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番」以阿里巴巴为例，反思中国语境下的平台化进程

社交媒体平台、打车平台、外卖平台、民宿平台……随着多种多样平台在全球的涌现和扩张，平台和平台化成为信息社会不可回避的现实议题。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之一，发迹于中国的阿里巴巴一直备受瞩目，这种关注在2014年其在纳斯达克高调上市后尤甚。创办于1999年的阿里巴巴至今已走过20年，从小型创业公司发展至今天多平台、跨地域的垄断性企业，它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创办人马云的传奇故事在中外媒体广为流传。

一、整合视野下的平台资本主义

平台本身并非单纯技术发展的结果，平台的发展紧密镶嵌于全球资本流通的脉络，是资本主义在当代大肆扩张的新手段。

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提出，中国自上而下的信息化建设在基础设施上为阿里巴巴这样的私营平台铺好了路，与此同时，国家仍能通过行政制度和法规对数字平台有直接或间接的介入。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大力发展的信息化建设实际上加强了政府与互联网企业的合作。此外，中国互联网平台本身是高度全球化、资本化和金融化的产物，它们从诞生之初就镶嵌在国际投资银行、风险资本或其他外国资本构成的全球网络中。

这些交叉连结的政治经济力量构成了中国平台化的一部分，使得国家-平台、平台-资本的关系存在时时变化、不时冲突的特点。

小资本主义在改革开放时期再度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力引擎。在八十年代，大规模涌现出的乡镇企业就是小资本主义的一种组织形式。90年代市场政策的进一步放松使得中国涌现了更多民营中小企业，为日后阿里巴巴的发展奠定了用户基础。

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口流向中小企业，这些企业的发展却并不容易。它们常常被视作国有企业一个“不起眼的对手”，不得不在政治偏见和其他障碍中摸索出路。

恰恰在中小企业与国家的结构性张力中，阿里巴巴寻找到了建立平台的商机。

二、阿里巴巴与平台化的小资本主义

在创业初期，阿里巴巴将市场扩张和用户规模增长视为主要目标。一方面，阿里巴巴非常依赖国家的电信网络基础设施、宏观政策和当地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却成功利用了小资产者和国家间的张力，把自己包装成不同于国家贸易渠道并且重参与、高效率的新平台。

第二阶段则从2008年开始。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经济环境的低迷却加固了阿里巴巴基础设施般的角色。在这种环境中，能打开国内消费市场、吸纳劳动力的阿里巴巴成为中国经济转型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

出于这些原因，阿里巴巴开始和各级政府发展出共生共栖的合作关系。在同一时期，阿里巴巴与店铺主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随着上市的日子的逼近，阿里巴巴越来越多地使用平台的数据筛选机制，既从平台商铺主那里榨取了更多剩余价值，又推进了市场扩张。

在中国电子商务发展初期，马云既做过小企业主，也做过政府雇员。基于个人经历，他把阿里巴巴定位成服务中小企业的民营平台，既要绕过国营中介，又要帮助中小企业直接找到海外销售渠道。

最终，阿里巴巴为自己塑造出准入门槛低、开放度高、参与性强的形象，使自己成为国家基础设施之外的新渠道。尽管阿里巴巴一直强调自己与国家之间的距离，它实际却借力于国家的电信基础设施和科技民族主义情绪。

淘宝的成功使得马云愈发自信地宣扬阿里巴巴的公共价值，同时又巧妙地隐藏起企业的获利动机。在2005年上海的经济论坛上，马云说他做生意的初衷不是“赢得竞争”，而是“创造社会价值”。

但不论马云如何措辞，在阿里巴巴获得垄断性地位后，阿里巴巴对国家、公共服务和劳工的态度都开始反转。

三、转变中的平台-国家/劳工关系：淘宝村和反淘宝运动

在2008年到2014年，阿里巴巴帝国经历了指数级增长，其年利润从2007年的29万美元飞升至2014年的805万美元，然后顺利地在纽约股票交易所高调上市。除了惊人的数字，阿里巴巴在中国经济转型中的角色也愈发紧要，它成为电子商务界的基础设施般的存在。

阿里巴巴在第二阶段有两个新的特征。首先，阿里巴巴开始和各级政府发展出一种共栖共生的平台-国家合作关系，这与阿里巴巴早期的企业定位截然不同。淘宝村的发展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其次，相较于跟政府的日益亲密，阿里巴巴同平台上小业主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张。反淘宝运动则是这方面的例证。

（一）淘宝村

工厂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倒闭或者裁员时，很多农民工无奈地返回家乡。阿里巴巴嗅到了2008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商机，顺势将自己的版图扩展到了农村地区。

这个时间点正值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急着搞活经济、减少失业、推动经济转型。2014年11月，李克强总理访问了号称“第一淘宝村”的浙江青岩刘村，随即又在世界互联网大会发表了演讲，发出了推进“互联网 ”和“万众创业”政策的政治信号。

在这些实践中，阿里巴巴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成功地建立了自己与中央、地方政府的纽带，为其未来的发展夯实了基础。

（二）反淘宝运动

阿里巴巴在获得垄断地位后，其首要目标也从用户规模扩张转向获利。随着上市日期的临近，获利的目标越来越紧迫，这导致阿里巴巴对中小业主的态度日趋冷漠。中小企业主的频频不满最终导致了2011年反淘宝运动的爆发。

第一，阿里巴巴把淘宝商城的技术服务年费从6000元提升到两个档位：30000元和60000元。

第二，淘宝商城增设保证金，包括50000元、100000元、150000元三个档位。

新政甫一宣布就引发了中小卖家的不满，阿里巴巴早期对中小企业的热情和如今的冷漠形成了鲜明对比。

新政发布当晚，在YY语音聚集的抗议者开始有组织地攻击淘宝商城的大型店铺。他们涌入大型卖家的网店下单，在网页上留下差评并拒绝付款，目的是扰乱平台算法、使大型卖家的运营瘫痪。

此前马云已经凭借白手起家的故事把自己包装成小业主的代言人和保护伞，然而，这个形象在反淘宝运动中却岌岌可危。

最终反淘宝运动成功引来了政府部门的介入，政府部门要求阿里巴巴做出让步。

反淘宝运动再次折射出中国根深蒂固的小资本主义特性。小资产者没有建立工会、形成制度，而是诉诸于“非正式”策略，以情绪和道德呼吁来发起抗争；而家长制国家出于对社会稳定、政权稳固的考虑，积极介入经济争端，平息风波。同时，反淘宝运动也反映出平台化小资本主义的局限——小资产者和平台的联盟并不稳固。相较于小资本主义者，私有平台更在乎利润最大化。

四、结论

尽管阿里巴巴、小业主和各级政府在平台化中共栖，权力的天平却渐渐偏向垄断性平台。数字平台上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对店铺排名的人为操纵、对用户数据的挖掘都问题重重。

本文摘编自《阿里巴巴的进化史与小资本主义的平台化：对本土语境平台化的考察》

作者：管泽旭、张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