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和“功过簿”侍从口中的末代皇帝（十二）

搬到静园以后，溥仪对我们随侍的管理更加严苛了，连分工等细项他都亲自过问。本书撰写者在档案中找到一份溥仪给随侍分工的亲笔记录，这确是可靠而又能说明问题的历史资料，从中能够看出溥仪与随侍的关系。这份记录的头一段文字，实际是溥仪向我们颁下的一道“谕旨”：

各人所专管之物类，由今日起分别清楚。清理后，如要物品时不得延耽，必须立时拿出，若推不知，定受重责一百板，轻者三十板。
尚有未记账(室中所陈列者)，均即日记账，分别何类，奏明管理。

就在这段话前边，溥仪特意注明“每人录一份”字样。至今我还依稀记得当时的情景：随侍们一个个都很忙乱，正在分别记账，把自己所分担房间中的物品按类登记，忙了好几天。

接下去，是溥仪给我们分工的具体情况，涉及祁继忠、吴效周、严桐江、王简斋、曹裕光、赵炳武和我等七名随侍，还有金藻通、杨广英、增祉及司房的几个人。列表如下：

人 员 房 间 物品
祁(继忠) 召见室 日记、银钱账目、中国衣服、褥、被、靴、皮件等类、信件
李(国雄) 大餐厅 杂物箱、相片、书籍、西服、笔墨

吴(效周) 寝室 日记、银钱账目、报、西服

严(桐江) 大餐厅 杂务、相片、书籍、药品、信件、宣纸、笔墨

王(筒斋) 小卧室 中国衣服、褥、被、靴、皮件等类、西服

曹(裕光) 小客厅 楼上各抽屉并杂字纸

赵(炳武) 小饭厅 楼上各抽屉并杂字纸

藻(金藻通) 中国衣服、褥、被、靴、皮件类

司房 餐瓷品及五号物品、花盆、果盘、供器

杨广英 佛堂 报、银钱每日数目

增(增祉) 杂务、书籍、笔墨

如果说溥仪在1927年12月间给随侍们制订的“几十条”是属于行为守则的话，这次分工就是工作纪律。我记得溥仪还命人按其亲笔稿，油印若干份，人手一份，让每日必读两次，以保证严格奉行。

溥仪拟文的时间为1929年8月22日，其时，溥仪刚从张园搬到静园，尚未能从忙乱失序的状态中扭转过来。情况是这样的：婉容在主楼二层东侧占了几个房间，文绣住在另外的小楼里，主楼大部分房间归溥仪使用，房间多，又都摆放家具，而溥仪习性不改，随便走到哪里都脱衣服，穿衣服，扔东西，要东西，随侍们也采取信手拈来、随处安放的办法，形成杂乱无章的状态。仰仗溥仪穿的、用的都有多少套，最后形成东间有皮件、西间也有皮件，南间有靴、北间也有靴的情况。也有的时候溥仪突然索要某样东西，随侍却一时找不出了，不知是谁值班时经手放在哪个房间里啦。就是在这种前提下，溥仪才亲自给随侍们分工，并强调说，“清理后如要物品时不得延耽，必须立时拿出。若推不知，定受重责一百板，轻者三十板。”该文最后一段里，溥仪又进一步申明对工作失序者严加惩处的态度。他写道：

己巳七月十八日，自立字日起，如再错乱，按在张园时所定章程处罚。

其它手卷、册页、挂轴及召见室陈设格内并汉玉珠箱、保险柜，由七人完全负责(各人分类专记)。

李长安专管伺候格格来时饮茶用餐、早间洗面物件等，如有随侍等不准任意指使。缘尔等当差皆系平等，不许随便指派差务，更不许无故与之玩笑、谶骂等事。如李长安有过失，尔等自管陈明；尔等有过，长安亦须无论事之大小一概陈明，予自当公正严办。总而言之，尔随侍七人年皆幼稚，蒙朕殊恩，当如何奋勉上报!岂可屡径谕言，悛不知改?嗣后如再犯规则，或藉口相诋不陈明者，一概以故意抗谕言论罚。

这里边谈及七名随侍与太监李长安的关系，颇有值得注意之处。那时，由于“男女大防”的缘故，溥仪一方面命令伺候婉容、文绣的太监、侍女、老妈子与伺候他自己的随侍互相掣肘，另一方面严格限制二者的活动范围，既不允许随侍染指太监管理的事务，也不允许太监等同随侍厮混闲谈。一旦发生此类“逾格现象”，必定要受到溥仪的严密追查。因此，两类人员平日都是各管其事，互不相扰。如有公务来往，必须通过溥仪，否则不准发生关系。唯有一个人例外，他就是太监李长安。

李长安伺候过光绪，后来伺候溥仪。当溥仪还是少年时，他迎合幼主的兴趣，有一次给溥仪买了什么洋物件，结果让端康太妃知道了，把他发落到服苦役的地方去。溥仪到天津后想起他来，又派人到北京找他来伺候。一直跟到长春，伪满中期遂不知去向了。

在天津时李长安先伺候婉容，后来有一段时间无专责，因为他是太监中惟一能随便与随侍接触聊天的人，随侍则常把溥仪要办的某些事情交给李长安办，溥仪也默许了。那时我们处得很熟，李长安有个外号叫李得儿，来历不清楚，反正谁见到他都叫李得儿，连溥仪也“李得儿”“李得儿”的叫他。此人好说笑话。时间一长，我们干脆把“得”字换成“吊”字，开玩笑地叫他“李吊儿”。也有的时候我们让他去给溥仪办某件事，他不愿去，与我们口角，告到溥仪那里，也常常不了了之。后来，溥仪的几位御妹常到静园去住，溥仪遂派李长安伺候格格。可是，我们时而习惯性地让他去办这样，做那样，他以为自己有了专责，遂不愿承担，因此争吵了几次。可能他向溥仪告了状，所以溥仪的谕旨中才会有“李长安专管伺候格格”那段话，明令“随侍等不准任意指使”，而且“不许无故与之玩笑、谶骂”，从此连“李吊儿”也没人敢叫了。

庚午(1930)年的正月十三日，是溥仪的“本命年”寿日，静园司房的主事人张宝煦、张宏志、毛永惠等人发起，向随侍等佣人集资，给溥仪进贡祝寿。事先他们怎样研究的我不知道，曾向我征询意见。

“每人凑几块钱买贡品，给万岁爷祝寿，你乐意不乐意?”

“行!算上我一份。”

到正月十一日时贡品备齐，通知到我司房去看看。我去时见贡品都摆在桌子上，主事人说都是在中原公司购买的新产品。另外还有一桌燕菜席，用品已交膳房，届时由他们承做。随礼人不少，本来没通知汽车司机，但给溥仪开车的朱广文也主动参加算了一份，平均每人分摊将近十元。大红纸进贡单也写好了：

奴才 关天培、祁耀华、张宏志、李长安、赵学文、李国雄、严宗渊、白廷枝、吴邦业、毛永惠、查恒松、张宝煦、朱广文

进
燕菜 一桌
瓷洋人花池　 一份
四头铜梃花钗 一件
古铜飞人座钟 一件

“万寿节”那天上午，来园祝寿的“王公大臣”们叩拜完毕，祁继忠(字耀华)、张宏志和张宝煦作为下人的代表，带着贡单贡品到溥仪寝宫，先将贡单呈上御览，再跪请赏收贡品。那天溥仪高兴，当即吩咐把贡品摆到桌子上去，这时我们等在门外的人一起磕头，谢老爷子恩典赏收。溥仪又说：“你们花了不少钱，忠心可嘉!不必自己开销了，可以到司房报账。”于是，寝宫内外的下人又一起给溥仪磕头谢恩。

那次“万寿节”，静园护军索玉山、戴连恒、孙玉渊、金文晋李铁林、孙余善、卞廷杰、霍庆云、张茂泉和刘德琦等，也联名进贡鲜果两盒，纯属象征性寿礼。

大约就在1930年，也许是1931年，溥仪给园中下人设立了“功过簿”。表面看比1927年冬天那次给随侍立规矩要好，那次仅仅约束我们，这次不限于约束、管教、处罚，按设立“功过簿”的本意，“半年察看一次，有功则赏，有过必罚”。事实上这本“功过簿”只发挥了一半效能，就是说只记过，不记功，它成了对违犯规矩者加以惩处的有效手段。当时，处罚下人的事儿就像吃饭一样，每天都会发生。今天罚这个，明天罚那个，据我所知，司房毛永惠竟被连罚十几个月的月例。

回想当年许多事情至今还很气恼，溥仪最怕别人骗他，无事生疑，结果常常罚不当罚。就像毛永惠，连生活来源都给掐断了，他能老实吗?本来没骗过“皇上”，这回也得骗骗“万岁爷”了，否则家口没人养活。正像自己拴套自己钻一样，罚不当罚，最终罚了自己。

我受到处罚的时候也有，但与别人比较还是少的。有时刚刚挨罚，过后又“赏还”了。如“功过簿”里的这条记载：“又传：随侍李国雄前罚月例着即赏还”。不过，为什么罚的，又为什么还的，这些细节通通忘记了。

应该承认，溥仪还做过一件积德的事儿，就是给随侍请先生，让我们读书学知识。是怕我们年轻失学吗?还是怕我们知识不足难以为其所用?这就不得而知了。

溥仪为我们请了两位先生：一位叫白荫奎，主讲四书五经；另一位名字忘了，是教英语的。学生中有我、严桐江、祁继忠、赵荫茂等共七名随侍。上课地点在静园三楼，所谓三楼并没有房间，就是充分利用有人字柁房梁的楼顶棚，随侍住在那里。起初，学习还正规，逐渐就不行了，因为溥仪离不开我们。我早就看出问题，曾问过溥仪：“奴才们都去念书，剩下老爷子自己能行吗?”溥仪不以为然地回答说：“这里没事，你们好好读书去吧!”然而，三天刚过就命我们留一人伺候他。又过几天命留两人，再过几天命留三人。留来留去，每次上课只有一两人去听了。有时竟无学生，只好放假。所以学习效果也是可想而知的。白先生讲课还不少，我跟着学了《大学》、《中庸》、《忠孝经》，《易经》没学完。这位老先生才有趣呢！有这么一段插曲：1929年入冬不久，我们刚把铁炉子架起来．还没有烧火，正好白先生从楼梯走上来，看见铁炉子就兴奋地说：“呵！真暖和。”我强忍住笑说：“炉子刚安，还不曾点火。”白先生哈哈大笑道：“有炉子就让人感觉热！”

当时按溥仪规定：逢双日念古文，逢单日学英语。英语科前后念完英文版的《英语速成》头两册，第二册连教材也没买到，老师干脆就不来了，结果我连很浅近的英语也说不明白。记得有一次庄上敦来，溥仪和他一块上跑马场去玩，我随行给他们照相。溥仪还以为我们的英语程度很高呢，便让我跟庄十敦用英语对话。我说：“说不好，也听不懂。”庄遂慢慢以英语问我，问时用手指指相机：“照了几张?”这还听得明白，我也以英语回答，说已照完几张，尚有几张未照。讲得结结巴巴，把庄士敦和溥仪全逗笑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