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沪漂生活：他为什么选择在上海发展？收入有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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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成儿

鲁迅鲁迅，姓鲁名迅，浙江周树人。在今天的浙江绍兴鲁迅故里景区，有展品丰富的鲁迅纪念馆，还有被几代人熟知的百草园与三味书屋。自古以来，这里就人文荟萃，会稽山埋葬着治水英雄大禹，兰亭附近埋葬着心学大师王阳明，鉴湖女侠秋瑾的居所、陆游题写《钗头凤》的沈家花园，都离周树人的故里不远。

绍兴是鲁迅诞生的地方。在“包邮区”的另一座城市：魔都上海，也有鲁迅故居，也有鲁迅纪念馆，那是在虹口公园，鲁迅最后的埋葬之地。1936年10月19日，仅一街之隔的山阴路上，鲁迅先生永远离开了人世。他最初被安葬在万国公墓，也就是今天的宋庆龄陵园，1956年灵柩迁往虹口公园，1988年更名为鲁迅公园。如果到宋庆龄陵园参观，可以看到鲁迅先生初葬地的指示牌，还有内山完造与夫人内山美喜子的合葬墓，这对夫妇开设的书店距离虹口公园、鲁迅故居都非常近，是晚年鲁迅经常光顾的地方，相关内容在日记、回忆录中屡见不鲜。

现在的大学生毕业后，往往将“北上广深”作为就业的首选城市，对于一百年前的鲁迅来说，前三座城市他竟然都工作过，最后于1927年携夫人许广平赴上海发展，度过了人生中最后的九年。鲁迅为什么会选择会选择上海？在他的作品、言谈中，可多次表达过对魔都的负面评价。比如上海是势利之区、上海文坛不干净、上海靠笔墨很难生活、在上海待久了眼睛市侩化、上海的小市民十之九昏聩糊涂、上海是秽区等等。当然，他也明白，上海如此，其他地方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这不过是旧中国的一个缩影罢了。而且许多他看不惯的行为，也并非都是上海本地人干的，“各处的坏种，都跑到上海来作恶，所以上海便成为下流之地了”。

无论是抵达上海的初期，还是在上海生活过几年后，鲁迅想要逃离“北上广”的念头从来没有放弃，1927年，他说：“或者要离开上海也难说”“尚拟暂住”，在寓所购置的家具也非常简单，就是床、桌子什么的，给人的感觉是马上就要搬走，待不长。1932年淞沪抗战，鲁迅居所斜对面就是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面对枪林弹雨的威胁，他不得不离开寓所避难，此时再度萌生了“逃离”上海、结束沪漂的念头，“倘旧寓终为灰烬，则拟挈眷北上，不复居沪上矣！”翻译过来是：如果租的房子毁于战火，我就带领老婆孩子北上，不在上海住了！结果寓所并没有遭受毁灭性打击，只是中了几枪，碎了几块玻璃，属于“皮外伤”，鲁迅暂时又打消了这个念头，继续他的“沪漂”生活。

在21世纪，许多魔都干饭人也有类似想法，那就是离开这座城市，回老家或者去其他地方发展。每年虹桥火车站、浦东国际机场，不知见证了多少进进出出的他乡之客。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在迷茫，在纠结，在犹豫，在徘徊，始终没有下定决心，将离开魔都转化为实际行动，就像当年的鲁迅一样。为什么想走又没有走呢？因为各有各的好处。

二三线城市收入水平低，发展空间有限，就业机会少，交通也不如上海便利，但生活成本、工作压力较魔都更优。在上海打拼，房租比较昂贵，想要购房更得花掉“六个钱包”做首付，甚至还远远不够。扎不下根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是许多人的真实写照。鲁迅也曾考虑过其他地方，比如北京、青岛、莫干山、烟台，乃至日本长崎。最后都因为种种原因排除了，比如青岛太小了，不满意；烟台气候变化太快，也不满意。比来比去，“实很难想出适当之处”，矮子里面挑高个，最后还是选择差强人意的上海。

对于外地人而言，上海的吸引力主要在于它的经济实力、发展平台，鲁迅同样也是如此。在魔都的九年，尤其中后期，鲁迅从事的职业是自由撰稿人，依靠版税、稿费生存，维持一家三口的生计，有时还要补助弟弟周建人，有一次他将商务印书馆给他的九百多元稿费都送给了弟弟，要知道普通的产业工人，一个月的收入也就十五元左右。过去的岁月里，鲁迅曾经在大学当过老师，比如中山大学，但是到上海后，鲁迅没有想过再去学校教书，因为他看多了象牙塔里的勾心斗角，也不愿天天被上司安排着。在教书的同时从事写作，鲁迅也曾考虑，但他认为两者是矛盾的，根本无法兼顾，因为一个主“动”，一个主“静”，如果两件事一起做，那么教书育人和撰写文章都无法干好。

既然选择了自由撰稿人这条路，那就必须有大量的媒体愿意出他的书，刊登他的文章，并且支付一定数量的薪酬。上海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报刊众多，出版社众多，能够满足鲁迅的需求，如果他生活在当下，肯定是微信、今日头条等平台的大号写手，拥有数千万粉丝。鲁迅的文章质量上乘，批判性强，切中时弊，深得广大群众喜爱，销量很好，这从他出殡时，报童、普通青年、工人都自愿加入队伍、为其送行就可以看出。办报纸、杂志，出版书籍，关键是得到读者认可，卖得出去，才能获得收入。鲁迅为他们带来了经济利益，稿酬自然也不会低。

1933年，《申报》“半月谈”栏目刊登鲁迅文章，平均每篇稿酬价格6元。这到底是高还是低呢？要知道当时上海街头的人力车夫，月收入是10元，也就是说，鲁迅在《申报》写两篇文章，就相当于车夫累死累活干一个月的所得。要是和工人对比，工人的收入差距比较大，有技术和没技术的，男职工和女职工，不同行业之间都有区别。陈达教授在《上海工人的工资与实在收入（1930-1946年）》一文中写道：1933年造船工人月收入有47.6元，算非常高的；火柴业工人、棉纺业工人收入比较低，每月分别只有7.9元和9.3元，只比鲁迅写一千字文章带来的收入稍多。1927年至1936年，鲁迅月平均收入在六七百元之间，普通人和他比，简直遥不可及。也只有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才能存在如此多的报刊媒体，才付给鲁迅丰厚的写作收入。

上海之所以吸引鲁迅，还在于受众群体的广大，影响力的提升。写出来的东西，得有人看，得读得懂，文盲当然是没什么兴趣的，必须得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我们在课堂接触鲁迅文章，最早是在初中、高中甚至大学，常用字基本都认识了，也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知识，正常情况下，不会给一、二年级的小学生看鲁迅文章，因为他们理解不了。上海经济发达，教育水平高，和一般地区比，文盲肯定是要少很多的。鲁迅作品的服务对象，至少得受过教育、有多余收入，如果连生存都是问题，也不会想着买报纸、买书刊了。这样的人哪里最多？民国时期，毫无疑问是大城市。因此，像茅盾、叶圣陶这些知名文人也来上海、北京等地创作，与潜在读者零距离接触，在今天虹口区多伦路上，有很多雕塑、故居，就是为了纪念这些人。圈内好友的存在，文坛的活跃，也是鲁迅选择上海的动力，与好友相互扶持、并肩战斗，何尝不是生活的乐趣所在。

鲁迅长住上海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租界。居沪九年，鲁迅总共租过三次房子，第一次是在景云里，第二次是在拉摩斯公寓，第三次是在大陆新村。距离都不远，均在虹口区境内。为什么选择虹口？首先这里没有“上只角”的繁华，也没有“下只角”的破败，房租适中，能够满足生活所需。第二，这里是半租界地带，也就是租界越界筑路的地方，名义上属于中国政府管辖，实际上是租界当局控制，国民党的军警不能在这里巡逻。鲁迅有本杂文集叫做“且介亭杂文”，亭就是亭子间，上海特色，很好理解，“且介”是什么意思呢？“租界”二字各去掉半边，是不是且介？寓意为半租界地区某个亭子间所写的杂文。

众所周知，鲁迅很多文章不容于国民政府，为当局所忌，30年代，他因参与左翼作家联盟等团体被国民党通缉，想要安全，就必须有“堑壕”，租界就是国中之国，市政府鞭长莫及的地方。鲁迅几次前往日本侨民内山完造经营的书店避难，正是此理。为了打击鲁迅等人，国民政府将很多书籍封杀，出台严格的作品审核机制，使鲁迅非常头疼。尽管换了很多笔名，被采用的文章仍少于过往，有的还被改的面目全非，前言不搭后语，读者看了一脸茫然，不知道作者究竟表达什么意思。出版的作品少了，收入自然而然也少了。

最后一点，鲁迅的年龄大了，离不开医生，上海作为发达城市，中西方名医汇聚，医疗资源肯定是比其他省份要好很多。刚来上海没多久，许广平意外怀孕，顺利产下儿子周海婴。鲁迅原本没打算要小孩的，可惜避孕失败，人算不如天算，必须面对喜当爹的现实，既然来了，鲁迅就得尽到做丈夫、做父亲的责任，给许广平选个好点的医院，最后住院费花了200多元。鲁迅晚年，身体屡屡报警，需要请外国医生上门诊视，还要购买进口针剂、药物，如果是在小城市，就算花钱恐怕也得不到类似的服务。小时候的周海婴也常常生病，父母当然想送到好医院治疗，上海能满足这方面的要求。时至今日，魔都的医院仍然是众多患者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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