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多年前的如烟往事写成的一篇散文：我与俄语的缘分

我与俄语的缘分

梦回二中

高中时，曾读过著名诗人贺敬之的长诗“回延安”，“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那滚烫的诗句至今仍在我的脑海中回荡。

年纪大了，夜里常常睡不安稳，后半夜爱做梦，梦中经常回到二中校园，在五爱堂的教室里背书或大声念俄语，在三好楼前的操场上散步，在凹形区旧楼朱松奎老师的寝室里开团组织会。五十年前的历历往事，在轻烟飘渺中清晰，又随着轻烟渐渐散去而消逝。好几次在梦中惊醒，梦境竟然是那么相似，每次都是临近期终考试，发现俄语的课文还没有复习完，单词还没有记熟，心中一惊这可怎么是好？醒了。可见俄语已在我的心中留下深深的印痕。

初中俄语打下基础

小时候，我的一个姨妈从国外回来，带回一些国外的稀奇小物件，有印度的塑料花篮，非洲的小工艺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说起来，她可能还是与江泽民同年代的地下党战友，因为她也是在金陵加入的党组织，解放后分到外交部工作，在埃及、也门、乌干达等多个国家大使馆任职。也许因为这个原因，使我有了学好外语将来出国的念头，有了那么一点动力。

初中进了“十八初”，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学校，统共只有六个班，实际上是杭州卖鱼桥小学的带帽初中，实实在在是当年大跃进年代的产物。但现在看，卖鱼桥小学已经成了杭州市的一个教育集团，属于优质教育资源而成为众多房产公司售房的卖点。“十八初”还是长征中学的前身，现在长征中学也是一家重点中学了。“十八初”学校虽小，设施也较差，但唐代刘禹锡有一句名言，“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由于有几个好的教师，在拱墅区的几次统考中都取得好成绩，把正规部队“杭三中”甩在后头。教俄语的女老师是华东师大毕业的沈老师，教学水平不差，为我们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条件。

要学好外语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记得俄语的第一次单元考试我就吃了一只鸭子，不及格，给我浇了一头冷水，因为此前还从来没有不及格过。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赶上去，但那时好多同学都来自周边的农村，那时文一路旁边都是农田，茅草丛生，他们大多不爱学俄语，俄语课常常吵翻天，几个调皮的同学一搭一档，怪腔怪调故意把俄语的劳动念成“赖婆鸡”，把过去式念成癞痢婆儿，因为这个女老师的头发比较稀疏，气得老师当场哭泣。活学活用刚学会的俄语好朋友一词，乱点鸳鸯谱，某某和某某是好朋友（俄语），引得全堂哄笑不止，课再也上不下去。

那年头没有义务教育，学生的流失率较高，来自农村的学生陆续辍学去做工挣钱，五十几个人的班级渐渐只剩下三十几个，俄语课堂渐渐安静，让我们能学完全部的课程。应该说，这个老师教得很好，为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至今仍能很顺口地背诵出一首用俄语写成的儿歌，翻译成中文就是“玉米大，玉米黄，我们坐在玉米上，我们歌唱公社好！”，这很符合当时的社会形势。沈老师还教我们唱一首著名的俄语歌曲“喀秋莎”，至今我和大桩、葛婷等诸多同学都会唱。

1962年7月，高中升学考试填志愿表，我信心满满，不知天高地厚，在重点中学一栏中竟然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第三志愿通通填上杭二中，一副义无反顾非杭二中不去的势头。这也说明那时的我们有充分的自由，这等升学的大事家长根本不来管我们的事。而今，为了送子女进重点，一掷千金的学区房和择校费，今非昔比啊！

高中时代妙趣横生的俄语

图为杭二中俄语老师胡淑珍

如愿进了杭二中，还进了丁班，说是俄语班中的重点班。当然，我也有自知之明，在这个按时下时髦称呼为“学霸”众多的班级中，可谓众鹤立鸡群，我至多是鸡群中的一个成员，当然，现在所谓的“鸡”有歧义，不雅，但我想这只不过是一个比喻而已。数理化的成绩虽说也不是惨不忍睹，记得在陈德利老师的调教下，数学考试有时也能得到一百多分的成绩，因为碰巧做对了附加题，但是我感到最有底气的还是俄语。由于担心成绩不够，在入学很长的一段的时间内，我没有勇气向亲爱的团支部递交入团申请书。

教我们俄语的胡淑珍老师给我们的中学时代留下了最深的印象，最难忘的是第一节俄语课，胡老师身着一条绿色的裙子，上穿白色的衬衣，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身板笔挺地走进教室，眼睛里透着一股自信，让同学们留下一丝害怕。因为，我知道有许多人都怵俄语，确实俄语很烦，要变格变位，还有什么时态，单词又长又拗口，还有那个卷舌的儿，更使人对俄语失却信心。后来听说伟人列宁也发不好这个音，还听说俄罗斯有20%的人不会发这个音，才慢慢释然。算起来，俄语要花费掉我们多少时间和精力，宝贵的童子功都付注在这门课上。多少年来，我都记得胡老师随着班长“夫斯打一节”的号令昂胸阔步款款走进教室的那一瞬间。

每天早晨的早自修时间，教室里总是蛙声一片，这边是“啊牙牙，乌油油，同一或二，哦姆，耶姆，耶姆，耶耶耶“的背诵俄语变格表，那边是背诵诸葛亮出师表抑或是辛弃疾京口怀古，“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高中三年几乎一千个清晨里都是这样度过的，真是应了俄语课里的一句话，叫做“你好，劳动日的早晨”。我们背诵了拔萝卜，“家努特，巴家努特，位家奴气，涅莫固特”，背诵了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记住了那个贪得无厌的老太婆痛骂老头“图拉克”，知道了打老K中的图拉克原来就是傻瓜的意思。

我们背诵了奥斯特洛夫斯基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的那段名言，甚至多少年过去了，还能从嘴里蹦出这段话。还背诵了马克思五十岁学俄语的故事，斯大林向列宁的誓言，还有在我们国家最著名的东方红。吴蓓莉同学几年前到俄罗斯旅游，一天天上的乌云散去，一轮红日渐渐升起，一句久违的俄语从她的记忆深处淌出，“索怒最，夫杂斯罗”，太阳升，这句最最贴近当时情景的俄语竟然从一位中国大妈的口中脱口而出，惊呆了俄国导游和游人。吴蓓莉事后感慨地对我说，真是童子功厉害啊！

胡老师对我严格要求

我那时记忆力好，能记住很多单词，有些同学学了后面的课文，往往把前面忘记了，我倒能记住以前学的单词，这对提高俄语水平很有好处。因此，我的俄语成绩还可以，不敢说是尖子，但在班里也可以说在前茅。胡老师对我们学生都是一视同仁，并不会因为你成绩比较好而放松，反而要对你更严格，有一件事我至今想来还是记忆犹新，有一次俄语作业本发下来，明明我做得是正确的，但是胡老师要求我把每道题都重抄几遍，而且要求抄在细格子的俄语本子上，我感觉很没有面子，因为这是供俄语初学者使用的专用本子。

开始我想不通，我时间这么紧张，还有许多功课要做，可是还要我花很多时间去抄写俄语。胡老师耐心告诉我，因为我俄语字母书写得不规范，不好看，因此必须要从基本功抓起，重新在俄语格子本上书写，把字写好，对今后的俄语学习是有帮助的。听了胡老师耐心的劝说，我只得在本子上把作业又抄写了几遍，记得抄了好几遍，才基本上达到她的要求。

胡老师要求我们重视基本功，尤其是变格变位，这是俄语中最基本的东西，这是造房子的砖头。因此，我几乎每天把表格背诵一遍，像小和尚念经一样，即便有口无心，但对加强记忆力也是有好处的。

胡老师还要求我克服粗心大意的毛病，要细心，把做好的作业或试卷都仔细检查一遍，减少拼写的毛病。听了胡老师的话，我总是仔细检查，大大减少了拼写的低级错误。记得在学校一次俄语拼写竞赛中，要写一百个单词，我全部写对了，获得了一个优胜的名次。

俄语课上的众生相

图为当年的爱明儿同学

图为宗西同学前几年的照片

图为当年班长传庆在南京军校学习时的照片

图为李振中同学前几年在桐庐拉二胡的照片

回忆起高中时代的俄语课，可以说是精彩纷呈，妙趣横生，俄语课虽说是紧张，但是热烈，又带一点异国的风情。胡老师带领我们用特有的俄语腔调朗读风格迥异的范文，也别有风情，让我们沉浸在俄罗斯民族文化氛围中。在“一颗红心 二种准备”紧张而严肃的环境中，俄语带给我们一丝欢乐，让我们忘却面对选择的不安与担心。俄语给我们的高中生活添上了一抹亮色。

课堂上，胡老师总是以她鹰一样的眼睛扫射教室的每一个角落，不管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第一排，还是天高皇帝远的最后一排，使人不敢做小动作或开小差，如果头天复习得不充分，或没有把课文背诵熟练，心中总会忐忑不安，恐怕被胡老师叫到。

先说说“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第一排，如果没记错的话，坐在第一排的有石雪金、杜爱民、李振中，当然还有老Y先生和大力先生。李振中常常毕恭毕敬地站起来回答问题，一副认真学习的模样，容易得到老师的爱怜。石雪金是一个性格特点十分鲜明的女孩，身穿花布中式衣服，头上梳着两根不很粗的辫子，黑发中泛着黄发。她沉默寡言不合群，喜欢独来独往，学习非常用功刻苦，可以说是一般人根本做不到。

也许她信奉鲁迅“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在那个左倾思潮涌动的年代，她能一门心思专心学习而心无旁骛，现在想来是很不容易的。记得在国庆游行队伍走队列坐下来休息片刻的时候，她能拿出小本子背诵俄语单词，毫不顾忌别人异样的眼神，确实是要有一点勇气的，我钦佩她的勇气和胆量。现在看来，学习总归是学生的第一要务，能够专心学习总是好的。石雪金的俄语成绩不错，深得胡老师的肯定，好像在课堂上很少被叫到回答问题，所以印象已模糊。

课堂上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爱明同学，爱明年纪最小，脸上透着一股稚气，戴着一副厚玻璃的深度近视眼镜，眼睛倒是十分明亮清澈，可能是发育较迟，个子不高，三年高中始终坐在第一排。男同学们对他很亲切，总喜欢在他的名字后加上一个“儿”字，就像杭州话中称呼鸭儿、小鸡儿那么自然和贴切。

爱明脑子很好使，尤其是物理成绩很好，喜欢摆弄收音机之类的东西，动手能力特强，自己动手装出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简直把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一连声称赞他聪明，还傻傻地问他，没有电线怎么能发出声响？好像老底子我的祖母，老是认为无线电匣子中藏着一个小人在说话唱歌，百思不得其解。杜爱明理科成绩好，但对俄语有点怵，也许是时间不够用，也许是贪睡，有时没有把俄语备好，每当上课总盼望胡老师不要叫到他。但世上的事情往往相反，可能胡老师能看透你的心思，你没有准备好偏偏要叫到你。每每杜爱明背不出课文或回答不出问题时，脸上泛出红光，嘴里结巴着，嗫嚅着，嘴角尴尬地微笑着，那情那景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五十年也不曾消退。

坐在最后一排的可都是VIP，重量级的人物，你看有前几年还担任中央巡视组组长，在吉林、广西等地打虎拍蝇的宗西；俄语课代表是后来担任过浙江省工商联工作的詹天佑同学。他们的成绩都很好，但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担任过班长的传庆同学，传庆山东人，个子高高的，身穿黄军衣，俨然像是个南下干部，初中时期就担任班干部，老练沉稳，颇有大将的风范和自信，还得了一个和年龄极不相称和刺耳的雅号“老不死”，这个不雅的雅号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来愈弥足珍贵，因为谁不想长寿和康健，“老不死”是个多么美好的愿望和理想！

传庆学习非常用功，我们都是住校生，每当晚上九点寝室统一熄灯，我总能看到他捧着书本在走廊昏暗的灯光下孜孜不倦读书，或者是捧着他的红色面子的日记本在记日记，他有着非常好的记忆力，至今还能记得学生时代的许多细节。五十多年来，我总能在脑中浮现传庆班长在路灯下用功的模样。他操着不地道的杭州话，夹杂着浓重的山东腔，有同学经常喜欢模仿他特有的口音。他俄语成绩也不错，但用山东腔说俄语，腔调总是怪怪的，有时被叫起来读课文或回答问题，非常有趣而可爱，记得他念俄语中的一个助动词，我听起来总是觉得像是在说“捏一把黑芝麻”，也许山东人做面食，每天需要在面饼上撒上一把黑芝麻。

传庆是个有志气和理想的人，可惜后来没有给他更重的担子，使他一直心存一丝遗憾和惆怅

进高校学习

三年高中生活很快就过去了，这三年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不能倒流，三年在我们的人生中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记忆，是我们值得回味的一段刻骨铭心的亲身经历。

面对祖国的挑选，我进入了高校深造，应该感谢母校的教育与培养，也感谢胡老师给了我有力的工具，使我能敲开高校的门。进入解放军外院，现在名称叫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入学后我感到有一些纳闷，有好多从未谋面的首长竟然能准确地叫出我难认的名字。姚厥懋，懋下面应该是没有心字，但打不出来，明显是个生僻字。这个字是茂盛的茂的异体字，是我的一个堂祖父取得，厥是辈分，应为五行缺木，所以取了有两个木字的懋。

这个名字，十个人总有七八个读错，什么姚厥林，姚厥木，最好笑的是被初中的语文老师读成姚撮毛，幸亏那时风靡一时的样板戏还没有出来，否则我的绰号肯定是“智取威虎山”中的土匪“一撮毛”。这么难认的名字，怎么会知道？首长亲切地告诉我，我才知道我的高考俄语考了一百分高分，这个成绩因为当时比较少，所以让他们记住了我这个小人物生癖的名字。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母校杭二中的教学水平，显示了俄语老师的水平与造诣。

后来因为读的是英语专业，老师要求我们把俄语彻底扔掉，统统扔到苏联伏尔加河里，免得影响和干扰英语的教学。多么可惜啊，花了这么多功夫的俄语付之东流，别说心里有多痛！后来想如果中学学的是英语有多好啊，二中丙班的一位同学就因为凭着中学六年的英语功底，后来成为浙江医大的英语教授。

因为文革等原因打碎了我的美梦，在非常平凡的岗位上走过了职业生涯。但是，我毕竟努力过，奋斗过，这就够了。

下 连队学教六句俄语

要说俄语一点没有用也不是这样，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中苏因边界问题交恶，硝烟弥漫，当时我正好下放连队当兵。为了为打仗做准备，部队全体将士都要学会六句俄语，什么我们宽待俘虏、把手举起来，跟我来等等。部队在团部举行学习班，有教员教这六句俄语和六句蒙语，我也参加了这个学习班。

其实，我发现“教员”一点也不懂俄语，就是鹦鹉学舌，用中文拼凑注音，一字一顿，不厌其烦地教给大家，但对每个句子里每个俄语单词的含义根本不知道。我因为有一点俄语基础，很快就清楚了里面的含义，而且也很好记。比如宽待就是伟大的灵魂两个字的组合，举起手来就是手的复数再加上一个向上的介词等。足足半个月就是反反复复念叨这几句话，搞得人头昏脑胀很少是厌烦，这真是一次独特的学俄语的体验和经历。半个月后回到连队，又不厌其烦传授给战士们，一时间军营里都是朗朗的俄语声，仿佛我们又回到了中学时代。

感谢上帝，这场看来一触即发的战火后来没有烧起，最终双方的理智战胜了冲动，这六句俄语也没有派上用场。

马克思说，外语是人生斗争的工具。但我想，语言也是人类交流的工具，语言是表达情感的手段，语言更是人们为谋生在社会上立足的技巧。我喜爱俄语，因为它给我一段独特的经历，在我人生的道路上，尽管它没有给我一个施展才华的机会或舞台，但我仍深深地把它藏在我的心底，或许会陪伴我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