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的天花板之祈福天下毗卢寺篇

今天重新回顾多年前的祈福行程，我们走了一万千八千多里，我在行走中，彻底康复了下半身骨头，途中规定：食素，不坐缆车，遇山爬山，遇水涉水。全程走下来的，不坐缆车全程爬山的，只有俞总、我和陈运松先生三人。

一路行走，一路疑惑，我是谁？我们是谁？

当时对于选择祈福的寺庙，除了一定要去传统的四大名寺外，觉得还一定要去南京毗卢寺，这是直觉告诉我的。

因事先无法与各寺院的主持们进行沟通，他们不会接手机，而接手机的师傅还要看有无机缘了。

其实江苏省境内还有一个更有名的寺庙，当时我向主持发出请求后，想了想，觉得还是改去毗卢寺为好。

去毗卢寺的那天，天下起了秋雨，一路淅淅沥沥，摄像师小唐埋怨大雨会把机器淋坏。我们都相信，这雨是为着我们下的。就像去五台山东台一样，下了一个月雨的东台望海寺，恰好在我们到的那一天放晴了，我们幸运地看见被称为华东第一景的“望海日出”。

毗卢寺很安静，正在修整，还不对外开放，净蓝法师已经带领众僧人做好了准备。

一场在风雨中进行的祈福活动开始了。

上百次去南京，但是，有两个地方我一直没有去，一个地方是总统府，另一个地方是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没有去总统府，是觉得对那里很熟悉，陈丹青的成名作《攻克总统府》，我拍得很仔细，还有用过很多关于那里的纪录片，陈设、走廊，都在画面中不时相遇，那里对我没有新鲜感。

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是我想去而一直不敢去的地方，不是胆小不敢去。

记得在大学读书时，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在看与日本近代史有关的书，日本防卫厅编的书，美国作者的《菊与剑》，《决战Z字旗》，还有更多的，那个时代日本人写的书。

一名参加日俄战争的日本士兵写过一本书叫《肉弹》，描写了日本士兵在中国的土地上，与俄军决一死战，决定了日本取代俄国在中国地位的一段历史的日俄战争，只知道书名，后来发现我就读的学校，是惟一可能有这本书的地方，于是向学校图书馆借书。

开完书单后，过了很长时间，书库里走出一位中年的老师，他对我说，给他一些时间，他一定会帮助我找到这本书。

是啊，这是一本1936年印的书，没有再版过，学校图书馆是全国大学中最大的一座，有不少于二百万册的藏书，要在短时间内找到这样一本书，是需要些时间。

几天后，我接到了通知，我的书，找到了。

取书的那一天，有几位老师在等着我，他们极其郑重地将书交到我手中，并告诉我，只有这一本了，一定要保存好。

我打开书，书签上写着，1936年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字样。

没有人读过，所以，书很新，没有折痕。

无法想象作者樱井忠温所记载的一切，就像很多年后，我读到《东史郎日记》中，最让我受刺激的，并不是对屠杀中国人的记载，而是他对国民性的判断，

原文如下：

“他们（指中国人）具有这样的性格：或者谄媚取宠，或者失声痛哭，或者色厉内荏，他们要么装成一副从内心完全信赖你的样子来拍你的马屁，要么采取特殊的卑躬屈膝的态度，像女人那样老于世故地耍花招，这是支那人的国民性。

痛苦流涕地揪住你的袖子来求你，抬高你的自尊，这种帮闲似的性格也是他们的国民性。和他们交往使人感到就像和帮闲者们打交道一样。他们敏锐地观察地方内心的微妙变化，早早地抓住对方的心理，然后去顺应他，他们就像会变的猫眼一样，显示出于变化万化的性格。这样的人大都卑躬屈膝，丧失骨气；他们喜欢造谣中伤，姑息迁就而不能坚持已见，这样的人最终也不能领导别人。”

这是东史郎对国民下的定义。

所以在他们的眼中，中国人的命不如一头猪，这是当时几乎每个日本士兵对中国人的看法，从1905年樱井忠温的日记到1937年的东史郎日记。

诗人田间同样在80年前，这样告诫我们：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

“看，这是奴隶！”

我们还是记住那些我们陌生的名字：

罗瑾：南京长江照相馆店的学员。有一天，他发现来冲洗的照片，全是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和强奸妇女的画面时，十分愤怒，悄悄地冲洗了两套，自己留了一套，用一本黑色相册保管。之后，罗瑾被招募到汪伪政府交通通讯集训队，这个集训队住在离现在的“总统府”不足千米的毗卢寺。

为不被他人发现，罗瑾冒着生命危险把16张照片的册子藏在毗卢寺厕所墙洞里，之后，相册又被集训队队员吴旋保管，直到抗战胜利。照片被送到当时的南京临时参议会，成为法庭中证明南京大屠杀的最有利的证明。

我终于找到来毗卢寺的理由：

正是这里，保存下来了一个民族悲情的记忆，一个让侵略者得到应有的报应的地方。

净蓝法师用杨柳枝反复洒着净水，唱吟佛经。满怀悲天悯人的佛号一声声飘扬在秋雨中。

雨一直下着，风默默地陪伴着，那些在风中逝去的名字，我们陌生的名字，在佛号声中，有没有得到些许的安慰？

（梦想的天花板之二十四 毗卢寺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