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丨老年贺子珍

前言

“她一直就是一名女战士，只不过失散40多年后，现在归队了......”孔冬梅在自己的著作中这样描写自己的外婆贺子珍。

1984年4月25日，贺子珍的遗体在追悼会结束之后被送去火化，李敏和贺敏学在捡拾骨灰的时候，意外在头部和背部的位置发现了几枚烧得焦黑的弹片。李敏顿时大哭起来，她终于明白了母亲所忍受着怎样的痛苦，正是因为这几枚弹片，让母亲再也没有回到父亲的身边。

“抬也要把贺子珍抬到目的地”

1934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之后，红军被迫开始大规模战略转移。考虑到长途行军的条件艰苦，中央只批准了30名女同志随军出发，贺子珍就是长征中“30女杰”之一，由于怀有身孕，她被安排在总卫生部休养连。

图丨毛主席与贺子珍在保安

虽然长征开始的时候，贺子珍只有23岁，但在革命的队伍中，她早已经被磨炼成了“老大姐”。在休养连中大多数都是老弱和妇女，一些身体好的女同志就被当做政治战士，负责照顾担架，鼓励民工的士气，以避免运输人员的流失。

组织上考虑到贺子珍的身体情况，并没有给她委派找担架的任务，但她坚持主动帮助其他同志工作，和大家轮流值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帮助同志们克服困难，大家都将她称为“不是政治战士的政治战士”。

没过多久贺子珍就生下了一个女婴，当时红军正在二渡赤水前后，眼看着后面的敌人就要追上来了，大家七手八脚地将贺子珍抬到了一间草房中，李治医生和钱希均为贺子珍接生。孩子出生之后，钱希均将孩子抱给贺子珍看了一眼，大家立刻抬起担架就走，孩子就放在了火炉旁，给房子的主人留下了。

图丨钱希均（后排左二）与贺子珍（后排右一）等人合影

后来毛主席知道贺子珍分娩之后将孩子送走了，点了点头赞同贺子珍的做法，并说我们干革命就是为了造福下一代，但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下一代。贺子珍没有时间沉浸于骨肉分离的痛苦之中，她拖着自己产后虚弱的身体，继续跟着大部队继续上路了。

当队伍行进到贵州盘县附近时，连长侯政正带领大家隐蔽休息，突然远处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一架飞机迅速朝着队伍所在的方向俯冲下来。指导员李坚急忙大喊快卧倒。但为时已晚，敌机已经发现了目标，对着队伍进行轮番扫射和轰炸。

地面上的队伍一下子就乱了起来，一部分躺在担架上的伤员已经来不及转移，当时腿部负伤的钟赤兵正躺在担架上难以动弹，而警卫员已经牺牲在他身旁。眼看着钟赤兵要暴露在敌机的威胁之下，贺子珍奋不顾身地朝担架冲去，将他向隐蔽处拼命拖拽。

图丨钟赤兵（右）旧照

就在快到到达隐蔽处的时候，敌机再次俯冲下来，不断扫射并扔下炸弹，在这危急关头，贺子珍没有丝毫犹豫扑了上去，用自己的身体为钟赤兵作掩护，避免钟赤兵再次受到伤害。而贺子珍自己鲜血直流，染红了土地。

经过几天的抢救之后，医生将贺子珍身体浅层的弹片取了出来，而深层的弹片由于条件有限，只能暂时留在她体内。毛主席听说休养连遭到了敌人的袭击，特地带着警卫员和医生前来探望，当见到重伤昏迷的贺子珍时，毛主席伸手给她掖了掖被子，面色沉重地看着妻子，给休养连的同志下了“死命令”：

“抬也要把贺子珍抬到目的地。”

到了陕北之后，贺子珍生下了女儿李敏，频繁生育加上身体中弹片造成的痛苦，令贺子珍的性格变得有些多疑易怒。当时很多人都从各地来到延安这个革命圣地，作为领导人，毛主席在平时的工作中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一些女性，令贺子珍非常烦恼。

图丨毛主席与贺子珍在延安

身体上难以忍受的痛苦，加上精神上的无端猜忌，贺子珍再也无法忍受。她一气之下决定前往苏联治病，当时毛主席曾极力挽留，却没能打动贺子珍。贺子珍原本打算在苏联将身体治疗好之后，学习一段时间就回国，结果再也没能够回到毛主席的身边。

“我好悔！”

贺子珍在苏联整整逗留了10年，在王稼祥夫妇的帮助下，39岁的贺子珍终于在回到了祖国。回国之后贺子珍十分感激毛主席为自己的母亲养老送终，也越发觉得自己当年不应该那样冲动。她拿出当年自己带到苏联的红毛毯，哭着对自己的嫂子李立英说：

“这是我和主席的纪念物，虽然我同他怄气走了，可我也忘不了过去的深情呀。”

图丨毛主席与李敏合影

后来当毛主席提出将女儿李敏接到北京时，贺子珍丝毫没有犹豫就答应下来。从此李敏就成了父母亲之间联络的纽带。每年假期毛主席总要安排李敏去看望母亲，并托她带去各种土特产，凡是他想为贺子珍办的事，都通过李敏给贺子珍办到了。

1954年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开幕，毛主席在会上致开幕词。当时贺子珍恰好在贺敏学家，当收音机中传来十多年都没有听过的毛主席的声音时，贺子珍一下子就呆住了。那一晚广播里一遍又一遍地播放毛主席的讲话，贺子珍就一次又一次地坐在收音机前，第二天李立英起床后才发现，贺子珍将耳朵紧紧贴在收音机旁，而收音机早已经烧坏了。

毛主席知道这件事之后，提笔给贺子珍写了一封信，并趁着李敏看望母亲的机会，给贺子珍捎去了大量的药品，还特地买了一台当时最好的熊猫牌收音机送给她。毛主席想起贺子珍喜欢吸烟，便将外宾送给自己的外国名烟包好一并送了过去。

图丨童年李敏与母亲合影

1958年，贺子珍提出回到自己的故乡南昌，经中央批准之后，组织上给贺子珍安排了一处二层楼房的小院。

有一次南昌当地举办工业展览，毛泽民的妻子朱旦华特地邀请贺子珍一同参观。在展览门口立着一座毛主席的挥手立像，贺子珍站在立像前呆住了，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朱旦华站在贺子珍身边不知该如何劝说，心里不停地责怪自己应该先来看一下。

朱旦华走上前扶着贺子珍的肩膀，拉着她要进去看展览，贺子珍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痴痴地注视着毛主席的立像，好久才说出了三个字：

“我好悔！”

图丨毛主席的弟媳朱旦华

次年毛主席趁着自己在庐山开会之际，安排与贺子珍短暂地见了一面。见面之后贺子珍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泣。毛主席问她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贺子珍哽咽地回答说：

“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

“没想到组织上还记得我”

1976年，83岁的毛主席病重，当时已经搬出中南海的李敏匆匆赶去和父亲见了一面。当时毛主席躺在床上双目紧闭，感到床边站着一个人时，他睁开眼睛认出是女儿李敏。毛主席颤巍巍地伸手拉住了女儿的手，声音微弱地问她：

“娇娇，你来看我了？”

图丨毛主席与李敏夫妇合影

李敏难忍自己悲伤的情绪，害怕自己一开口就哭出来，只好默默地点了点头，毛主席怜爱地看着李敏接着问她：

“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你要常来看我啊！”

李敏内心知道，父亲在步入晚年之后，心里非常孤独寂寞，他渴望得到家人的爱，能够和家人一起享受天伦之乐。父女俩简单地聊了几句之后，毛主席艰难地举起右手，拇指和食指连成一个圈，说了一句话。当时毛主席的声音很轻，李敏没有听清，赶忙问身边的医务人员：

“爸爸说什么？”

医务人员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也没有听清楚。李敏猜不准父亲是什么意思，便没有继续回答，而毛主席见李敏没有明白自己的想法，便不再说话，闭上了眼睛继续休息。这是李敏与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临别前父亲的手势成为李敏心中的谜团。

图丨贺子珍与女儿、外孙合影

多年之后李敏在与好友闲谈中说到这件事，这个朋友思略了一下说毛主席会不会是想问贺子珍的情况，因为贺子珍原来的小名叫做桂圆。李敏这才恍然大悟，遗憾的是当时她没有理解父亲的意思，也没有听清父亲当时说的话。

李敏最后一次看望父亲之后，没过几天毛主席就与世长辞。李敏担心母亲贺子珍知道这个消息后难以承受，让丈夫孔令华赶去上海，自己留在北京参加父亲的丧礼。贺子珍听闻毛主席去世的噩耗之后一连哭了好几天，不吃不喝情绪低沉，一边哭一边对女婿说：

“你们的爸爸走了，他临终时连儿女都不在身边，好可怜啊！”

紧接着贺子珍又开始埋怨自己，后悔当初自己没有让毛主席多多保重身体，然后埋怨李敏和孔令华不应该搬出中南海，没有很好地照顾他们的父亲。孔令华听完之后默不作声，没有多解释什么。

图丨李敏与丈夫孔令华

哭过之后，贺子珍虽然没有被安排到北京为毛主席送别，但她还是在家中祭奠毛主席。她将黑纱披在毛主席的像上，向毛主席的遗像深深地三鞠躬，含着眼泪说：

“润之，请安息吧！”

1979年孔从洲将军给邓小平写信，希望能够将贺子珍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当贺子珍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消息被刊登在报纸上的时候，上海市委书记前往医院看望贺子珍，向她报告了这个好消息。贺子珍高兴地说：

“感谢党和国家，没想到组织上还记得我。”

在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之后，贺子珍第一次向党组织提出了要求，她想去北京，想去瞻仰毛主席的遗容，想去看看天安门。这个愿望在贺子珍心底珍藏了整整30年，有关部门立刻将贺子珍的这一要求汇报到北京。

图丨贺子珍与女儿女婿在毛主席纪念堂前合影

9月3日贺子珍在当地领导的欢送下登上了前往北京的专机，来到北京之后，她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的遗容。9月18日，贺子珍在李敏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了毛主席纪念堂，临行前护士在匆忙塞给她一块粉红色手帕，贺子珍看了看从兜里掏了出来：

“这块颜色不好，不能用。”

护士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给她换了一块颜色素雅的手帕，贺子珍才满意地收了起来。当贺子珍坐在轮椅上被推进毛主席纪念堂之后，首先看到的是毛主席的大理石雕像，贺子珍的眼泪顿时涌了出来。李敏一家人将事先准备好的花圈敬献在毛主席的坐像前。

随后李敏夫妇将贺子珍推到了毛主席遗体陈列室，贺子珍在轮椅上缓慢地绕着毛主席的遗体转了两圈，专注地凝视着这位老战友，眼泪再一次涌了出来。虽然贺子珍不断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但眼泪终究还是不断在脸上流淌。

图丨贺子珍与女儿女婿在毛主席坐像前合影

从此之后贺子珍就在北京住了下来，很多老战友在她逗留北京期间起来探望，大家一起回忆难忘的革命岁月，畅谈着新中国的新气象。虽然贺子珍在北京受到了当时最好的照顾，但仍旧有许多地方不适应，她向中央提出要回上海，中央回复她说：

“北京和上海可以任来任去，常来常住。”

邓小平为贺子珍追悼会定调

1984年4月，贺子珍的身体再次出现了状况，由于高烧不退，贺子珍再次住进了华东医院，医生们想尽办法没能将她的体温降下来。四月中旬孔令华和李敏接到组织上通知，贺子珍病重，请李敏全家立刻到上海去。

图丨病床上的贺子珍

飞机抵达上海之后，李敏一家人直接被送到了医院。李敏来不及向医生了解母亲的病情，直奔母亲的病床前。贺子珍缓缓睁开了眼睛，当看到女儿时，她的嘴唇动了一下，却没有说出话来。李敏轻声问母亲：

“妈妈，您好吗？我们看您来了。”

贺子珍听到后用力地点了点头，然后看向身边的医生，李敏明白了母亲的意思，这是在向自己介绍给她治病的医生。李敏转头向医生道谢之后，问母亲哪里不舒服，贺子珍吃力地轻声说：

“我肚子痛。”

图丨贺子珍与贺敏学一家人合影

随后贺敏学一家人也从福建赶来，听说贺子珍高烧不退，贺敏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贺子珍服药之后体温降了下来，李敏这才放下心来。在贺子珍退烧之后，神志也变得更加清醒，对围坐在身边的亲人说：

“你们是不是怕我不行了，都来了？”

就在大家都以为贺子珍的病情有所好转时，贺子珍的病情却突然加重，人再次陷入昏迷状态。医生们赶忙进行紧急抢救，李敏等家人通宵守候在病房外。经过一整天的抢救，医生最终没能挽救贺子珍的生命，这位饱受苦难的老人最终离开了人世。

贺子珍去世之后，上海市委对于贺子珍的后事如何办，骨灰安葬在哪里不敢擅自做主，遂请示中央，邓小平知道以后做出批示：

“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贺子珍的骨灰放一室。”

图丨邓小平旧照

一室是八宝山革命公墓存放中央领导同志骨灰的地方，邓小平的批示给贺子珍的葬礼规格定了调子。4月25日，贺子珍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举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机关都送来了花圈，并发来唁电。

贺子珍的遗体被安放在大厅中央，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四周摆满了常青树和献花，在遗体前还摆放着家人敬献的花圈。中央领导人及地方领导，贺子珍的亲属及生前好友数百人，在贺子珍的遗体前默哀鞠躬，向这位长征中的“老大姐”告别。

当天下午，贺子珍的遗体被送去火化，李敏和贺敏学在捡拾骨灰时，意外在骨灰中发现了几枚被烧得焦黑的铁片。李敏顿时大哭起来，她终于明白了母亲这些年忍受着怎样的痛苦，正是因为这几枚弹片，不但折磨着母亲的身体，也让母亲再也没能回到父亲的身边。

图丨贺子珍纪念馆内立像

随后李敏一家人和贺敏学一家人，乘坐专机护送骨灰回到北京。在贺子珍的骨灰被送到八宝山之后，一些没能前往上海告别的贺子珍老友，都纷纷前往八宝山参加贺子珍的骨灰安放仪式，还有不少曾经和贺子珍有过交集的人，来到八宝山向这位女红军表示最后的敬意。

第二天一早的新闻节目中，贺子珍逝世的消息开始向全国各地播发，各大报纸纷纷刊登了贺子珍的照片，介绍了她的革命经历，最后对贺子珍做出了最公正的评价：

贺子珍同志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