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多中国的地主当中，刘文彩的名头无疑是最为“响亮”的，很多当代人关于旧时地主的印象，都来自于各种文章对于刘文彩的描述，四川的很多老百姓也都听说过“刘文彩，喝人奶”这件事。

而他曾经的庄园，如今也成为了一处旅游景点，距离成都不远。

作恶多端的刘文彩

1959年春节，刘文彩的地主庄园开始开门迎客。

此次一共有19个展室，并且被分为了3个模块，他过去奢侈的生活，从那些昂贵的家具中还能看到踪影，此外，他是结合恶霸、土匪、军阀、官僚、封建会门的“五位一体”。

他的一生，充满了罪恶，若是了解他的生平，也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他这样的人，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出来的。

刘文彩一家兄弟六人，他能够发迹，其实也离不开一个重要的人物：刘文辉。

兄弟中，刘文彩排行老五，而刘文辉排行老六，当刘文辉成为“西南王”的时候，也正是刘文彩可以高枕无忧的时候。

刘文彩的成长经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问题青年，当年连《三字经》都没有读完的他，干脆直接逃学出走，他也总是不务正业，常常溜出去赌博。

家里人给刘文彩交代了一项特殊任务：照看小弟刘文辉。

让刘文辉发迹的军阀之路上，刘文彩也没闲着，兄弟两人一个做生意一个当军阀，反正目标都差不多，就是捞钱。

1925年，刘文辉就直接将司令部设立在了成都，至于财政之类的事情，就被交给刘文彩全权负责。

兄弟俩关系很好，还有专用的电话线，每天都会进行一次通话，可周遭的老百姓就倒霉了。

刘文彩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中，最粗暴的就是“高押金”、“高地租”和“高利贷”。

仅仅从这些来看，他都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地主，因为他有“枪”。

他的土地和房产，遍布在川西、川南和现在的成都一带，颇具影响。

当年，刘文彩为了巩固自身的势力，招兵买马组建起了一个团的兵力，自己亲自来当团长，他还被委任为叙南清乡总司令。

他自己整了个银行，在当地直接就是垄断。

随后，类似于山货、面纱、药材、盐巴等等生意，只要是有利润的，就一定有刘文彩参与。

而其他普通的小生意人面对刘文彩只能发出无奈的感慨，谁能和一个军商合体的地主抢生意？

他去搞药材生意，当地十几家药店全部关门，他去弄航运，其他几家轮船公司就破产。

生意做不下去的人，很多都去种地了。

可当农民也别想轻松，刘文彩和他弟弟直接将税征到很多年以后了，这也被称为“田赋预征”。

这些做法在当年的四川军阀中非常常见。

按照1935年的情况，刘湘征到了1975年，杨森征到1979年，最狠的莫过于刘存厚，即使到了今天，“欠”他的税还得再还几十年。

可税收着收着，刘文彩似乎淡出了。

这并不是刘文彩“良心发现”了，而是他的弟弟刘文辉斗不过刘湘，只能让出富庶的地方。

1932年，刘文彩退回了川南地区之后，还是将税多收了17年。

此外，只要是刘文彩能管得到的人，都能被他给收一笔税，什么码头捐、马路费、护商税、糖税、盐税等等，只要是还在呼吸，都能被刘文彩收税。

在各行各业都被刘文彩一人垄断之后，他在川南可谓是横行霸道，再也没有人可以阻拦。

贪财之人从不嫌弃钱多，刘文彩还继续从其他角度找着来钱的路子。

鸦片在晚清时期就被国人深恶痛绝，刘文彩在1927年召开了一次“川南禁烟”会议。

然而，“禁烟”是假，卖烟才是真。

他这就等于告诉大家：任何人都不能在他的地盘上搞这种高利润贸易，只有他一家能做。

由于鸦片的危害性极大，并且具有强烈的成瘾性，刘文彩手下的叙府成为了一座烟城。

一座仅仅只有万户之多的小城，竟然有着大小烟馆一百多家。

整个叙府，都被刘文彩折腾的够呛。

当时是军阀乱世，他能如此横行霸道，也得看刘文辉混得如何。

从1932年，刘文辉和“四川王”刘湘开战，刘湘的部队一路势如破竹，将刘文辉打得鸡飞狗跳。

刘文辉的退让，也就注定了刘文彩的失利。

叙府本来在刘文彩的控制下，他知道刘湘早晚要来，自己对军事是丝毫不懂，也做好了弃城逃跑的打算。

走之前，城内几乎被抢劫一空。

1941年，刘文彩还召集起了一个“公益协进会”，经过几年的发展，成为了40年代川西农村势力极为雄厚的袍哥组织。

而刘文彩的名字再度“威震川西”，当地的老百姓们都极度害怕。

安仁镇此时作为刘文彩的大本营，俨然一“国中之国”的模样。

一位名叫鄢烈山的杂文家写道：“刘文彩聚敛财富主要是靠枪杆子和印把子，我看给他定性为‘大地主’，是之见因不见果，不仅肤浅，还美化了刘文彩。”

在这样的一生中，刘文彩一共有过五个老婆。

其中王玉清是陪伴刘文彩走过最后岁月的女人，在解放后，她四处帮助别人做活，生活也相当艰辛，一直到后来才重新嫁人，可由于她的独特身份，也吃过不少苦头。

她一直都在安仁镇，孑然一身，最终于2004年去世。

可似乎她对于自己的身份有一种偏执，之前一直有人说刘文彩是“霸占”她的，可她本人不同意，始终都坚持着“我是被刘文彩明媒正娶”的。

刘文彩的终章，也有些下场凄凉的感觉。

一次，他刚刚从街上回来，腹部就出现了胀痛的感觉，此后鲜血总是喷涌而出，家人请来医生，诊断他有肺病，那会是1947年，刘文彩60岁。

1949年10月17日，此时的新中国已经诞生，他知道西南也守不住了，那天，他的公馆上面站满了乌鸦，他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便吵着要回安仁。

离开成都还不到二十里地，刘文彩的病就发作了，家人都觉得他这次扛不住了，因此决定让司机掉头，不能让他死在路上。

刘文彩醒来，左看右看，发现自己并没有在安仁，还是在成都的公馆，他也断气了。

当时正好赶上解放军进攻大西南，刘文彩的家人们知道他的罪孽不可饶恕，于是草草举办了葬礼，棺木也运回了安仁。

他的家财，也最终充公。

而他的坟，也没有逃脱被挖开的命运。

急着为刘文彩辩护的孙子

只有上了些岁数的人，才知道刘文彩是当年川西地区赫赫有名的“教父”。

“四大地主”，即使有“周扒皮”这样的人存在，刘文彩依旧高居榜首。

然而，在前些年，刘文彩庄园外面活跃着一个戴着眼镜的男人，他总是滔滔不绝向前来旅游的游客们“讲述”着过去的很多事情，此人不是讲解员，而是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

按照刘氏的家谱来看，刘小飞不该是这个名字，他的名字应当是刘世飞。

当年兵荒马乱，刘文彩违背了历史的潮流，注定将灰飞烟灭，刘世飞也就成为了刘小飞。

然而，刘小飞跟刘文彩其实并没有多深的感情，两人的共处时间只有几个月。

1949年，刘文彩已经病危了，3岁的刘小飞被父母从安仁带到了公馆，刘文彩捏了捏他的脸，问道：“这是谁家的娃娃？”

旁人回答说：“这是老二元华家的。”

之后不久，刘文彩病逝，再之后，安仁的公馆也被解放军接手。

后来刘元华当了一名铁路工人，他的妻子也当了钻井公司的员工，一家人搬到了隆昌。

刘小飞也和父母走了差不多的道路，他来到川庆钻井公司当工人，一直到退休。

在他频繁出现的时候，也已经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了。

刘小飞在面对游客的时候，一句“我是刘文彩的孙子”，就能吸引来很多游客的目光。

他年轻的时候也交往过女朋友，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人家一听他是“刘文彩孙子”，都不愿意和他结婚。

估计是因为这件事的影响，刘小飞就将后半生几乎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为刘文彩“正名”之上。

在他的同事眼里，刘小飞的行为近乎于偏执。

刘涛是刘小飞的同事，也见证过刘小飞那种情绪激动的讲解。

至于刘小飞“讨不到老婆”的说法，刘涛却说：“多少年来，不断有人给他介绍对象，可是他都拒绝了，我知道的都有三四次了。”

单从朋友的角度出发，刘涛不希望刘小飞就这样偏执下去，他觉得身体还是要紧的，因为刘小飞本身就有糖尿病，身体也总是出问题，还是孤单一人。

刘文彩做的恶是板上钉钉的，一个人的说辞，改变不了发生过的历史。

重庆师范大学的副教授谭松也曾听说过刘小飞，随后调查过那些关于刘文彩的历史。

从2008年开始，他先后走访过很多人，也得出了刘文彩此前作恶多端的结论。

在调查之后，他也更加反感刘小飞这种“义务讲解”的方式，因为在他的观念里，历史最忌讳的是感性。

在过去，刘文彩这个名字突然被大家熟知，是因为电影《收租院》当中的描述：刘文彩喝人奶。

当时的描述是这样的：刘文彩为了喝到新鲜的人奶，每天都要强迫贫下中农的妇女为他挤奶，她们面前摆着碗，若是挤不出来，就要遭受毒打。

特别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很多学生，都会顺口说“刘文彩，吃人奶”。

刘家的后人，刘文辉的孙子，是《人民中国》的首席摄影记者刘世昭。

有人采访他的时候，他说：“我爷爷当年的确就是军阀，也贩卖过鸦片，这就是真实的历史，该承认的咱就要承认。”

而刘文彩的儿子刘元富承认过刘文彩“喝人奶”这件事。

刘元富被一档历史类节目采访过，他面对镜头讲述了当年的事情。

“当时，在刘文彩重病的时候，那个时候医学还不发达，有的人认为人奶的营养更好，所以刘文彩就吃了大概十几天不到一个月，可是在刘文彩吃了人奶之后，又开始吐血，他就不吃了。”

参考

“大恶霸”刘文彩的真实历史(图) 新华网

侯文学：“高端人士”喝人奶，让人想起刘文彩 湖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