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两类日本侨民离开中国，为何境遇大不相同

中国和日本是近邻，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留下了痛苦的回忆。战后的日本政府与美国和台湾国民党政权结盟，使中 日邦交正常化遭遇了严重阻碍。

日本民间友好人士都希望与新中国友好往来，新中国也希望与周边国家保持和平友好的关系。毛主席、周总理审时度势，决定从民间外交打开突破口，通过“以民促官”的方式逐渐实现中日邦交的正常化。

1945年日本战败后，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遣返滞留中国的日本军人及家属、平民共三百余万人回国。

从1946年到1948年间，绝大部分日本人回到本土，但是还有一些日本人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回国。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提出了回国的要求。中国政府考虑，在中日两国尚未恢复邦交的情况下，只能通过红十字会的渠道与日方联系。

1950年夏，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常务理事伍云甫到摩纳哥出席国际红十字会会议期间，主动与日本红十字会会长岛津忠承联系，希望与日方合作，帮助在华日侨回国。

日本方面积极响应，各界友好人士成立了“日中友好协会”和“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与日本红十字会联合，三团体向日本政府交涉，要求同意派船接日侨回国。

经过反复交涉，日本政府同意三团体代表前来中国会谈，并打破常规，给来华代表发放了公务护照，前往国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日中对立的壁垒，实际上被打破了。

1953年1月26日，以岛津忠承为首的日本三团体访华团经香港来北京，受到了中国政府的热情接待。周总理派廖承志直接领导外交部、公安部、红十字会等方面负责人，参与接待和谈判工作。

廖承志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谈判进行得很顺利。3月5日，中日双方签订了《商洽协助日侨回国问题的公报》。日本政府承认了这个公报，并落实协议，派船接日侨回国。

为何中方对日侨回国问题如此重视？这是因为三万多滞留中国的日侨中，有两种神秘身份的成员：

多数是中国解放战争期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工作的日本医生、护士和在东北地区军工企业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还有少量是为国民党阎锡山部队作战的日军战俘。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怎么会有日本医生、护士呢？2000年，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政治部主任高恩显少将主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及《资料选编》，由人民军医出版社公开出版。书中以丰富的史料，揭示了这个秘密。

抗战胜利后，苏联红军占领了中国东北。当时国民党军队远在大后方，鞭长莫及。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根据地则贴近东北。

面对这个历史机遇，我党迅速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及各根据地组织10万大军，向东北进军。

各地部队进入东北时，只有战斗部队，后勤人员很少。医务人员奇缺，有的连队甚至连一个卫生员都没有。千里长途行军，进入东北后还要打土匪，和国民党正规军作战，伤病员成了大问题。

接收伪满地方医院时，八路军干部发现：在东北地区，医生、护士属于高等职业，绝大多数都是日本人，中国医生很少。因此不得不打破常规，大量动员日本医生、护士。

东北民主联军政委罗荣桓非常重视留用日本医生、护士的生活待遇和工作待遇。1946年9月9日，他以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的名义，发布了《关于目前紧急工作任务的指示》，简称“九九指示”。这个指示强调要团结关心日本医生、护士，并规定了具体的政策。

解放军干部对日本人耐心教育、充分信任，使日本留用医护人员充满了感激，他们渐渐与中国战友融为一体。

在三年解放战争期间，这些医务人员跟随第四野战军，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广西，做出了重大贡献。

亮剑里，把李云龙从鬼门关救回来的正是日籍留用医生

东北解放战争期间，还有一批日本技术人员，虽然没有参加解放军，也在军事工业和后勤的不同岗位上，为解放战争服务。

1945年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根据地部队奔赴东北时，其 中也有从事军工生产的技术人员。我党要求他们依靠东北 的工业基础，建立人民军工企业。

进入东北后，这些干部在大连、佳木斯、牡丹江等地接管和建立军工厂，生产炮弹、子弹 和枪械。

在大连，依靠苏军占领的便利条件，来自延安、华北和华中的军工干部建立了新公司。

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期间，兵工厂条件都极为简陋，比铁匠作坊大不了多少。没有高炉，没有车床，基本上都是“土法上马”，只能制造手榴弹和 少量的迫击炮弹。

华东野战军打潍县的时候，用自造的迫击炮攻城。炮弹出膛后，尾翼在飞行中脱落，剩下个光秃秃的弹体失去平衡，半截就掉到地上。

解放军登上潍县城墙

这样的质量怎么能保证战斗的胜利呢？为此，毛主席在1947年夏天指示林总和罗荣桓：“东北军事工业应全力接济关内，目前开始的一年内，你们必须用大力建立大规模的军事工业”，“将大量的山野炮弹及黄色炸药向南线各军输送，他们对此如大旱之望云霓。”

但是军工生产水平不是短时期内就能提高的。新四军技术人员吴屏周、吴运铎创建的炮弹厂，因技术水平低，底子差，在一次试验炮弹时意外爆炸。吴屏周当场牺牲，吴运铎身负重伤。

事后分析，原因是引信撞针质量不过关。当绳子拉下后，毛刺把撞针挡了一下，他们过去一动，撞针撞上引信引起炮弹爆炸。

如果当时技术水平高一些，制作工艺讲究一 些，这次惨痛的事件是可以避免的。

掌握生产技术的是遗留的日本技术人员。当时他们都失业了，在大连过着贫困的生活。

炼钢厂厂长李振南是山东来的老军工，为了炼出制造炮弹的优质钢材，他请冶金博士福岛政治讲授冶金基础理论，并起用技师伊藤寅视，终于炼岀了制造炮弹用的中碳钢和制造引信用的镣铜合金。

吴运铎

李振南对日本技术人员采取人格上尊重、技术上重用、生活上照顾的政策，以诚相待，调动了日本技术人员的积极性。

炮弹头需要进行机械加工，金属切削的硬质合金当时属于新技术。技师荻原三平掌握硬质合金的研制技术，李振南亲自做荻原的思想工作，为他配备助手，提供实验条件。

荻原全力投入，试制成功硬质合金的冲压子弹、炮弹的冲头和金属切削工具，大大提高了生产率。为此，伊藤记大功一次，荻原被评为特等功臣。

化学厂在延安干部秦仲达带领下，把厂内留用的四十多 名日本技术人员组织起来，试制硝化甘油、无烟火药。他们改 进化学成分和配方，1948年底生产出110吨发射药，满足了炮弹生产的需求。

到1948年，大连建新公司形成了完备的炮弹生产体系。到年底，公司完成了生产20万发炮弹的任务。

炮弹从大连海运到烟台，再由陆路运送到山东解放区。华东和中原野战军有了炮弹，部队的战斗力发生了质的变化。

在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中，解放军用猛烈的炮火消灭了国民党军的重兵集团。

粟裕将军感慨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要感谢山东老乡的小推车和大连的大炮弹。”

当年的建新公司，位于现在大连甘井子区靠海边的一座 小山下。当年的炮弹厂早已荒废，只剩下几排低矮的平房。

厂内合抱粗的大树见证着历史的沧桑，门口竖立着吴运铎的半身像。那些为解放战争军事工业做出贡献的日本技术人员，他们的业绩被记载在大连建新公司的史料中。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首创于东北，日本技术人员发挥了重要作用。1945年10月，王弼、常乾坤从延安去东北，收集航空器材和人员，为创办航空学校做准备。

原驻辽东侵华日军航空大队三百余人，在大队长林弥一郎（后改中国名字林保毅）的率领下，归降东北人民自治军。

当时东北局书记彭真和东北人民自治军参谋长伍修权非常重视，把林弥一郎等请到沈阳，希望他们留下来，为筹建航空学校工作。

伍修权

为了表示共产党的诚意，伍修权把自己佩带的手枪赠给林弥一郎，这使林弥一郎深受感动，带领自己的部下与王弼等会合，在通化开始了航校的筹建工作。

国民党军进攻东北，迫使航校一再转移。中日同人用火车、卡车、马车拉着飞机和器材，长途转运，从通化到密山、牡丹江，创建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为解放军培养飞行员和地勤技术人员。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所航空学 校，又称“东北老航校”。

飞行主任教官有林弥一郎、黑田正义、平信忠雄、长谷川正等人。

解放军空军是在白手起家的基础上建立的。学员都是从部队和学校招来的，从没接触过飞机。林弥一郎作为总教官，亲自飞行示范。有一次飞机着陆时发生故障，林弥一郎身负重伤。航校领导让医生抢救，并亲自看护他。

当林弥一郎苏醒后，看到身边看护他的校领导，感动得流下眼泪。他说：“过去日本侵略中国，真是罪过。现在你们这样厚待我，真是受之有愧。”

画红圈者为林弥一郎

痊愈后，林弥一郎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和飞行训练中，得到学员的尊敬和爱戴。

航校中的飞行教员也像林弥一郎那样，为培养解放军的 飞行员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有一次，教员内田元五看到一个学员驾机着陆时，竟然在跑道上跳了三下。

他告诉学员，飞机着陆时应该三个轮子一齐落地，这叫“三点着陆”。没想到翻译误会了，翻成了在跑道上蹦三下。内田听了哭笑不得，耐心地帮助学员纠正了这个错误。

1949年开国大典，老航校的飞行员和技术人员奉命进京。受阅的飞机是经过改装的螺旋桨战斗机，上天的是中国飞 行员，地勤保障的技术人员则以日本人为主。

当解放军空军的飞机飞越天安门广场上空时，朱总司令高兴地说：“今天我真的是三军司令了。”

日本技术人员一直在南苑机场为飞行保障日夜忙碌，从没休息过一天。等阅兵任务结束，首长慰劳他们，问他们有什么要求。他们提出到北京城里看看。

开国大典中的解放军空军

当年在东北老航校工作的日本飞行员、地勤、机械维修人员有三百余人。到1949年底，该校先后共培养飞行员126名，机务人员322名，领航员24名，场站、气象、通信、参谋人员88名。

这些人员后来大多成为建设人民空军和创办新中国航空事业的骨干，其中包括后来的空军司令员王海、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以及曾经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张积慧等人。

在1954年回国的日本侨民中，有一千余人是被解放军关押的战俘。他们原是日本华北派遣军第一军的官兵，1945年被国民党山西第二战区长官阎锡山留用，号称“蚂蚁部队”。

日本战败后，投降的日军绝大部分都被遣返回国，为什么“蚂蚁部队”没回去呢？

1945年8月31日，阎锡山从克难坡返回太原。抗战期间，阎锡山在晋南与共产党打的交道最多，也最了解共产党。抗战胜利后如何保住自己的地盘，是他最关心的问题。

阎军的战斗力是比不上八路军的，要提高部队作战能力，需要日本军队的帮助。

刚回太原，阎锡山就亲自上门拜会日本华北派遣军第一军军长澄田赉四郎中将，劝说他把第一军留下，作为阎锡山的雇佣军同共产党作战。

战胜国的将军主动拜访战败国的将领，令澄田非常震惊。第一军装备精良，是华北日军中战斗力很强的部队。

两人密谈后，阎锡山还亲自去日军营地视察、演讲，允诺种种优厚待遇，如日军官兵待遇在现有级别上提高三级，希望大家留下来。

澄田中将与部下密谋，感到回国可能被当作战犯审判，不如留在这里，起码生活上有着落。

当时宫崎参谋提出异议，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关于遣返日俘的命令，第一军官兵应该全部回国。但是澄田和岩田、山冈等将领同意留下来，这些将领的密谋决定了士兵的命运。

2600名日本官兵被改编为“暂编独立第10总队”，收入国民党第二战区（后为太原绥靖公署）阎锡山部队编制。澄田中将本来是榜上有名的战犯，在阎锡山的庇护下不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摇身一变，担任了阎锡山的军事总顾问。坂津旅团长任太原市警备司令。

澄田赉四郎

在澄田和阎锡山策划下，第一军来了个假解散。大部分安排遣返回国，留下来的宣布去修铁路。既然军队解散了，日本方面认为这些军人是“现地除役”，即解除军籍，变成百姓了。

实际上日本军人并没有去修铁路，而是分配在国民党军中 担任技术兵，如炮手、坦克手、机枪手、军械修理等。

这些秘密交易普通士兵是不知道的。部队中有个学生兵奥村和一，1944年才应征入伍。日本投降后，士兵都想回家。当时谁走谁留，都是长官说了算，士兵只有服从命令，所以奥村等人都糊里糊涂地留下来。

比起那些回国后生活贫困的同僚，他们在阎锡山部队里待遇优厚，当时的日子要好过得多。

由于日本军人的加入，阎锡山部队的战斗力提高很多，大大增加了解放军作战的难度。

1948年6月，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司令员徐向前指挥发起晋中战役，与阎锡山的军队展开血战。奥村与部分“蚂蚁部队”成员参加战斗。

2005年，奥村重访战场，回忆：在南庄村阵地上，成百上千的国民党军死尸枕藉，在炎热的天气中膨胀腐烂。伤者在战壕里呻吟，场景如同地狱。

黄昏时，解放军的迫击炮弹如雨点般射来，奥村也被弹片击伤，失去了作战能力。在绝望之下，岩田旅团长率残部突围，逃回太原，几百名日军阵亡。

奥村被俘后，解放军了解到阎锡山部队中有日本军人的确切情况。

1948年10月，徐向前指挥第一兵团及西北野战军等部共18个旅11.5万人，发起太原战役。澄田担任太原防卫战的总指挥。

太原城墙高大，周边各式堡垒与壕沟、暗道相结合，形成多层次、大纵深的环形防御体系。

主防区有大碉堡五千多个，与城外牛驼寨、卧虎山、双塔寺等要点相呼应，成为解放军攻打太原的主要屏障。

战役打响后，解放军猛攻外围据点，相继攻占牛驼寨等地。阎锡山集中第30军和留用日本军人的暂编第10总队，在炮火支援下向牛驼寨实施多次猛烈反扑。

西北野战军第7纵队顽强抗击三日，因伤亡过大撤岀阵地。徐向前调整部署，分别以四个主力纵队猛攻牛驼寨等东山四大要点。

国民党守军和日军凭借险要地势固守，并施放毒气弹、燃烧弹。解放军经19个昼夜的激烈争夺，付出了几万人的伤亡，终于攻占东山四大要点。

毛主席考虑到华北部队缺乏火炮，攻坚伤亡大，同时考虑稳住平津的傅作义集团，等待东北野战军入关，通知徐向前暂停作战。

1949年1月平津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军委增派华北第 19、20兵团和第四野战军、华北军区各1个炮兵师，开赴太原前线，会同第18兵团总攻太原，太原前线解放军的总兵力增至三十二万余人，对国民党守军形成了绝对优势。

阎锡山此前已逃往南京，澄田见势不妙，请阎锡山给他写了一个手令，以“华北实业公司技术员陈英春”的假身份逃出太原，从上海乘船回到日本。

“蚂蚁部队”的士兵被扔下。4月24日凌晨，解放军攻城部队用一千三百余门火炮猛轰，对太原城发起了总攻。解放军从几个方向突破城垣，相继攻入城内，与守军展开了巷战。

残存的日军在民房中见大势已去，用中国话向解放军喊：“我们向你们投降了，没有抵抗，你们不要打枪啦！”

战斗结束后，“蚂蚁部队”当了俘虏。解放军看到这些日本人义愤填膺：难怪我们伤亡那么大，都是你们这些日本鬼子造成的。

“蚂蚁部队”残留官兵没有享受到解放军优待俘虏的待 遇，而是作为战争罪犯，被押送到河北永年县，成立“训练团”。

经过审查，罪大恶极确定为战犯移交地方公安机关关押的人共106名，罪恶不大以及有些嫌疑的日侨601人编为劳动大队，开始了劳动改造生活。

经过一段时间后，有的人被分配到山西煤矿，有的被分配到河北的企业当工人。

解放战争结束后，四野部队于1950年投入抗美援朝战争。出于政治考虑，日本医生、护士没有随军出国，被分配到地方军区医院或转业到地方工作。新井侃教授被分配到南昌陆 军学校当医生，过上了和平生活，他开始思念家乡。

一些日本同志向组织上提出回国的愿望。1951年底，组织上告诉新井：中国政府正在考虑协助日侨回国，于是就有了 1953年中日红十字会的谈判。

在协助日侨回国的过程中，承担任务最多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各级政治部门。这次日侨回国任务最关键的部分，就是如何保证在解放军中工作过的日籍人员安心和安全地回去，开 始新的生活。

日籍解放军女兵

中央安排日侨回国的指示下达后，东北、华北军 区政治部开始认真落实各项工作。

首先是摸底、调查，华北军区1953年12月给军委总政治部的报告中说：“集中回国之日侨，除少数来自地方工矿企业外，绝大部分是日本投降后在我军服务过的。他们在我党我军六七年的教育下，政治觉悟、思想水平均有所提高，有的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经过一定考验和锻炼，在工作中一般积极肯干，有三分之一的人立过功。”

从日侨的档案材料中看出，各级党政机关对他们的政治面目及历史情况是了解较清楚的。

调查工作结束后，军区政治部将日侨集中，进行动员工作。日侨多数人希望回国，但也有顾虑。有的认为自己是解放军，不是日侨，不够回国条件。有人怕回国受迫害，怕找不到职业无法维持生活.

组织上首先肯定了他们参加中国革命斗争的贡献和功绩，向他们讲明了国际局势及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前景，指出现在具备了回国的条件，消除大家的顾虑。

有些日侨准备回国就干革命，组织上又向大家阐明了革命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让他们回国后要适应日本的环境，过安定生活，不要轻易去搞革命斗争。

为了让这些日侨回国后能正常生活，组织上按日本医生、护士的级别和工资待遇，比照军队干部复员转业规定，每人补发了半年的工资，在国家外汇还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兑换成港币，为他们发放了资助金。

这笔钱当时在经济凋敝的日本，是一笔相当大额的款子，基本上可以保证在日本作安家置业的费用。

军区政治部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隐秘这些日侨的身份，避免他们回国后受到右派的迫害和当局的监视。组织上要求日侨交回军用品和军装，以及所有能证明他们在军队工作的 物品。

在四野工作的日本战友都获得了三枚纪念章和一枚奖章，这是他们光荣和珍贵的历史纪念。他们回国时，组织上要收回这些奖章。他们感到十分惋惜，非常舍不得。

考虑到当时日本政府对华的态度，从爱护和关心他们的角度，向他们讲明了道理。日本战友识大体、顾大局，他们要求在情况允许时，发还给他们这些用生命和血汗获得的珍贵奖品。中国政府和军队答应暂时保管，今后情况允许一定发还。

收回了军装，组织上为日侨购置了便衣，就是当时中国流行的蓝色人民装和干部帽，还有棉被、暖瓶等日用品。

据华北军区政治部给总政治部的报告，总计换装费、资助费共开支四十一亿元人民币（旧币，一万元抵新人民币一元）。

当日侨登上回国的轮船时，知道内情的人从他们穿着的统一的人民装，还是能识别他们的穿着中国干部服装回国的日本友人身份。

为了保证日侨安全回国，军队政治部门实行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即使是外交部当年参与日侨回国谈判的人员，也不清楚这些在解放军中工作的日侨情况。

最著名的日籍八路——小林宽澄接受采访

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后，军委总政治部向外交部提供了第一批回国的日侨清单。其中“东北各系统日本人分布状况表”中，“军队关系”栏登记的日本侨民统计：“军区直属”579人，“卫生部”2730人，“军工部”1074人，“军需部”174人，共计4557人。

“关内日本人分布概况表”中“野战卫生部”2034人，这些人都是军队人员。太原市1000人，察哈尔大同县300人，注明“捕虏”，说明他们是“蚂蚁部队”的战俘。

关于“蚂蚁部队”的处置，华北军区政治部1952年11月给军委总政治部的报告说：“永年训练团共有日俘707名，连同家属361名，合计有1068名。”

“其中经过审査，罪大恶极确定为战犯移交地方公安机关管押者106名；罪恶不大以及有些嫌疑的日侨编为劳动大队者601名。”

对战犯的处理，外交部、公安部与最高人民检察署和华北行政委员会商妥，移交山西公安厅全部接管。劳动大队与中财委联系，已决定由中央农业部接收，农业部已决定将这些人遣往西陵从事农林垦植和修建工程。”

罪大恶极确定为战犯的侵华日军头目、炸死张作霖的凶手河本大作

在确定这些日本战俘及家属回国前，组织上对永年训练团中的人员又进行了一次政治审查，查出历史罪恶较大、血债较多、现思想仍反动者5名。这少数几个人与先前移交山西公安的战犯一起关押，其余多数“蚂蚁部队”成员被遣返回国。

由于中国政府和军队部门事前做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 作，1953年1月日本三团体代表团到北京后，谈判进行得很顺利。

在谈判之前，周总理让廖承志会同外交、公安等部门开会研究，进行充分的准备。

我方制定了谈判要点和有关对策。这次日侨回国，不同于以往的“遣送”和“撤退”，而是中国红十字会受政府委托，协助愿意回国的日侨回国。与日方谈判的范围仅限于协商日本来船的手续及有关日侨回国的各项具体问题。

中方向日方提供了分期分批回国的日侨名单，凡是愿意回国的日侨，中方都尽可能地提供方便。

返回国内的日籍留用人员，穿着当时中国流行的蓝色人民装和干部帽

在谈判过程中，日本三团体与中方密切合作，1953年3月7日，中日两国红十字会签署了《关于商洽协助日侨回国的公报》，确认由日本政府派轮船接日侨回国。

中方指定天津、秦皇岛、上海三个港口为日侨集中和登船地点。第一批回国日侨约5000人，以后根据申请回国的日侨人数和来船情况，每20天为一个周期，运送日侨回国。

1953年3月22日，日本第一艘客轮“白龙丸”抵达天津塘沽港，九百余名日侨登船回国。

日本方面对国民归来也很重视，在新闻报道中没有使用“遣返”这类词语，而使用一个新名称“引扬”。

随后“兴安丸”到天津港接运日侨，随船有十几名日本记者来访。他们看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侨回国的关心照顾，也被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所感动。

日本三团体邀请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问日本。1954年10月30日，以李德全为团长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一行10人，经香港到达东京。

在13天的访问过程中，受到日本各界人士和群众的 热烈欢迎，日本政府官员也会见了代表团，表示中日两国应当友好往来。

回国的日本侨民受到热烈欢迎

这次访问堪称“破冰 之旅”，打开了中日民间往来的大门。而作为 “破冰之旅”的主体，就是那些在解放战争中做出贡献的日本战友。

在解放军中工作的日本朋友回国后，都非常怀念中国。新井侃教授写了长篇回忆录《越过长城》，原42军野战医院护士十川八重子写了长篇回忆录《晓星》。

从这些回忆录中，我们可以比较完整地了解他们在解放军中的经历。

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后，日本老战士分别以原来的工作单位为名组织战友联谊会。有的以在中国参军和分别的地方为名，如齐齐哈尔会、梨树会、耒阳会等，新井医生所在的原第29医院的战友组织了“长城会”。

林弥一郎与东北老航校的战友组织了 “航七会”（东北老航校建国后改为第七航空学校）。

大家每年聚会，出版特刊，回忆在中国的日子。中日建交后，打开了正常交往的大门，这些日本老战士纷纷来中国访问探友。

日本老战士回国后，也致力于发展日中友好关系。林弥一郎在“航七会”的基础上创建了 “日中和平友好会”，会员有八百余人。

1985年1月，林弥一郎访问北京，彭真委员长亲切地会见了他，伍修权与林弥一郎谈起当年赠手枪的情节，他们为重逢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1986年3月在北京举行“东北老航校”建校40周年校庆。空军司令员王海隆重欢迎老师林弥一郎、大澄国一、内田元五等人的归来。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日本老战士“回娘家”的联谊活动十分频繁。原47军野战医院的日本朋友于1990年回到黑山战场，怀念辽沈战役之黑山阻击战那些难忘的岁月。

第29医院的中日战友互访频繁，日本战友来到解放军第304医院与老战友联欢，原29医院院长刘御、李磊到日本与“长白会”的战友叙旧。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回想四野会”会长中村光义给周总理写信，请中国驻日本大使陈楚转呈，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归还他们在解放战争期间荣获的奖章。

当年收回的奖章由于历史原因，都已无法找到。经外交部、中日友协、解放军总政治部研究，决定按原样制作数千枚奖章补发给日本朋友。

不仅如此，总政治部还按1955年解放军第一次授衔的规定，给这些日本战友补发了一枚“解放奖章”。

制作后，两箱由林弥一郎带回日本，另两箱交中村光义。“回想四野会”组成“纪念章奖章补发审交委员会”，对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工作过的成员进行登记、调查，审查合格后予以补发。

1996年8月7日，中村光义给中国战友的信中说：“1946年参加解放军的日本男女同志共计4000人，我们参加解放战争的日籍同志当时领取了东北、华北、华中南、解放奖章等纪念章，但1953年回国时，这些纪念章都被中国政府收走了。”

“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后，我直接给周总理写请求信，要求再交付。到1981 年，中国政府经我手再交付了。1981年以来到现在，再次领取纪念章的人1560名，都有详细的名单。”

但是回国后的“蚂蚁部队”成员的命运却完全不同。 1954年9月，“兴安丸”载着400名从山西、河北释放的“蚂蚁 部队”官兵从中国回到日本。

在鹤舞上岸后，他们得到日本厚生省引扬事务局官员的接待。士兵奥村和一看到自己的“引扬证明书”上“职业” 一栏写的是“军人”，但注明：“昭和21年3月15日，现地现役除队。”也就是说，在1946年，他们这些人已经被开除了军籍。

他们与战后遣返的日军官兵不同，活着没有领取日本政府颁发的“军人抚恤金”的资格，战死的家属也没有领取“遗族抚恤金”的资格。正如一位老兵悲愤地说：“我们像蚂蚁一样被战争的铁蹄践踏了。”

这些为阎锡山作战、被俘后经历劳改生活的日军回国后，一无军籍，二无户籍，生活非常艰难。

而且他们在新中国的经历被当局怀疑为“亲共”，长年受到日本警方的监视，受到的歧视可想而知。

被阎锡山收编的部分日军合影

2001年，奥村和一等十几位幸存的老兵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山西残留阵亡者作为公务牺牲，取消“现地除队”的规定；承认1954年回国之前的军籍，补发军人和遗族抚恤金；查明山西残留日军的真相。

2004年败诉，奥村等五个老兵不服，继续向东京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上诉，到2006年9月，他们全部败诉。

法院的理由是：“蚂蚁部队”的2600名官兵是“根据自由的个人意志”留下的“志愿兵”，而非军部命令留在中国作战的雇佣兵。

这些老兵听到宣判后，老泪纵横，顿足捶胸。这不是弥天大谎吗？战争结束后谁不想回家？谁想留下来为阎锡山卖命 打仗呢？澄田长官早已死去，不会为他们说话了。

幸存的宫崎参谋已经90岁高龄，因脑中风丧失了语言能力。他在病床上哀号，为没有坚持让部下遣返回国而深感痛苦。

收编后的奥村和一（左）与朋友合影

于是，一位有正义感的电影导演池谷薰站出来，筹集经费为这些老兵拍摄纪录片“蚂蚁部队”。

奥村重返中国，忏悔自己的战争罪行，揭露日本战争罪犯和阎锡山的秘密交易， 为那些在战争中死亡的同事伸冤。

这些事情得不到官方的支持。池谷导演一边筹资一边拍摄，电影拍完也负债累累。

池谷还出版了同名的著作，向世人揭示这个被人们遗忘的秘密，同时告诫年轻人：要和平，不要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