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玉玲面对苦痛的人生：丧女之痛、三次患癌，88岁也玩微信

陶玉玲在电影《柳堡的故事》(1958)中的影像

陶玉玲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凭借《柳堡的故事》(1958)和《霓虹灯下的哨兵》(1964)中的两个具有淳朴、善良、憨厚的女性人物，并且把这两个典型的中国妇女美好的精神世界和浓郁的乡士气息呈现在银幕上，堪称中国妇女的典型。

陶玉玲在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1964)中的影像

最初她在故事片《柳堡的故事》中，她扮演聪慧、俊美而又多情的二妹子。

她那质朴、细腻的表演，赢得了人们的普遍赞赏和喜爱。

陶玉玲在电影《江山多娇》(1959)中的影像

接着，她在银幕上又塑造了许多不同类型、不同性格的人物，如《江山多娇》(1959)中纯真、上进的农村姑娘凤儿，《英雄岛》(1959)中年轻活泼、勤快善良的女教师洪秀江，《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文静、贤惠、朴实进步的支前模范春妮等。

陶玉玲在电影《英雄岛》(1959)中的影像

至今在我国银幕上出现的诸多农村妇女形象中，还很少有像陶玉玲所饰演的形象那样成功的，不过这里面也有导演王苹(1916-1990)的功劳，把王苹放到现在，绝对是拍偶像剧的高手。

【同意考大学，分配到前线话剧团】

陶玉玲1934年10月28日出生于江苏省镇江市，从小聪明伶俐，喜欢文艺，能歌善舞。

陶玉玲(后排左一)与父母弟妹

在她14岁的时候，解放军解放了她的家乡一一江苏镇江，她和老乡们敲锣打鼓欢迎肩枪荷弹的解放军的同时，也欢迎来背着道具的文工团演员们。

后来，她看了文工团演出的《白毛女》和《血相仇》，她被戏中人物的命运和遭退感动得落了泪。

华东军政大学文艺系合影(后排左二为陶玉玲)

在她感动之余，也很希望自己能穿上军装，在台子上跳舞、演戏、歌唱……

这天，文工团到学校招生。她把这喜讯告诉家人，可是，得到的只是阴沉的脸和不可违抗的摇头。

不久，华东军政大学来招生，家里人同意她去报名。她被录取了。

陶玉玲(右一)与华东军政大学合影

每天出操，上课，唱歌，坐在背包上听陈毅校长做报告，十几个人围着一盆菜蹲在地上吃……她仍然是一名文娱活动积极分子，搞宣传，跳毛巾舞，她都一马当先。

军政大学分科，成立文艺系，她被分配到文艺系戏剧队当学员。

在学习期间，她在表演、形体、台词、声乐等方面，受到了全面的训练。

陶玉玲和战友合影

光阴荏苒，转眼间学习结业了。

她又被分配到华东军区文艺干部训练班当辅导员。

这可是个难题，训练班的学员都是连以上干部，她这个小姑娘怎么辅导人家？她硬着头皮接受了任务。

之后，她又被分配到华东军区解放军艺术剧院(即后来的南京军区)当演员。

【到连队生活，在剧坛初露锋芒】

陶玉玲在艺术剧院里，开始是为演出配效果。

对这个工作，别人感到乏味，而她却兴致很浓！每天，她可在幕边看同事们演出，有时一连能看上好几场。

陶玉玲在电影《江山多娇》(1959)中的影像

剧院负责人为了更好地培养她，让她到连队去体验生活，她愉快地到山东的一个连队去做文化教员。

白天，她教战士们学文化，学唱歌，学跳舞，晚上，到一位贫农老大娘家里去住。

夜间，她还要像战士一样去放哨。

陶玉玲和田华在电影《江山多娇》(1959)中的影像

半年多的连队生活，为她以后的艺术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她从连队回到剧院，不久，参加《东海最前线》的排演，而且演戏中的主角杨赛英。这是她第一次演大戏。

在南京演出几场后，她就被调到北京，准备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做汇报演出。

陶玉玲在电影《江山多娇》(1959)中的影像

可是，在对节目预审时，部队领导批评她的表演“不真实且过于英雄状”。她难过极了。躲在没人的地方，偷偷地哭了……

剧院负责人十分理解她的心，多次找她促膝相谈，给她讲铁杵磨成针、功到自然成的道理，使她受到启发。经过几天的复排后，最终获得演出资格。

陶玉玲和田华在电影《江山多娇》(1959)中的影像

结果，演出效果是令人满意的。这次演出最终在北京打响了，各种报刊上出现了陶玉玲的名字，《戏剧报》曾把这个戏的剧照作为封面。

这次演出，证明陶玉玲的表演艺术大有长进，朴实自然的风格初见端倪，也使她在剧坛上初露锋芒。

《大众电影》1958年第4期，《柳堡的故事》(1958)宣传照，陶玉玲

【九九艳阳天，二妹子成经典】

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在当时可是全军比较优秀的文艺团体。

多年来，一直坚持为部队服务、为基层服务的方针。每年深入基层演出8个月以上。

陶玉玲在这个人才辈出的剧团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成长着，壮大着。

陶玉玲在电影《柳堡的故事》(1958)中的影像

1955年，前线话剧团的胡石言(1924-2002)写了一部电影剧本《柳堡的故事》，八一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导演王苹决定请21岁的话剧演员陶玉玲饰演“二妹子”这一角色。

当时陶玉玲正在东海前线演出，由于化装时间长，脸完全肿了，一只眼睛也肿得老高。有人说，导演选了又选，结果选来个“肿眼睛”。

陶玉玲和廖有梁在电影《柳堡的故事》(1958)中的影像

但是王苹没有动摇，并且到江苏拍外景时和她住一间屋。除了帮助她设计角色，在思想和生活上也给予她无微不至的关怀。

陶玉玲初拍电影就遇到这样一位导演，使她感到荣幸，她也一直视王苹为她的老师。

陶玉玲在电影《柳堡的故事》(1958)中的影像

王苹是一位才华出众、待人热忱的导演，她耐心地教她有关电影方面的基本知识，她给她讲电影演员怎样创造角色，启发她要演出自已的特点，追求自己的艺术魅力。

并领着她走到田间，跟社员一起干活，和船工学习撑船。

陶玉玲在电影《柳堡的故事》(1958)中的影像

还为她设计了细腻的表达内心矛盾的形体动作，如戴花、打小牛、端水……帮助她分析角色，掌握好人物的分寸。

陶玉玲是一位才思敏锐的演员，她没有辜负导演的期望，出色地完成了角色创作任务。

“九九艳阳天”的歌声飘向祖国的所有工厂、田野，二妹子的生动形象深深印在广大观众的心里。

陶玉玲在电影《柳堡的故事》(1958)中的影像

之后，陶玉玲又应邀到长影拍摄电影《烈火红心》。该片拍了一半便停了下来。

这期间，王苹正在拍摄《江山多娇》一片，她又在这部影片中饰演了农村姑娘凤儿一角。

由于本单位演出任务繁重，她便只好在通化电影外景地和浙江海防前线话剧演出现场之间频繁往来。

陶玉玲在电影《英雄岛》(1959)中的影像

1959年，她出席了全国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参加了国庆十周年宴会。

宴会上，她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总理亲切地对她说：“你还年轻，受到观众的赞扬，不要骄傲，要好好学习。”

【剧团不肯放人，承受丧女之痛】

这时的八一厂想把陶玉玲调入厂里，作为重点培养对象，但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却不肯放人。

陶玉玲与丈夫黄国林

陶玉玲听从团里的安排，将下部队演出当作第一要务。当时好几个电影厂找陶玉玲拍电影，都被她不得不推掉了。

另外，当时陶玉玲刚和团里的黄国林于1958年年底结婚。

1931年出生于江西吉安一个书香门第的黄国林，14岁就参了军，成为部队文工团的一名歌剧和话剧演员。1955年，黄国林调入南京前线话剧团。

在团里，两人初次见面，黄国林就被陶玉玲甜甜的笑容吸引了，陶玉玲也在之后的相处中，对这个踏实能干，无论领导交代什么任务，总能完成得很好的小伙子产生了好感。

在那个人人都很羞涩的年代，是黄国林的老班长帮他们戳破了那层窗户纸。经过一段时间的恋爱之后，两人才最终走到了一起。

陶玉玲和马学士在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1964)中的影像

婚后生下个女儿，由于同是前线话剧团的演员，两人经常要下部队演出。他两不在的时候就交给家人看护。

有一天，八个月大的女儿出现了严重的感染症状，家人们将她送到医院，病情发展非常快，医生对此也束手无策。

陶玉玲和马学士在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1964)中的影像

等陶玉玲赶到医院时，孩子已经不幸夭折。悲痛欲绝的陶玉玲陷入伤痛，如果不是丈夫黄国林的抚慰，她不知自己要怎样熬过那些惨淡的日子。

失去大女儿后，他们又有了两个女儿。陶玉玲曾说：“最幸运的事就是遇见了黄国林，最幸福的事就是嫁给了他。”

导演王苹(左一)与《霓虹灯下的哨兵》(1964)的剧组演员

【脱下军装，到晶体管厂当工人】

1962年，南京前线话剧团以上海警备区“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事迹为题材，排演了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先后在南京、上海演出，引发轰动。

陶玉玲饰演的质朴善良、深明大义的农村妇女春妮，虽然戏份不多，却令人眼前一亮。

原前线话剧团到“南京路上好八连”参观

后来，前线话剧团演出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轰动了北京，不但群众热烈欢迎，就连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都观看了演出，并和演员们一起照了像。

周总理先后看了7次，还曾亲自到后台对道具和服装提出修改意见，邓大姐也嘱咐饰演春妮的陶玉玲，不要紧张，把话说清楚。这个剧在北京演了三个月，盛况空前。

毛主席、周总理亲切接见陶玉玲

1964年，周总理指示，要将这部话剧搬上银幕，一句台词不改，一位演员不换。

导演则是王苹和葛鑫(1917-2000)，影片中女主角春妮的角色，自然由陶玉玲出演。

影片开拍前，毛主席接见了陶玉玲等人，表示了殷切的期望。

陶玉玲在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1964)中的影像

影片上映后，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反响。陶玉玲的表演更为细腻、真实，感人，塑造了令观众铭记不忘的艺术形象。

当她正想在银幕上多拍些电影的时候，由于环境的突然变化，无情的风暴自然也席卷到了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

陶玉玲在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1964)中的影像

陶玉玲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她不得不脱下了穿了20年的军装。

由于她爱人黄国林被调到南通一个国营农场，她便到南通晶体管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

当她的领章和帽徽被扒掉时，她的心如同被撕裂般的难过。

陶玉玲在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1964)中的影像

在工厂，她虽只当个预备工，工资降到34元，还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女儿，生活相当艰苦，但是她看到普通工人们不求名利地位，天天为国家创造财富，内心十分感动。

由于她工作积极，待人诚恳，工人们都非常爱和这位被打倒的“电影明星”在一起。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陶玉玲在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1964)中的影像

1972年，她调到市文工团任副团长，参加排演话剧《常青草》，在南京、苏州、常州、扬州等地演出时，因为她在剧中担任主要角色，成千上百观众排长队购票争相观看。

在市文工团期间，她既是领导，又是演员，演出装拆合时，她拉板车、扛灯箱，从不叫一声苦，一有空，还到食堂帮厨师洗菜、淘米，还常常挎着大篮子到烧饼店给小学员们买早点……

【终生的遗憾，未见最后一面】

1975年，她有机会来到北京。一到北京，她就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长信，把几年来的生活情况报告给周总理，并问候他身体健康。她当时住在北京电影制片厂。

一天，周总理的秘书打来了电话，说让陶玉玲上午10点去中南海，总理接见她。不巧，她到中关村姐姐家去了。接电话人追到她姐姐家，她又到和平里妹妹家去了。11点多，她才返回北影厂。

当她得知错过了约定的时间，急得哭了起来！

中午，总理秘书又打来电话，让陶玉玲下午4点去中南海。她捧着电话记录，激动得热泪顺着面颊流下来了！……下午3点，陶玉玲便赶到中南海西北门。她依在一棵小树旁，静静地等待着。

3点45分了，她走到大门口，见黑板上写着，4点，陶玉玲进；她走到第二个门，见黑板上写着：4点，陶玉玲进。

她往里走着，心砰砰地跳着，想到马上就要见到敬爱的总理了，她几乎是小跑起来……

突然，一辆小车迎面开来，她心里抖地一颤：别是总理出去呀！车上可别是总理呀……车到跟前了，减速了，呵，果然是总理，总理向她招招手，点点头，车又开走了。

电影《江山多娇》(1959)宣传照，陶玉玲和田华

她见到了邓大姐，邓大姐说：总理接见外宾去了，并转告了总理留下的话。总理说，要安心工作，要与工人、农民打成一片。只要为人民服务，就有光辉灿烂的前程。

她向邓大姐汇报了自己的工作情况，谈了一个小时，才走出中南海。

她漫无目标地在街上走着，一路回想着去中南海的情景，深悔上午不该外出，刚才不该在门外等着。想不到总理在车上向她招手，向她点头，竞是最后一面。

【三次患癌，88岁也玩微信】

1978年，陶玉玲正式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当演员，爱人黄国林则调到总政文化部。此时的她已经44岁，整整14年时间里，陶玉玲都没有再登上大银幕。

陶玉玲在电影《二泉映月》(1979)中的影像

她早已错过了对于一个女演员来说最好的时光。而八一厂大多拍摄军事题材影片，女性角色本就不多，留给陶玉玲的更是少之又少。

不过，她还是先后在《二泉映月》(1979)、《三个失踪的人》(1980)和《奸细》(1980)中扮演了几个角色。

电影《奸细》(1980)剧照，陶玉玲

虽然这几个角色在影片中的分量并不重，但她认真演好每一个镜头，创作态度严肃，一丝不苟。

在《奸细》中，她饰演一个以服装店女老板为身分的我党地下交通站站长杨慧芳，为了创造好角色，地到北京红都服装店体验生活，了解服装工人，学习和掌握他们的形体动作，因而，为刻划人物准备了条件。

接着，她开始在《如意》(1982)、《远离战争年代》(1987)、《炮兵少校》(1993)等影片中，塑造了众多母亲的形象。

就在她心怀感恩努力拍戏的时候，命运的打击再一次降临。

1993年，60岁的陶玉玲正在为电视剧《趟过男人河的女人》做准备，由于长期牙痛，她在进组前去了医院，结果检查出口腔上腭有恶性肿瘤，必须做手术。

医生的治疗方案是从面部动刀切除肿瘤，视表演艺术为生命的她无法接受这个手术方案，医生最终采取了从口腔进入切除肿瘤的手术，换了人造上腭。

术后40多个日日夜夜，陶玉玲度过了炼狱般的生活，没法张嘴说话，也不能吃饭，只能靠输液维持营养。全身疼痛，伤口更是像刀刮一样痛，脑子里像爆炸一样嗡嗡作响，汗水湿透了衣服。

之后她又遭遇了第2次、第3次癌症，换成别人可能早吓死了，她均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病魔。

一次是在体检中查出肺癌，不得不将肺叶切除。2013年，她又“再次中奖”，患上了基底细胞癌。

就在她积极抗癌的时候，爱人黄国林也患上了结肠癌。

陶玉玲与爱人黄国林

他们夫妻俩以豁达乐观的心态互相扶持，互相鼓励，成为一对坚强的抗癌夫妻，控制住了病情。黄国林活到2017年，享年86岁。

如今88岁的陶玉玲也已经抗癌20多年了，但她仍然活跃在大银幕和小荧屏前，她与时俱进，接受新鲜事物，还学会了玩微信。

陶玉玲在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1964)中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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