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陈毅与谭余保闹误会，互不搭理，后来毛主席让王震摆酒劝和

1943年的一天，毛泽东把王震找来，笑着说：“王胡子，听说陈毅和谭余保俩人在闹别扭，你同他们都是好朋友，你还是陈毅的‘崇拜者’，你请他们吃个饭，讲个和嘛！”

主席和王震在延安

王震笑着说：“主席，您放心，这事儿就交给我吧。”第二天一早，他就扛起枪带着人上山打野味去了。

陈毅元帅在我们的印象中是何等的高风亮节、真诚坦荡，怎么还会和别人有过节呢？而且这人还是大名鼎鼎的谭余保。这事啊，还得从第二次国共合作谈起。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全面抗战爆发，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浪潮。根据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的要求，在陕北的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南方八省的游击队则被改编为“新四军”。

而此时，陈毅、项英等领导的南方八省的红军战士还处在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封锁之中，游击队为躲避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大都藏在深山老林中，有一些还与党长期失去了联系，所以寻找起来，还真不那么容易。

去寻找游击队传达党中央接受改编、联合抗日的精神，不仅不容易，而且还要承担很大的风险。

这不，1937年10月下旬的一天，陈毅根据赣粤边特委命令，去江西永新县武功山，寻找湘赣边区游击队，向他们传达下山整编抗日的命令。陈毅不仅自己被五花大绑差点丢了性命，还因此和湘赣边区游击队司令谭余保闹出了误会，影响多年。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就是1935年6月原湘赣特委书记陈洪时的叛变。这个叛徒叛变后当上了国民党湘赣边招抚专员，专门负责追捕游击队。他还经常叫叛徒冒充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游击队，到我们的交通站接头，或直接上山找游击队，摸清游击队位置后带着敌人来围剿，湘赣游击队就是这样被敌人搞垮掉的。

第二，是对党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理解。一些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由于长期在深山密林中，与上级党缺乏联系，加上三年之中，吃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苦头，坚持不肯下山，有的还把上山传达中央精神的同志误认作“叛徒”“动摇分子”加以杀害。

如，在赣东北的杨文翰游击队，就杀了前去劝说的浙赣省委书记关英；在德安、九江地区的刘维泗游击队，也杀害了前去做工作的红十六师政委娄明安和鄂东南特委书记林美津。后来，这两支游击队由于杀害了上级派来的人，失去了政治方向，都被国民党反动派围困消灭了。

而此时的湘赣边省委和湘赣游击司令部，正是在遭到叛徒陈洪时的严重破坏后，危急时刻由湘赣边苏维埃主席谭余保带领同志们重新组建的。

新组建的这支游击队以武功山为依托，依靠群众的支持，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清剿”，在斗争中不断壮大了自己的队伍，扩大了游击区。由于他们既吃了陈洪时叛变的苦，又长期与中央失去联系，所以迟迟不肯下山接受改编。

陈毅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前往安福、莲花一带，寻找湘赣边省委和游击司令部。

陈毅在赣南

话说这天，陈毅受领任务后，乔装打扮了一番。只见他头戴博士帽，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穿着府绸长衫，手提一只牛皮文件包，拄着一根文明棍，坐着由四个国民党士兵抬的大轿，派头十足地来到永新县高坑联保处。

为什么会让四个国民党士兵抬轿相送呢！陈毅的想法是，为了在途中行走方便，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完成了和国民党江西当局的谈判，由国民党派兵护送他，途中可以少很多麻烦。但是他这样做，却在后来上山后说服谭余保下山时，给自己增加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陈毅到了联保处坪里，就给了轿夫一些钱把他们打发走了。接着，陈毅把长衫一脱，就住进了普通百姓家里，帮助群众挑水、割稻子，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针，想通过群众找到谭余保。

他的一举一动都被游击队掌握得清清楚楚，尤其是他让国民党士兵为他抬轿子，又到老百姓家里去打听游击队的下落，引起了游击队的警觉。

后来，陈毅根据百姓提供的情况，径直往九陇山走了，在山下暗地里活动的游击队员傅云飞等三人，便悄悄跟在陈毅后面，想看看这个绅士模样的人究竟想干什么。

傅云飞他们跟着陈毅走了一段路，眼见山势越趋高峻，距离游击队驻地也越来越近。便机警地追上去问陈毅：“你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呀？”

陈毅说：“我是奉党中央之命，来找湘赣游击队谭余保的。”

另一个游击队员说：“你找谭余保干什么？”

陈毅说：“听口音，你们是茶陵人，大概是游击队员吧！我告诉你们，现在国共两党合作，中央红军已经改编为八路军，南方八省我们的游击队，也要集中起来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谭余保的游击队还在这一带活动，我便奉命来找他了。”

傅云飞等见陈毅不像坏人，讲得也很有道理，就留下两名队员陪陈毅原地等待，自己返回驻地去报告。

傅云飞将情况向游击大队司令员段焕竞和政委刘培善报告后，两人都觉得，如果是特务和叛徒，量他也没这份胆量，敢来只身犯险；如果是自己人，又没有接到上级指示说有人要来。这个人究竟是什么来头，想干什么呢？

陈毅（左）在游击战争中

段焕竞和刘培善经过再三研究，决定让人把这位不速之客带上山，当面问个清楚。

陈毅一见段焕竞和刘培善，就像久别重逢的战友一样，诚挚爽朗地跟他们打招呼，说：“同志们，你们这里好难找啊，山下老百姓帮了我的忙，终于找到你们了”。

说完，他又自我介绍说：“我是党代表陈毅，是奉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来寻找你们，向你们传达指示，要你们下山参加抗日的。”

刘培善问：“你有介绍信吗？”

陈毅说：“有，这是项英同志写的介绍信，请看。”说着，陈毅拿出一张便条。

刘培善接过一看，只见上面写道：“特派党代表陈毅，来你们这里联络。”下面项英签名，但既没有抬头，也没有公章和私章。这让游击队又增加了一份疑惑，会不会是假的啊？

刘培善和段焕竞都没有见过陈毅，对项英，也只知道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但是谁也不熟悉他的笔迹。所以说，游击队无法辨别这张便条的真伪。

皖南事变烈士陵园内项英笔迹

这也不能怪他们，当时，湘赣边游击队与外界完全隔绝，与上级党的联系也已中断，再加上陈洪时叛变的教训。所以，就决定先将陈毅软禁。当天，他们又集体找陈毅谈话，陈毅对所提问题都能对答如流。

最后，陈毅说：“同志们，你们现在对我有怀疑，这是可以理解的。自从主力红军离开这里，已经三年了。你们的斗争是艰苦的，你们的处境是困难的，你们经过万死千伤，这个很不容易，很光荣。残酷的斗争环境，使你们立场坚定，对敌人、对叛徒有强烈的仇恨心，有高度的警惕性，这是必要的，可贵的。但我这次来，不是叛徒，是党中央派来的向你们传达指示的，希望你们能带我去见谭余保同志。”

游击队的同志们仍用怀疑的眼光看着陈毅，说：“陈代表，那就请你传达中央的指示吧！”

陈毅立即热情洋溢地讲起了国际国内的新形势，最后告诉大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对中国展开大规模入侵，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我们应该与国民党合作，一致对外，集中力量去打日本帝国主义，为此，坚持在南方各省的游击队，要下山集中，准备开赴抗日新战场。”

这番话，对于久处深山，与外界断绝联系的游击队员来说，一时还难以接受。国民党的军队刀对刀、枪对枪地与我们打了十年之久，无时无刻不在想方设法消灭我们。特别是近三年来，斗争更加艰苦，许多同志还被关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就在不久前，国民党军队还对游击队发动了一次大围剿。因此，许多人难以转过这个弯来。

事情在第二天一早出现了转机，有一位战士找到刘培善和段焕竞，告诉他们说：“这个人确实是陈毅，1933年我在江西省军区当兵时，他是省军区司令员，我还听过他的报告哩！那时的苏维埃主席是曾山同志，他们经常在一起，我认出来了，他是陈毅没错。”

尽管，确认此人就是陈毅，但是刘培善和段焕竞一想到要游击队下山与国民党合作，还是不敢相信他。尽管他确实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但话又说回来，像陈洪时、龚楚这样的高级干部不也叛变了吗？

他们依然揪着陈毅，围绕着他们疑问“审问”着。

一个同志说：“看你这身打扮，哪里还像共产党？还是老老实实把叛党经过讲一讲吧！”

陈毅哈哈大笑道：“真是乱弹琴！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他接着说道，“我现在是和国民党谈判的全权代表，穿得派头一些，也是为了工作需要嘛！”

陈毅元帅

又有人问：“那你为什么要让国民党的士兵给你抬轿子。”

陈毅答道：“一来是为了摆点威风，这样通过国民党防区更加安全些；二来因为我的脚磨破了，不好走路；第三嘛，我让国民党士兵抬着我，白天走大道，这样既安全，又可以快点到这里嘛！”

听了这番解释，游击队的同志们也觉得有道理。刘培善和段焕竞商量了一下，便同意了陈毅的要求，连夜派黄炳光、李森启带领10余名战士，“押送”陈毅到游击队司令部所在地武功山去，让谭余保亲自审查。

陈毅来到之前，谭余保就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知道国共合作的消息了。但自那以后，由于国民党推行“北方合作、南方围剿”的政策，对湘赣游击队的进攻却加强了。因此，谭余保不许周围的人谈论国共合作。

当天，陈毅被送到武功山甘子山临时省委住的棚子里。

陈毅一见到谭余保，说：“谭余保同志，叫我好难找啊！这下可找到你了……”

话还没说完，只见谭余保把旱烟管往地上一磕叫道：“陈毅，你这个叛徒！”

四个高大的游击队员立刻一拥而上，把陈毅五花大绑捆绑起来，吊在竹棚子的一边。

而竹棚子的那一边，省委正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怎么处理这位“叛徒”。彼此只隔一道竹墙，他们讨论的内容陈毅都听得见。陈毅听到竹墙那边省委决定要杀他时，就在这边喊道：“不能杀。杀掉我，你们要犯大错误。”

第二天，棚子四周坐满了人，像是要公审犯人一样。

谭余保从竹棚一边走出来，没好气地对陈毅说道：“我知道你早叛变了！快交待你是怎么投敌的吧”

“我是代表党来的。”

“代表哪个党？代表国民党？”

“我是陈毅。”

“我晓得你的名字。我也听过你的演讲，你过去讲过的话，你还记得吗？”

“我讲什么啊！”

“讲革命。就是要革命，不要投机嘛！可你现在怎么样！你要不供出来怎么投降蒋介石的，就要杀头！”

陈毅面无惧色，镇静地说：“余保同志，莫误会了！你看看项英同志给你的信吧！”

谭余保说：“信有什么用？项英的信还造不出来，国民党、叛徒什么东西造不出来呀！实话告诉你，前几天，石坚派两个‘反共团’的叛徒来喊国共合作，要我下山受编，我已经把这两个家伙杀了……”

谭余保

陈毅早知道石坚是大叛徒陈洪时的人，不等谭余保说完，就大声地称赞说：“杀得好！”

陈毅的回答，使谭余保感到非常意外，他开始感到陈毅和反共团有所不同。其实，谭余保在井冈山时期曾听陈毅作过报告，认识陈毅，但是，他毕竟和党中央断绝联系三年多了，他还是得谨慎一些。

谭余保故意威吓陈毅说：“我不相信你的话，我要把你抓起来，枪毙！”

陈毅正色地说：“谭余保同志，你枪毙那套不行！怕死不当共产党员，怕死我就不来了。”

“你抗不抗日！”陈毅反问道。

“我抗日，马上可以抗日。”谭余保坚定地说道。

“你愿意抗日就好办！”陈毅感到有门，因为他们有了共同的语言——抗日。

陈毅趁机给他讲了当前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才是主要矛盾、过去是“苏维埃救中国”现在是“抗日救国”等道理。

谭余保说：“你是知识分子道理多，可是敌人一来，你们就带着队伍跑了，逃跑就是机会主义。平常你东一指示，西一指示。可这三年，你一条指示也没有！”谭余保越说气越大，抽出烟管就要敲陈毅脑壳。

陈毅声明道：“红军主力北上抗日后，他先是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后转移到赣粤边打游击，并没有逃跑。”

他看了一眼谭余保，继续说道：“我讲的这些政策，是党中央的决定还是个人意见，你派人到吉安、到南昌、到延安去，就会查清楚我这次来，是为共产党工作呢，还是为国民党工作。朱总司令他们到南京了，叶剑英同志在武汉，项英同志在南昌……”

“我不管你是叶剑英、项英派来的，还是毛泽东、朱德派来的，我认为你是叛徒，就要把你抓起来！”谭余保一激动，说漏了嘴。

陈毅一听，不由火了，大声斥责说：“我忍耐了半天，是把你当成共产党哩！听了你这几句话，哪里像共产党？我问你，你是什么人？毛泽东、朱德派来的人你怎么能抓得？你的话已失去了党性原则，离开了党的立场。你根本不是啥子共产党员，不是啥子游击队长，你就是个山大王，是土匪！”

就这样，两个人一个说对方是“叛徒”，一个说对方是“土匪”。

刘培善、韦一平等在场同志看势头不对，劝谭余保冷静。

陈毅又说：“你们如不相信，要杀我，作为我个人是无所谓的。不过那就会贻误党的工作。你们真要杀我，也望等几天再杀。我写一封信，你们派人把信送到新四军驻吉安通讯处去，假若查明我说的是假话，再杀也不迟嘛！”

谭余保经过一番思考，决定暂时把陈毅禁闭起来。

同时，立即派三大队民运组长刘全带了陈毅的信前往吉安，找到了新四军驻吉安通讯处，证实陈毅确是中央派出的代表，他所讲的也完全属实，这才消除了误会。后来，这支游击队经过短时间整训，开赴浙江开化，编为新四军一支队一团二营。

这件事，似乎就这么有惊无险地过去了。可是再高级的领导干部也是人啊，大道理上双方都懂得，但从此以后情感上却结了疙瘩，心里都觉得自己委屈。

时间来到1943年，俩人都到了延安。在一次学习会上，一个还记得被当做“叛徒”差点被枪毙，强调农民党员要多读马列主义。一个本来就没忘记“土匪”的称号，又听对方旧事重提，更不高兴。从此见面连招呼也不打，互不搭理。此事，后来被毛主席知道了。

于是就有了开头毛主席请王震出面劝和的一幕。

主席与王震在交谈

话说王震得令后，第二天一早，扛上猎枪，钻山沟，爬大坡，居然打得两只大野鸡，一只小野猪。

他自己挽起袖子，亲自下厨，做了一桌色香味俱佳的好菜。在吃小米的延安城，光是准备这样的盛筵所付出的辛劳，就足以叫人心动了。

陈毅和谭余保俩人来到后，王震解下围裙，一本正经地说：“今天，我请你们来尝尝我做菜的手艺，陈军长，你就不要把桌子推倒了！”这话出自王震之口，便显得格外诚挚和爽快。陈毅和谭余保互相看了一眼，都放声大笑起来……

都是出生入死的革命同志，又都是高级领导干部，误会终究是误会。两人的疙瘩在觥筹交错之间解开了，误会随着这爽朗的笑声烟消云散了……

解放后，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陈毅又见到了当时仍坚持在原地斗争的谭余保同志。他专门请谭余保到他家里做客。

席间，当他们举杯祝酒时，陈毅风趣地说：“余保同志，你看，那个时候你要是把我杀掉，现在不是少了一个元帅吗？”

在座的人听了，都哄然大笑起来。

这就是我们可爱的陈毅元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