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5·19”：难以承受之重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22期

作者：杨中旭

1985年5月19日子夜来临之前，路透社驻北京记者安东尼·巴克顾不得擦去脸上的汗水，便扑到电传打字机前，抢先发出了当晚中国-香港足球赛结束后出现“骚乱事件”的消息。

这则电讯中，他突出了亲身经历的惊险场面：一群因中国队意外失利而怒不可遏的球迷围住了他的小轿车，“一位球迷对我大声吼道‘谁好？中国，还是香港？答错了我宰了你！’”他还报道，“这批闹事分子主要是年轻人，他们开始砸汽车，大声嚷：‘外国人！外国人！’”

18天之后，著名作家刘心武的长篇纪实文学《5·19长镜头》草就，上述文字出现在文章的开头。

狂热情绪下的狂躁

曾雪麟，是当时国内足球教练中的佼佼者，他率领的北京队，以其标志性的“小、快、灵”风格，在国内比赛中取得了不俗的战绩。苏永舜1982年辞去国家队主教练一职之后，曾雪麟走马上任。

曾带队后成绩斐然，1983年中国在泰国曼谷参加奥运会预选赛，与韩国队打成3：3平，完全没有后来的“恐韩症”；1984年底，他率队前往新加坡参加亚洲杯赛，一路过关斩将杀入决赛，最后获得亚军。这是中国男足历史上的最佳战绩，至今无人超越。

第二年的2月，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小组赛打响，中国队与香港队、澳门队、文莱队同组，其中只有香港队略具实力。

就在与香港队客场比赛打响之前，中国队在昆明以2：0击败了1984-1985赛季欧洲联盟杯亚军、匈牙利维多顿队。欧洲劲旅也成了手下败将，而且香港队连续3届在省港杯中被广东队击败。一个省队都踢不过，拿什么来抗衡亚洲亚军？一股乐观的情绪在中国队蔓延开来。

出兵香江之前，国家体委的领导看望了国家队，赛前的鼓励动员不外乎“打出风格，打出水平，不要背包袱”这样的话。这位领导最后加了一句：务求首战告捷！

当时的中国体育界，刚好处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大捷后的特殊时期，不仅体委官员期望高，民众的期待也随着亚洲杯亚军的成绩水涨船高。于是，当国家队在香港仅仅收获了一个0：0之后，受到了舆论界猛烈的批评。作家理由在《5·19，倾斜的足球场》一文中这样评述：5·19的火种，就这样星星点点地播下了！

随后的4场比赛，中国队横扫澳门队和文莱队。大连球迷王岩清楚地记得，1985年5月19日晚间，家中的黑白电视机里传来的是解说员孙正平略显亢奋的声音：中国队和香港队的成绩都是4胜1平积9分，但中国队的净胜球比香港队多6个。

也就是说，在5月19日工人体育场这个主场，中国队只要打平即可小组出线。

迎战香港队之前，中国队在5月12日以6：0轻取澳门队。双方实力悬殊，场上形势一边倒。理由后来评述：球迷觉得很过瘾，对中国队的期望进一步升级，对香港队不能平，必须胜，而且要大胜。

在5月14日出版的《足球报》中，主编严俊君发表了署名文章《竹密难挡流水过》，认为香港队防守在严密，毕竟难挡中国队的连续进攻，预测中国至少2：0击败香港队。

中国队队员李辉则在“5·19”20周年时回忆，大家对香港队基本不了解，只知道他们有个叫胡国雄的老队员复出了，但一个36岁的老将还能干什么？中国队对文莱和中国澳门能够全胜，中国香港也能，说明他们还是有一点实力的，但这实力也就是对我们少输点。曾雪麟曾请求去看香港队的比赛，但因各种原因没去成，大家都觉得没什么，香港队的比赛还用看吗？

曾雪麟没有去香港，香港队主教练郭家明却来了北京。5月12日晚，这个中年人在工体看台观看了中国队与澳门队的比赛。他还注意搜集内地舆论走向，很快发现，本来可以保平争胜的中国队已经被推上了必须全力争胜的华山一条路。

后来郭家明在接受《足球报》采访时承认，当时他已经发觉有机可乘。

民族的狂热情绪将比赛导向另外一个轨道早已不是第一次。

1950年世界杯足球赛在巴西举行，当时四强赛采取循环制，最后一场比赛之前，东道主巴西队已经两战全胜，而乌拉圭队一胜一平，巴西队只要在马拉卡纳主场打平即可首夺雷米特杯。“但我们不能踢平，我们必须大败乌拉圭队”。球王贝利后来在自传中这样描述普通巴西人当时的心境——贝利当年只有10岁，把耳朵凑到家里的收音机旁收听了现场直播。当乌拉圭队打入2：1反超的一球时，贝利在自传中写道：马拉卡纳大球场内死一般沉寂。

23年前那个5·19的夜晚，巴西队的伤痛经历被中国队复制。

本该主动进攻的香港队出人意料地打起了稳守反击，本该引蛇出洞的中国队不出意料地开始全力进攻。果然，香港队在19分钟先得一分，12分钟后，中国队由李辉将比分扳平。现场解说孙正平甚至激动得猛一拍桌子，喊道：进啦！中场休息时，孙正平接到央视负责人电话，告诫他要注意自己的情绪。

下半场开场不久，香港队反击中再入一球，并将比分保持到终场。

落差、宣泄与骚乱

俗话说：爬得越高，摔得越狠。如果用这句话来形容当时国人的心情，恐怕再合适不过。

终场哨吹响，郭家明在数亿国人注视之下冲入场内与香港队队员拥抱，不断拍照留念。刘心武在《5·19长镜头》中记述：（拍照）这一连串细节捶击着几万名观众的心，看台上那“壁立的凝固的波涛”开始将积蓄的势能释放出来，请想象一下高耸的浪峰卷扑下来的情景！

几万人的情绪浪潮朝着几个方向流动。刘心武描述说，以“地地道道的球迷”为核心的一支人流涌向国家队退场口，他们是一支悲壮的队伍，为首的几个人有的已经鬓发苍白，他们哽咽着向阻拦他们的民警请求，要国家队主教练曾雪麟出来“回答他们的问题”。

处在这股人流外围的，是刘心武笔下的盲目者，其中情绪较为狂热的人，以这个群体的平均素质齐声发泄出他们的愤懑：国家队， ！曾雪麟， ！在国家队退场之时，这批人已经把2995个软包装汽水瓶、156个硬包装汽水瓶掷进场内。国家队无人受伤，香港队队员张家平的唇边和手指均被玻璃汽水瓶划破。

现场维持秩序的民警也开始受到冲击。本来，民警们是准备对付大胜之后的狂欢浪潮的，没曾想碰上的却是惨败之后的狂怒浪潮。心里蹿着火苗、冒着浓烟的这部分球迷们一边与民警起哄，一边砸碎了工体出口旁的玻璃。

5月20日的新华社电讯历数了起哄者在场内掷物哄闹、到场外任意毁坏公共设施和财务的行为后，用这样的语气说：更为恶劣的是，少数人在工人体育场附近故意拦截外国人的汽车，恣意辱骂。

骚乱之中，127人遭到拘留，5月20日，《新闻联播》在播送这条新闻时，播音员罗京称之为“害群之马”。

5·19的失利，被认为损害了中国的国格。1985年5月20日新华社的报道称：有关部门领导人指出，北京工人体育场发生的这一事件，是建国以来在北京体育比赛中发生的最严重的、有损国格的事件，这种愚昧、野蛮的行为与首都的地位极不相称。

隔了一天，香港一些报纸在评论中出现较为平和的声音。《明报》认为：球迷闹事，在世界各地经常发生，这种骚动与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并无多大关联。在任何大城市，都有一些人缺乏修养、情绪不稳定、理智不坚强。

而在刘心武的笔下，“5·19事件”也有单纯的一面。单纯面在于，这是一种超国家、超民族、超政治、超道德的全人类共有的、竞赛狂热的大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