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服不服？满清的辫子与伊朗的头巾

剃发留辫

01

1644年满清入主中原后，颁发了“剃发令”，要求汉人留满族人的金钱鼠尾发型。

金钱鼠尾发型与我们在影视剧中看到的清朝人发型还不一样，它剃得更多，辫子更细，从前面看就是一个光头，从后面看，头顶中心留了铜钱那么大一片头发，梳成一根像老鼠尾巴那么粗的辫子。

这种发型不仅与汉人重视衣冠、讲究孝道的文化传统严重相悖，而且从审美上来看，它也极其丑陋猥琐。

满族服饰

“剃发令”颁布后，遭到了汉人，尤其是南方汉人的激烈抵抗，给满清统一中国造成了很大困难。即使这样，后来赵烈文和曾国藩谈话时，还感叹清朝得江山太容易。

反过来推，如果满清不颁布“剃发令”，尊重汉人的衣冠文化，那它得天下岂非易如反掌？

问题来了：“剃发令”显然增加了满清打江山的难度，为什么它还要坚持推行并不惜以屠杀的方式强制贯彻？难道就是想提升闯关难度秀一秀自己的实力？

非也。

“剃发令”大致有两个目的：

一是避免被汉族文化同化。满清统治者认真研究了历史上北魏、辽、金、元灭亡的原因，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这些王朝学习汉人的陋习，抛弃了老祖宗的优良传统，变得文弱堕落。

二是检测臣民对满清的忠诚度。满清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中国，内心还是比较虚的，哪些人臣服自己，哪些人想着反叛，它无法一一审查，怎么办？一个辫子足矣。

剃头的人，意味着已经臣服或者不敢明目张胆反抗，不剃头的人，肯定是对满清统治不服的敌人。

既然是敌人，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为了满清江山永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到了这一步，辫子就不再是单纯的民族习俗、特色文化了，而是一种政治符号，是满清划分敌我、宣扬政治权威、强化政治认同的工具。

一句话：留不留辫子，反映了一个人对满清政府的态度。

后来，不论是三藩之乱，还是太平天国运动，抑或清末革命党人起义，领头人造反首先要干的一件大事就是剪辫子，以示反清，就是这个道理。

韩国影视剧中的满洲武士

02

满清的辫子是针对男人的，伊朗的头巾是针对女人的。本质上，它们都成了一种政治符号。

头巾不是宗教符号吗，如何成了政治符号？这就得扒一扒这段历史了。

伊朗，以前叫波斯，是一个拥有悠久灿烂历史文化的国家，有自己的本土宗教——拜火教。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明教（焚我残躯，熊熊圣火），与这个拜火教有很深的渊源。

1501年，萨法维王朝开始统治伊朗，把伊斯兰教立为国教，从此伊斯兰教成了伊朗的官方信仰，国王成了政教合一的领袖。

1779年，伊朗进入恺加王朝统治时代，恺加王朝后期，国力衰弱，王权衰微，伊斯兰教的一个分支——巴布教发动起义，从国王手中夺取了宗教权。

此后，伊朗王权与教权分庭抗礼，二元并立。其中，教权掌控着宗教、司法、教育等领域。

和中国大清王朝一样，恺加王朝后期也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地，国家前途堪忧。

1921年，伊朗哥萨克师副指挥官礼萨·汗上校，率领2500骑兵进入德黑兰，控制了首都。经过激烈的权力斗争后，礼萨·汗掌控了伊朗政权。1925年，礼萨·汗废了恺加王朝，建立了伊朗最后一个王朝——巴列维王朝。

礼萨·汗是一个铁腕民族主义者，他一心想“结束内战、实现社会转型、消除外国占领，进而开创一个民族复兴的时代”，其历史地位类似于土耳其的凯末尔。

上台后，礼萨·汗开启了伊朗世俗化改革，这里的世俗化就是西化、去宗教化，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生活方式。

头巾，是压迫女性的枷锁，也是宗权的代名词，与礼萨·汗解放女性、推行世俗化格格不入，是必须要废止的事物。

礼萨·汗

1928年，伊朗颁布《统一着装法》，规定除教徒外男子必须穿西式服装，戴西式帽子。

1934年，礼萨·汗从土耳其（土耳其是世俗化做得最好的国家）访问归来，开始在官方层面禁止女性佩戴头巾、穿着传统罩袍。他让王后和公主们带头穿欧式服装、不戴面纱，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引领社会风气。

据说有一个伊玛目（教职人员）对此不满，大骂王后，礼萨汗得知后大怒，驱车直奔过去，把那个伊玛目狠揍了一顿。

1935年7月，礼萨·汗出兵镇压了马什哈德市宗教势力反对废除妇女面纱和服饰改革的活动，迫使上层宗教势力暂时退却。

1936年1月17日，在德黑兰师范学校的一次典礼上，礼萨·汗正式将禁止佩戴头巾上升为国家政策，这一天也被定为伊朗妇女解放日。从这时候开始，头巾就成了一个政治符号。

03

和留辫子、裹小脚一样，延续了几百年的东西具有强大的惯性，很难靠行政命令短期禁绝了事。

起初，是强制留辫子，后来，是强制剪辫子。

清朝灭亡后，革命党人到处给人剪辫子，很多被剪了辫子的男人痛哭流涕，如丧考妣，说没脸见人，对不起祖宗云云，仿佛剪去的不是辫子，而是下面的鸡儿。

剪辫子

同理，对很多伊朗女人而言，摘头巾是难以接受的。

在礼萨·汗参加的那次典礼上，一些女性对在男人面前摘头巾感到极为尴尬，她们紧紧拥抱并站在墙边流汗，还极力遮挡自己的脸庞。仿佛去掉的不是头巾，而是贴身衣服。

摘掉头巾具有国家强制性，警察会在大街上或公共场合巡逻，一旦发现有人戴头巾，会当场处理。

为了捍卫头巾，很多女人甚至拒绝走出家门，拒绝去公共场所，还有一些女人因此移民去了其他允许戴头巾的国家。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苏军和英军开进伊朗，逼迫礼萨·汗与德国绝交（伊朗亲德，两国关系非同一般），礼萨·汗拒绝，被迫退位，长子礼萨·巴列维继位，这便是后来的著名的巴列维国王。

巴列维

巴列维从小就送去英美等国留学，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对伊朗的落后面貌十分不满。

另一方面，作为盟友的美国，为了防止伊朗发生苏式革命，强烈要求伊朗削减军事开支、惩办贪官污吏、任用温和分子、放松政治压制、进行土地改革。

因此，1963年，巴列维发起了“白色革命”，这是一场以土地改革为核心的、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多方面的改革，目的是推动伊朗现代化，把伊朗建设成君主政体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改革不仅触及到了伊朗人的灵魂，也触及到了伊朗人的口袋。

1971年到1973年，伊朗经济年均增速为14.3%，1977年人均收入已达2200美元，步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此外，科教文卫各项事业成果显著。小学入学人数从1960年的27万人增加到1977年1000万人，文盲率从85%下降到55%。1977年，有65%以上的人有了自己的住房。

70年代的伊朗女性

然而，经济发展迅速的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在迅速激化。

国王违背给予民众自由的承诺，变得越来越专制；改革解决了做蛋糕的问题，没有解决分蛋糕的问题，王室成员、国王亲信、政府官员以及军队，利用改革，捞取了巨额财富，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腐化透顶，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一贫如洗，在最低生活水平线上挣扎。

另一方面，西方资本、技术大量进入，伊朗社会生活日益西化，严重损害了宗教的利益。

宗教认为，西方文化使伊朗女性失去了传统美德，而头巾是伊斯兰谦逊意识的回归，是对西方殖民主义和欧洲文化的拒绝。因此，宗教号召女人戴上头巾。

此时，头巾仍然是一种政治符号，戴头巾意味着反抗西方文化入侵，意味着反抗巴列维王朝的专制统治。

04

巴列维的统治，激起了伊朗民众的普遍反对。

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经过多年西化，伊朗很多女人已经不信宗教了，但那一次，不管是信教的还是不信教的反对派女性，都戴上了头巾，以示对巴列维王朝的反抗。

1979年革命，注意看头巾已经戴回去了

在不信教的人看来，头巾无关宗教，巴列维王朝不让戴头巾，我就偏偏戴头巾。

头巾成了反巴列维的标志，反世俗化的标志，革命的标志。

在这场革命中，宗教领袖霍梅尼最终夺取了伊朗大权，成了政教合一的、至高无上的领袖。

霍梅尼

当年，霍梅尼流亡法国时曾表态：在伊斯兰共和国，女性将自由选择其活动、前途和着装。

掌握权力后，他的调子就变了，称头巾是伊斯兰的象征，是保护女性的盾牌，是用以抵抗破坏女性人性、荣誉、贞操的方式，是保护伊斯兰免受文化帝国主义侵害的手段。

1979年3月6日，霍梅尼下达了强制女性佩戴头巾的法令。

3月8日，曾经以佩戴头巾参加反对巴列维革命的女性们，又走上街头，反对强制佩戴头巾的法令，结果遭到了霍梅尼政权的无情镇压。

有人说，今天伊朗人流的泪，都是当初他们父辈脑子进的水。

这个问题，怎么说呢，绝大部分民众都是短视的，他们只会看到巴列维王朝得不好，而轻信霍梅尼的哄骗，无法预测霍梅尼政权的未来。

信息灵通、见多识广、聪明绝顶的知识分子都被忽悠得神魂颠倒，普通民众又怎能判断呢？所以，如果用“活该”或“求锤得锤”来评价伊朗民众的选择，我觉得不妥。

此后，凡是不佩戴头巾的女性，都将受到伊朗警察、安全部门、革命委员会成员的辱骂、恐吓、审问、攻击。

伊朗甚至设立了道德警察，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监督女性佩戴头巾，违规者将面临罚款、鞭打和入狱等惩罚，这一制度延续至今。

可以看出，戴不戴头巾，表面上是个宗教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国家认不认可着装自由、个人权利？

众所周知，伊朗是一个管制严厉的国家，如果头巾自由了，民众再要其他的自由，你给还是不给？如果都给了，神权国家还怎么统治？

政治就是这么微妙，要么不退，要么步步退，退无可退。

所以，女人选择头巾作为不满的宣泄口，伊朗政府就必须在头巾问题上严防死守，将不戴头巾的现象扼杀在萌芽状态，半点都不能妥协。

还是那句话——头巾，在这里只是一个政治符号。

最后，我想借用电影《功夫》开头的一段话，来表达我看今天国际新闻的心情：

“还有谁！ 这么漂亮的女人，就因为头巾戴的太松，你们就把她抓到这里来，让她死得不明不白，还有王法么？还有法律么？”

摘头巾抗议

焚烧头巾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