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段氏外科（六十二）孙桂芝运用动物类药治疗恶性肿瘤学术经验

孙桂芝教授运用动物类药治疗恶性肿瘤学术经验浅析

顾恪波，王逊，何立丽，孙桂芝

1.应用动物药的理论基础

1.1以人为本，须“以形为先”

孙教授认为，治疗恶性肿瘤的关键在于“以人为本，以脾肾为根，标本兼顾，寒热并用，攻补兼施”，因此在选方用药时尤其重视各类药物的合理应用及配伍，以使寒热、攻补等各类功效不同之药物尽量得到合理运用，各司其责，从而发挥整体最佳效用；其中最为重要，且至为根本者，则为“以人为本”这四个字。

正如明代张介宾在《景岳全书》中所指出的“凡欲治病者，必以形体为主；欲治形者，必以精血为先”，也就是说，治疗恶性肿瘤必须“以人为本”，重视养“形”而以“精血”为先。何也？概恶性肿瘤为极度恶性消耗之疾病，病情日重则精血日衰，以致人体日渐羸瘦而恶液质，如不以养“形”为重、以补养“精血”为先，则人体各脏器将得不到脾肾精血之充养而迅速功能减退甚至衰竭，以致根本无力抵抗恶性肿瘤之侵袭和转移。此正如兵家所言，“兵马未动，而粮草先行”，其理一也，即：要使人体正气能充分调动去抗击肿瘤，则必须“后勤保障”充分，精血充沛而源源不绝；否则病进人衰，势不久矣。

1.2治形固本，须“兼顾脾肾”

孙教授指出，治疗恶性肿瘤须“以脾肾为根”者，乃是因为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五脏六腑皆须得其充养，“脾胃功能得到恢复，水谷精微四布，气血化源充沛，肾精得以滋养，真阴真阳归于肾，则身体各脏腑得以濡润滋养和温煦生化”，因此，补脾是调养气血、益肾固精乃至治形固本之重要源泉；而“命门为元气之本，水火之宅，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岂非命门之阳气，正为脾胃之母乎”（《景岳全书》），故补肾（命门）即能助脾。且肾又主“封藏”，五脏六腑之精气尽皆归于肾而藏之，故“补脾”所得之精华亦能尽皆归诸于肾脏而蛰藏之，勿使泄露，反过来有利于脾之健旺，故“以脾肾为根”，则精血可以相互扶持，生化不绝，“人之本”就可得到保全，以致“瘤虽不止，而人息尚存”焉。

1.3带瘤生存，须“攻补兼施”

孙教授指出，仅仅是以“补脾益肾”之法应对，对于恶性肿瘤的治疗来讲也是很难实现“带瘤生存”的，这是因为恶性肿瘤的生长是倍增和高消耗性的，且其生物学特性是高度侵袭性和转移，其获得营养的方式远较人体正常组织强势，因此必须适度运用消伐的方法，才能抑制其生长、浸润和转移——这也就是说，在“补脾益肾”之法的基础上恰当运用“抗癌解毒”之法，就会为进一步“巩固脾肾，维护精血”提供相对有利的外部条件，这也体现了用药过程中必须予以“攻补兼施”的重要性。

1.4血肉有情，故“声气相应”

基于“养血填精，脾肾为根”，以及考虑到“攻补兼施”的重要性，因此，孙教授十分重视动物类药的使用，也十分善于使用各种动物类药，其理论渊源还来自“血肉有情”的观点。她不仅十分赞同清代名医叶天士所指出的“血肉有情，栽培身内精血”之观点，同时还认为动物类药物不仅补养精血之功效较好，且由于“血肉有情”、“声气相应”，于攻伐之时亦能取效甚捷，是以“攻补兼施”之时常为首选。

2.动物药的具体运用

补益为主的动物药孙教授指出，补益类动物药的使用具有悠久的历史，并经历代医家补充完善，已臻至较为成熟。如《黄帝内经》中最早记载“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是运用动物类药物（“五畜”）补益人体精气理论之发端；而后东汉名医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实际运用当归生姜羊肉汤、黄连阿胶鸡子黄汤等治疗疾病，进一步证实了动物类药在温养扶形、滋肾填精等方面具有确切疗效。随后，隋唐名医孙思邈在其著作《千金翼方》中首倡“有情、无情”之观点，认为猪、牛、羊、狗等血肉有情之品的补益作用较无情之品相对突出，并提出“以脏养脏”之法——食动物肝以治“夜盲”之证。至于金元时期，以“攻邪”为主要特色的医家张从正亦非常重视厚味填补下元，认为“药之气味厚者，直趋于下而气力不衰也”，首倡天真丸以“补虚损”，即用胎衣之类血肉有情之品填补真阴；而补土派医家李东垣也根据自身临床实践，提出“以形补形”之说，以有形之羊肉来补人之肌肉，认为“羊肉有形之物，能补有形肌肉之气，故曰补可去弱”。元代著名滋阴派医家朱丹溪更创制“大补阴丸”，以猪脊髓、龟板等滋阴补髓，而以羊肉、龟板、虎胫骨等制成的“虎潜丸”在治疗精血不足之“脚痿”证方面疗效显著。到了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收录了众多动物类药，其所用疗法、剂型甚多，而阐述亦颇深刻，如收录了《韩氏医通》中的“异类有情丸”，以鹿角霜、龟板、虎胫骨、猪脊髓等制作成丸以滋阴补阳；又收录了以紫河车为主的“河车大造丸”，滋阴清热、补肺益肾，治疗虚劳咳嗽、骨蒸潮热等证。至清代，众多著名医家如叶天士、吴鞠通等对动物类补益药亦十分推崇，使用颇频，尤以叶天士注重“血肉有情”之说，并明确提出“血肉有情，栽培身内精血”的观点，认为“夫精血皆有形，以草木无情之物为补益，声气必不相应血肉有情，栽培身内之精血。但王道无近功，多用自有益”，指出血肉有情之品对于精血的栽培有其独特之疗效，但需缓缓培之，不可操之过急，“多用自有益”；另一温病大家吴鞠通在治疗温病后期伤阴动风时所创制的“三甲复脉汤”也非常实用，屡起沉疴，是运用动物甲类药的典范。

孙教授在总结前人经验基础上，结合自身临床实践，认为具有补益作用的“血肉有情之品”多归肝、肾二经，主要用于滋阴潜阳、益肾填精等。其中味咸、性温者，功效侧重在壮阳助火，并可进而起到扶脾暖胃之功效；而味甘、性寒者，则侧重在滋阴补液、调和肝肾、生精养血。由于肿瘤乃是“久虚成积，久积成劳”之病，虚损至极，状似“虚劳”，肝肾阴亏而精血内夺；而又邪毒内盛，“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邪气大实而精气大损，故属大虚大实之证，补之不当，反可致身体不能承受，又“五脏之伤，穷必及肾”，故选用具有益肾填精、补髓养血、温阳益气等作用的血肉有情之品以补益肾元、精血之亏损，此即《黄帝内经》所言：“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相较于“无情”之草木，血肉有情之品与人体有形之精血有“声气相应”之优点，补泻随应，而药性不似草木之品峻烈，正如明代戴思恭所言“不当用峻烈之剂，惟当温养滋补，以久取效，天雄附子之类，投之太多，适足以发其虚阳，缘内无精血，不足当此猛剂”，是以运用血肉有情、厚味深沉之物，直入肝肾二经，滋阴潜阳、填精生髓，温精化气、益气还神，久而久之于病人有“形神兼补”之功效，其作用往往是草木类药物所不能及的。

孙教授常用的补益肝肾之品有龟板、鳖甲、桑螵蛸、雄蚕蛾、鹿角霜等。其中，龟板味咸而甘，性寒，归肝肾心经，其功用为“滋阴潜阳，益肾健骨，养血补心”。孙教授临床常用剂量为10-15g。

鳖甲味甘、咸而性寒，归肝肾经，功效为“滋阴潜阳，软坚散结，退热除蒸”。最早在《神农本草经》中即有其主治“心腹症瘕坚积，去痞息肉”的记载，而在《金匮要略》中也有以鳖甲为君药的“鳖甲煎丸”以治疗癥瘕、疟母；临床常用剂量为10-15g。

事实上，孙教授常将龟板与鳖甲相须为用，用于食道癌、胃癌、肝癌、胰腺癌、肺癌、乳腺癌等各种肿瘤的治疗，多年临床实践证明，其填精生髓、养血和营、调补肝肾、滋阴潜阳的作用十分突出，为其他植物类药所不可替代。

此外，孙教授常用的温补类动物药中，也不乏“补中喻攻”者，如雄蚕蛾味咸，性温，有小毒，归肝、肾经。《本草纲目》中明确记载其“益精气，强阴益精”。

攻伐为主的动物药攻伐类动物药，如露蜂房、炮山甲、土鳖虫、九香虫、蝼蛄、僵蚕、地龙、鼠妇等，世人皆以为攻伐之重剂，有些甚至有毒，故临床时轻易不用。孙教授早年也曾有所顾忌，但随着临床实践经验的积累，经过长期临床体验，证实这些攻伐类动物药确有其独特之疗效，临床只需注意认证准确、辨证使用、合理配伍、剂量适当，则不仅没有明显的副作用，反而疗效十分突出，概由于动物类攻伐药亦属“血肉有情”之品，与人体气血相应，故而能发挥其独特效用。

如露蜂房，为膜翅目胡蜂科昆虫黄星长脚黄蜂或多种近缘昆虫的巢，性味甘、平，有毒，入肝、胃经，功效“攻毒消肿，止血镇痛”，由于切合“癌毒属热，易于腐血败肉而溃烂、出血、流水”等病机，孙教授常用之于食管癌、胃癌、大肠癌、乳腺癌、肺癌、卵巢癌等各种肿瘤的治疗。《滇南本草》还指出其可“治一切虚证，阳痿无子，采服之”，说明其不仅具有攻伐之作用，尚可补肾阳之亏损，属“攻补兼施”可选之佳品。通过多年临床实践，孙教授认为带子蜂房疗效更佳。

3.小结

如上所述，孙教授认为动物类药物在恶性肿瘤的治疗中因其“血肉有情”之特性，无论攻补均可发挥较好的疗效，但其临床应用仍在进一步探索与完善中，其作用机制亦须进一步临床与实验研究加以深入验证，以便更好的指导临床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