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抛弃罗马

重回东罗马怀抱的西罗马人，如愿以偿了吗？答案出乎意料。

当东罗马将军贝利撒留攻打东哥特时，西罗马的贵族与百姓纷纷里应外合。贝利撒留正是通过罗马的贵族主教西尔维里乌斯的暗地接应，才兵不血刃地进入罗马城。

而西罗马人对“王师”的热情却没维持多久。由于长期的攻防战，西罗马人吃不惯苦，先为不能洗澡、睡眠不足，后又为缺少粮食而咒骂东罗马军队。曾经帮助东罗马打开城门的西尔维里乌斯主教，竟然计划再次趁夜打开城门，帮助哥特人潜回城内袭击贝利撒留以结束围城。阴谋泄露后，西尔维里乌斯被立即流放。

抛弃拜占庭的，不光是贵族，还有平民。许多西罗马农民和奴隶重新加入了旧主哥特的部队。许多没有拿到薪水的蛮族雇佣军也加入了哥特军队，一齐向“解放者”进攻。

当然，西罗马人反对东罗马人也有理由，因为拜占庭毫不考虑当地的民生，只想着收税。战后意大利北部已化为一片废墟，经济退化、人口锐减；接替贝利撒留的将军纳尔西斯却建立了军政府，实行了15年的掠夺性税收。拜占庭税吏号称“亚历山大剪刀”，因为每笔税款中的十二分之一都可以合法据为己有，这激起了税吏们搜刮殆尽的狂热动力。私人从国家税收中抽取提成的“包税制”，是从马其顿帝国到罗马的一贯恶政，拜占庭又将其变成国家行为。同时，拜占庭没有恢复罗马治理体系，延续千年的罗马元老院就此终结。

身为蛮族的狄奥多里克还苦心维系罗马体制，身为罗马人的拜占庭却将其一扫而光。欧洲史学家认为，如果没有哥特战争，罗马古典文明不会这么快消失而进入中世纪。这就要怪骄傲的罗马贵族永远不会接受“蛮族”人做皇帝，不管他有多仁厚多罗马化。

东哥特之后的蛮族干脆抛弃了罗马的政治制度，彻底走自己的路。罗马的生活习俗仅随着惯性在欧洲局部地区延续了一个多世纪。

中华选择中华

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将都城从大同迁往洛阳，这是北魏汉化重要措施，巩固政权，也促进了民族融合经济发展。

中国有两对人物与狄奥多里克、波爱修斯的君臣关系非常相似。一对是前秦的苻坚与王猛，一对是北魏的拓跋焘与崔浩。

苻坚是五胡中最仁德的君主，王猛则是北方首屈一指的名士。王猛选择辅佐苻坚，原因之一是苻坚立志于大一统。苻坚虽是一个氐族人，但一生追求统一天下。他还未稳定好长安的鲜卑贵族，就要冒险南伐东晋，他认为，只有“统一”才能使他获得“天命”。苻坚身为百战豪杰，并非不知风险，只是“大一统”的最终志向是不计较个人成败的。

王猛选择苻坚的第二个原因，是身为汉人政权的东晋为政之道与王猛的理想不一样。东晋讲究门阀政治，王猛的理想是儒法并行的汉制。一方面要法家的“明法峻刑，禁勒强豪”；一方面要儒家的选贤任能、发展农业、礼教众人。

东晋按门第任官，而苻坚则从下层选拔精英。东晋搞玄学，为政讲风雅。而苻坚主张学以致用、实干兴邦。

氐人的前秦，比起汉人的东晋更符合王猛对于“汉制”的理解。“汉”在王猛这类士子心中，不是血统种族，而是制度理想。中华世界里的族群，无论胡汉，都不像罗马世界中那样以“血统”或“宗教”作为划分族群的依据。狄奥多里克若生于中国，会有无数胡汉豪杰辅佐他争得正统。

拓跋焘是鲜卑雄主，崔浩是北方汉人世族子弟，在北魏为官三朝，博览经史百家，长于计谋。一方面，崔浩为拓跋焘出谋划策，完成了对中国北方的统一。另一方面，崔浩推动拓跋焘进行“文治”改革，废止军事贵族的主政制度，恢复文官制度的尚书省，并置秘书省；整顿基层政权，考察地方吏治；大量吸收中原律令条文。崔浩还力主鲜卑精英与汉人精英大融合，拓跋焘言听计从，大规模征召汉人名士数百人进入中央和地方。

拓跋焘无比宠信崔浩，亲临他的府第问计军国大事，命乐工为他谱曲颂功。鲜卑贵族对拓跋焘“偏听”崔浩极其不满，甚至发生过匈奴贵族与鲜卑贵族共谋的未遂政变。

与波爱修斯一样，崔浩也因牵扯到族群意识而不得善终。他在主修北魏史时，记录了鲜卑人部落时代的落后风俗，刻上石碑立在都城要道旁。鲜卑人对于这种“揭丑”行为非常愤怒。当时正赶上南朝宋文帝北伐，鲜卑贵族便纷纷状告崔浩侮辱先人，还诬陷崔浩密谋投宋——因为崔浩家族太庞大，其本族和姻亲都有别支在南朝。拓跋焘盛怒下将崔浩灭门。

不过，汉人与鲜卑的融合并未因崔浩事件而骤然中止。崔浩灭门后，他的各个支系旁系亲戚依然留在北魏。当孝文帝即位后，崔氏的后人崔光、崔亮等继续为北魏朝臣。尤其崔鸿，收罗各种残余史料，撰写成100卷的《十六国春秋》，记录了五胡各政权的史实。

与哥特因罗马人背叛而急速去罗马化不同，崔浩案没有使拓跋焘“因人废事”，他依然命令鲜卑贵族子弟学习儒学。之后的孝文帝更是把汉化改革推向顶峰。汉人与鲜卑人都没以个人荣辱来构建政治，他们对历史有着更深刻的理解。

潘岳，男，汉族，1960年4月生，江苏南京人，历史学博士。现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副院长。中共十七大、十九大代表，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