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城典靓

从陶然亭公园南门入园，沿着公园南湖步行过桥，在中央岛的高台上，有一组古香古色的建筑，这就是始建于元代的慈悲庵。这个距今已有700多年历史的古刹，在100多年前，曾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先驱者秘密开展革命活动的地方。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之一，红色是慈悲庵几百年岁月长河中最亮眼的一抹底色。

专题展览设在古色古香的慈悲庵中

经过维护之后，慈悲庵重新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开放半年多来，吸引了不少人前来观看。尤其是专题展览“先驱者的奋斗——慈悲庵党的早期革命活动专题展”颇受关注。展览展示了毛泽东在北京领导驱张运动，李大钊、周恩来等在慈悲庵召开五团体会议……

百年前的历史风云在此定格

丰富的图片、文献和沉浸式的场景复原

带参观者共同追忆那段

充满革命激情的红色岁月

槐树下聚会

毛泽东在京留下珍贵照片

沿着石阶拾级而上，在庵门口迎客的是一棵大槐树：槐树的四周被约一米高的栏杆细心围起，栏杆支起一张照片。照片上，10位年轻人表情各异，或若有所思，或沉静淡然，他们的身后，一棵粗壮的槐树巍然挺立——这是毛泽东与进步团体辅仁学社同仁在陶然亭的一张合影，从左数第四位双手揣在袖口的青年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与进步团体辅仁学社同仁在陶然亭的一张合影

仔细看，照片内外的两棵槐树虽然伸展着相似的身姿，但是细节之处并不尽然相同：最明显的，照片上，槐树的各枝桠是从一张“血盆大口”中散开，颇有几分狰狞之态；而现实中的槐树则温和了许多。

的确，如今的老槐树并非原来的那棵，而是后来补栽的。不过，树后的山门和配房却是“原汁原味儿”的。“之前，配房的东西两侧装的是黑色的铁艺栏杆，后来我们根据这张照片进行了改造，拆掉铁艺门，分别更换成了瓦砖墙和宝瓶门。”陶然亭公园管理处基建科科长郝刚云介绍。

关于这张照片更清楚的细节和更多背后的故事可在展览第一展厅中知晓。展览团队专门从国家博物馆借来了这张照片的原图，经过技术手段修复后，将其放在了第一展厅的中心位置。

前来参观的游客被槐树下的老照片吸引

讲解员单明鸣介绍，1919年年底，毛泽东率湖南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起草发表了大量文章，并向北洋政府多次请愿，要求惩撤在湖南倒行逆施的军阀张敬尧。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与王复生、罗章龙、邓中夏等人齐聚陶然亭，在大槐树下合影留念。这张照片也是毛泽东在北京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几张照片之一。

此次聚会后的第二天，毛泽东等给北京政府总统、国务总理的呈文《湘人控张敬尧十大罪》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

五团体集结

共同商讨救国运动的方向

在展览的第二展厅，同样有一张占据C位的照片：照片下闪亮的灯箱“1920年8月16日”让进入展厅的观众绝对不会错过它。照片记录了五团体在慈悲庵召开会议的场景，照片同样是展览方特意向国博借来放大后展出。

早期共产党人在陶然亭留下革命足迹

单明鸣介绍，参会的是来自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五个团体的代表，李大钊、周恩来、刘清扬、邓颖超、邓中夏等人皆在其列。“单从团体的名字上看，这些团体都是当时思想和理念非常进步的团体。”

会议举办的原因还要再往前追溯。1917年，周恩来从天津南开学校毕业，赴日本求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回国后，他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发起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1920年初，周恩来为营救马骏等被捕学生，在直隶省公署被警察厅拘捕。半年多的狱中经历让周恩来意识到，单个社团的力量是弱小的，只有将各地进步团体联合起来，加以改造，采取共同行动，才能达到改造旧中国、挽救中国危亡的目标。于是，当年8月，周恩来带领觉悟社的部分成员北上，联系上了李大钊，并促成了五团体的聚会，共同商讨今后救国运动的方向。

慈悲庵被列为革命活动旧址

此次会议的内容也在展厅中进行了展示。会上，周恩来对觉悟社提出的“改造联合”的主张做出说明，倡议与会各进步团体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挽救中国、改造社会的斗争。按照会议的决定，当年8月18日，五团体代表还在北京大学通信图书馆召开了联络筹备会，成立了一个名为“改造联合”的组织，并阐明该组织要切切实实做点事，呼吁“到民间去”联合更多的团体……以更快实现“社会改造”的目的。

据资料记载，这张照片的拍摄者为觉悟社的成员谌小岑；而关于照片，还有很多谜团等待揭晓。比如对会议到场的人数，不同文献说法并不相同，而由于年代久远、影像模糊，这一信息至今还未明确。

英文病历

首次明确了高君宇逝世时间

在第三展厅，这里有两块墓碑十分显眼，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高君宇烈士和他女友石评梅的墓碑，这也是两位烈士的墓碑原件首次亮相。

慈悲庵还有一个尾厅，在这里，公园以群像照片墙的形式集中展示在陶然亭开展革命活动的早期共产党人。同时用多媒体的形式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史、进步团体、相关人物及陶然亭公园历史进行拓展展示。

高君宇和石评梅墓碑原碑在此进行保护

一份英文病历在展厅中吸引不少人的驻足。

病历的主人叫Kao Chian Pai（高坚柏）。他是谁？从病历周边展柜的介绍中，有心的观众不难推断，他就是高君宇，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北京早期的共产党员。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忘记了这位病人是谁。直到北京市委在整理北京地区党史时，才发现了这份病历主人的身份。北京协和医院原病案科副主任马家润曾在一纪录片中回忆，当时，人们在挂号处根据姓名索引，怎么也查不到“高君宇”的信息；后来没办法才找到了病案科，病案科按照年龄和时间在档案中找到了一位名叫“高坚柏”的病历，拿出来一看，病情、病逝时间等都与高君宇相吻合，这才确认了病历的主人。

一份英文病例明确了高君宇逝世的时间

史料记载，1925年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高君宇参与筹备并参加了此次会议。3月2日，他突然腹痛难忍，但仍然坚持开会；到了4日实在坚持不住了，才被送到了协和医院。然而，由于错过最佳治疗时期，年轻的高君宇不幸病逝。

陶然亭公园管理处文化研究室主任李东娟说，此前，关于高君宇的逝世时间有多种说法，而病历的出现首次明确了高君宇的逝世时间。

绽放的青春戛然而止。“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同一展厅中，高君宇墓碑上的自题词，成为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精心维护

最大限度还原百年前风貌

破损的尺二方砖细墁地面重新修补、花格窗换成支摘窗、拆除吊顶露出人字形木结构屋顶……在对外开放之前，工作人员对慈悲庵进行了精心的维护，“五团体会议”旧址复原室的力度是最大的。“可以说，这个房间最大限度地接近了百年前的风貌。”郝刚云说。

走进复原室，几张木质方桌拼成了一张巨大的长条桌，占据了房间最显眼的位置。长桌一侧，青花的笔架、砚台素雅别致；视线延展，5套白色的茶壶、茶杯整齐摆放。一侧的墙壁上，20余人的讨论在光影中被定格。不细心可能注意不到，就连窗户的开合角度都与照片中的一模一样。

最大限度还原旧址风貌

郝刚云说，复原过程中，吊顶的处理是非常困难的一环。供电管线、供暖管线、网线……拆除前，吊顶上藏着几十条管线。要露出房间之前的肌理结构，维护人员就要把这些线路理顺，同时还要将其不露声色地重新藏好。

革命者为何钟爱慈悲庵？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以及成立初期，慈悲庵是先进知识分子在北京进行秘密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根据史料记载，1921年，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陈愚生的妻子病故，葬于陶然亭。之后，陈愚生在慈悲庵内租了两间南屋，房间表面上是他为妻子守墓之用，实际成为了李大钊等同志进行秘密活动的场所。

一个古刹为何留下了如此多的红色足迹？

李东娟解释，自古以来，陶然亭慈悲庵就是文人雅士极为青睐的游览胜地，数百年来一直吸引着历代的官绅士族来此修禊雅集、寻幽探古。近代以来，小小的慈悲庵又因人烟稀少、幽雅僻静，因而成为许多爱国志士和革命家的秘密集会之所。

来源：北京西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