共性中，制造业的发展是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在经济发展的早期，这些经济体都经历了持久和深入的工业化，并在进入中等收入之后20年至25年达到顶峰；此时，制造业就业比例达到35%，增加值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40%以上。在此之后，这些经济体开始去工业化过程，制造业的就业和增加值份额都开始下降，但是，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继续保持上升势头，说明制造业的创新和升级仍然非常活跃。反观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它们既没有彻底的工业化，也没有制造业的持续发展。制造业之所以是造成两类国家分野的主因之一，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制造业是一个国家技术创新的源泉。制造业的部门很多，新产品层出不穷，旧产品的改进空间也很大，因此具备近乎无限的创新空间。反观资源产业和服务业，创新的空间就相对有限。资源产业发展到今天，其采掘技术已经非常成熟，进步空间很小。在这种情况下，丰富的资源往往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福音，因为社会的注意力会集中在对资源的争夺上，由此极容易造成畸形的产业结构和腐败的风险。而服务业的技术进步空间也很小，容易形成过度的“创新”。比如，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金融自由化之后，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金融部门迅速膨胀，从而造成了整个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对实体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挤压，中间技术的企业纷纷迁移到海外，制造业大幅萎缩，中间工作机会消失殆尽。当今美国社会的撕裂，与其畸形的经济结构有很大的关系。

其次，制造业是高质量服务业发展的动力。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服务业的规模远大于制造业，但这不等于说它们的产业结构很完美。恰恰相反，这些国家的服务业都是像家政服务、餐饮这样的低端服务业，金融、保险、设计、咨询和教育这样的高端服务业比例很低。高端服务业一定是在国民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出现的，而早期收入水平的提高，只能由制造业提供。另一方面，制造业本身的发展，也催生针对企业的高质量服务业。服务业的本质之一就是服务于制造业；没有成熟的制造业，就不可能有好的服务业。

第三，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的关键。保持国际竞争力不仅是为了把产品卖到别的国家去，更是为了提升本国经济创造附加值的能力、保持国内经济的稳定。许多发展中国家拥有很多的资源，却总是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陷入国际贸易分工的陷阱中不能自拔。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本国工业基础过于薄弱，无法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另外，由于没有像样的工业，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依赖进口提供民众的日常消费品，一旦出现国际市场供应紧张或本国货币贬值的情况，国内物价就会暴涨，从而造成社会的动荡。

中国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恰逢其时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前30年的艰苦奋斗和后40年的强力赶超，我国的工业化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和出口产品价值均居世界首位，并且拥有世界上最齐全的工业门类和最大的产业大军；在一些高科技领域，我国已然进入世界第一阵营。与其他成功的经济体一样，在深入工业化之后，我国也进入了去工业化进程。但是，去工业化仅仅指的是工业就业和增加值份额下降，而不是说工业停止增长。恰恰相反，现在正是需要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时候。

与先进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的质量仍然拥有巨大的提升空间。我国的人均收入仍然只是美国的四分之一左右，我们没有必要因为这个差距而感到自愧弗如。过去70年的伟大成就告诉我们，我国有能力在短时间内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拥有巨大提升空间

制造业是强国之基，从根本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拥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首先是要发挥市场的作用。在工业化的高峰时期，制造业的发展路径是比较明确的；特别是在我国，出口是推动我国工业化的重要手段，因而，政府只要促进出口产业的发展就完成了一大半的任务。在工业化高峰过去之后，上大项目、搞大工程的时代结束了，精细化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在这个阶段，市场分散的挑选机制就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创新的最大特点是不确定性，而处理不确定性的最好办法是分散决策，因为分散决策不仅有利于收集信息，而且有利于降低失败之后的成本。

在这方面，德国和日本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这两个国家在其他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就业已经降到10%以下的时候，它们的制造业就业仍然在25%左右。尽管大企业在两个国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它们的制造业能够长期处于世界前沿，与其数不清的“隐形冠军”有很大关系。所谓“隐形冠军”，就是在一个细分领域走在世界前列，且在这个领域的国际市场上拥有很大市场份额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往往只给大企业做配套产品，因而不为公众所知晓，但它们是推动制造业技术进步的主力。它们最终能够成为冠军，完全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我国也存在许多这样的“隐形冠军”；工业和信息化部和一些省份每年都更新“隐形冠军”的统计。这是好事，可以促进社会对中小高精尖制造业企业的认识；但也要避免把发展“隐形冠军”作为政绩指标的倾向，以避免出现揠苗助长的现象。

其次是要做好对社会资金的引导，让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如何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是世界性的难题。我国政府已经多次出台政策，鼓励金融部门的资金向中小企业倾斜。这些政策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改进的空间仍然很大。必须认识到的是，中小企业的经营风险较高，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要广开门路，在拓展融资渠道上多下功夫。一方面，要发挥市场的作用，适当鼓励金融创新，以分散的形式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另一方面，要利用新技术提供的机会，帮助银行提高控制风险的能力，从而促进它们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比如，区块链技术可以实现对企业经营环节的全面监控，以区块链技术为底层架构的供应链金融可以大大降低对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

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民众生活的便利程度；在过去的几年里，在此基础上发展的经营模式创新层出不穷。然而，互联网热也导致“互联网焦虑”：一个企业如果不“触网”，似乎就不先进、没有创新。社会上也弥漫着挣快钱的风气，资金都蜂拥到所谓的“风口”行业，反而造成极大的资金浪费。高质量发展目标的提出，起到了为创新正本清源的作用。各级政府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实体经济，投入到实实在在的产品创新上去。

第三是要做好科研成果的转化和人才的培养工作。在过去的20年里，我国的科研实力实现了快速的赶超，科研质量大大提高，但是科研成果的转化仍然是一个大问题。此外，尽管大学教育实现了大发展，但毕业生的结构无法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在高等教育方面，对现有的高校进行分类，将部分高校转型为技术类大学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在过去的20年里，高校纷纷升级，都想成为研究型大学，这种倾向需要扭转。即使是在美国这样的高等教育大国，真正的研究型大学也就100多家；以此观之，我国1200多所高校当中，绝大多数应该转型为技术型或纯教学型大学。

第四是要为制造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近年来，政府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减税降费措施，切实地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成本。但是，减税是有限度的，政府还要在其他方面想办法。一是增加政策的稳定性，杜绝朝令夕改的现象。政府要集中精力稳定宏观经济，减少对经济的干预。二是专注于营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慎重出台产业鼓励政策。我国的产业政策总体是成功的，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骗补”现象就是其中之一。三是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稳定制造业的工人队伍。

美国等国的“再工业化”之所以难以启动，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从事工业生产了。我国也开始出现了这样的苗头，大量工人流出制造业，到收入更高的服务业工作。过去，工人的收入与技术员的收入差距不大，计件工人的工资甚至可以超过技术员的工资；而且，八级工制度给予工人较高的社会地位，让工人安心从事生产工作。为此，应鼓励大企业开办职业技校，建立新的工人职称体系，提升工人的社会地位。

制造业是我国的立国之本，高质量发展必须落实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上来。如果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0版本的主要任务是完成经济结构调整的话，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2.0版本就是要聚焦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在国际形势多变的今天，发展高质量制造业、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显得尤为重要。未来30年，是我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成为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制造业在其中必然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

当前，全球经济持续震荡，旧体系已被打破，新格局尚未形成。面对国内外的多元态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从中国当前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变量切入，运用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知识，结合对真实世界的观察、研究与实践，将经济理论与现实问题相统一，揭示经济活动中蕴含的常识。

本书阐述了作者对经济发展、共同富裕、教育公平、技术创新、金融改革、民企发展等诸多重要议题的理解与分析，并对“十四五”规划期间的重点政策和重要原则进行解读，帮助读者精准把握经济大势与政策逻辑。

来源：内容自中信出版社《经济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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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姚洋

书号：9787521747430

定价：69.00

出版时间：2022年10月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