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员和我的英纳格手表-

七十年代初部队基层连队，戴手表的人稀少，即使是穿四个兜兜上衣的连排干部，也不是人人都戴表的。戴进口表的更少，基本上都是国产上海表。全钢上海牌手表的售价120元，比当时连长、指导员的月薪还高。

当兵前我戴过手表。1970年8月，16岁的我赴安徽插队落户，离开上海前一天的晚上，刚退休的母亲将她那块戴了20年的苏联表给了我，说乡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你戴吧，好歹能看个时辰。大概是这表的日子久了，或苏联表的质量原不及瑞士表，我戴了两年后，每天误差已超过5分钟。1972年12月我从皖北农村当兵，父亲和大哥请了假赶来送我。父子们聊天时，我无意中说了句我的表越走越不准了。

新兵连生活结束后，我分到通信连的第二个月，家中给我寄来块表，瑞士英纳格。父亲在信中说：“你哥早有（表）了，这回买了两块，你和老三（弟弟中学毕业留城刚参加工作）一人一块”。寄表的事不胫而走，顿时大伙看我的目光有些复杂（异样）。指导员一次和我谈话，让我抹下来让他瞧瞧，正反两面仔细端详了一会儿说：“质量不错！进口表今年刚调价，涨了约百分之三十，得300多呢。你这是咱们连第四块瑞士表，那几块是刘金东、刘锦南、郇际等几个干部子弟的，都是他们当官的老子给买的”。我心里咯噔一下，我这表也是我爹买的，光凭当兵每月六元的津贴，刚够抽烟，猴年马月也攒不够啊。

我这人一向粗枝大叶。一次训练时不小心表蒙被蹭了一下，晚饭后便赶紧去找卫生员讨点儿药棉回来，挤上牙膏，使劲儿擦，擦了好一会儿，表蒙已擦得光滑剔亮，却仍不放心，对着表蒙哈口气，接着擦，直到手脖子生疼才作罢。

劳动节前夕，我们10个新兵由刘锦南（八一电台报务员）带队，去侯马师直属队通信营集训，学习收报发报。等回到襄汾，已经是九月初了。当时连里正在搞批Lin整风运动，因为我在农村时就喜欢写东西，熟悉写批判之类文章的套路，指导员认为我文笔还不错，打了几次交道后，便渐渐就熟悉了。

有一次，我在指导员屋里替他写一篇工作汇报。写完了指导员给我递了颗烟，迟疑了一会说，“小吴，下午团里连级以上干部开会，我想借你的手表用一下”。我说“行啊”，便抹下交给他。指导员解释说：“上次开会，五连连长挨着我座，他刚买了块梅花表，嘚瑟的不得了！好几次捋起袖子抬着胳膊看表，故意显摆，恨不得让满世界人都知道！……我的上海表旧了，拿不出手，借你的表，这会我还挨着他坐！”

指导员第二次借表大约在三个月以后。那次他去师部开基层政工干部会议，开了三天。回来后还手表时他说：“原来这表还是夜光的，夜里看时间清清楚楚，看来无论什么时代，还是有钱好哇！”

第三次借表是1974年他回湖南老家探亲，指导员和他妻子都是农村的，生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指导员说：他老婆挣的那点工分根本不够他们娘仨的分粮食吃；加上两头的父母也需要适当接济，农村又到处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让搞副业，日子过得很清苦。他每月的工资除了留下一些必要的零花钱，全部寄回了家中。他还不好意思的告诉：他那当生产队干部的老丈人是个势利眼，自己混得不咋地，却老是嫌弃女婿不思上进，在连级岗位上一待就是七八年，看来这辈子没多大出息。这回他戴着我的英纳格表探家，能哄老头一时是一时。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在考虑，要不要把表送给指导员？斟酌再三，最终还是作罢。因为我清楚的知道，他不是那样的人；况且我也不能自找难堪，在侮辱他的同时也侮辱我自己。

事实也是如此，指导员待我一如既往，虽然他不是很喜欢我这种性格类型的小兵，但并没有耽误我入团，也没耽误我入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