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时期，我国曾出现过一种被称作“地主制经济”的特殊经济生产体系，描述的是手中握有土地的地主阶级将土地租赁给农户，农户需要以缴纳税收的形势供养地主。

但其实地主不过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诞生的一种统治阶级身份，并不能作为判断一个人品性的依据。虽然有地主依靠自身的经济地位欺压民众，但也有一位叫做戴洪昌的地主面对国难挺身而出，带领全家与侵略者抵死斗争，堪称满门忠烈。

被战火打破的平静

戴洪昌本名戴万龄，洪昌是他的字，戴洪昌祖籍山东，但早在乾隆年间，因为种种原因，戴家的先祖就举家从山东莱州府搬迁到了千里之外的吉林敦化县。

刚到敦化时，戴家主要以务农为生，但依靠着几代人辛勤的劳作和准确的投资眼光，待到戴洪昌接手家族时，戴家已经是敦化当地赫赫有名的大地主了。

虽然戴洪昌自幼家境殷实，但他从未遗忘祖辈教导，于是与其他压迫佃户的地主不同，戴洪昌时常接济贫农，当年经济不好时，戴洪昌还会主动给佃户减少租金。

由于多年来的种种善举，戴洪昌一家一直受到敦化当地人的尊敬。但可惜，突如其来的炮火打破了戴洪昌一家人平静富足的生活。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突袭沈阳，用武力强行轰开了中国东北军北大营，以此开启了他们侵略中国的第一步，也就是有名的9.18事变。由于当时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足有3000余人的东北军北大营被300名日军轻松击溃。

而当时的吉林第一旅第三营营长王德林不满于上级下达的“不抵抗”命令，于是秘密集结手下前往延吉县小城子，并在那里创立了中国国民救国军，自任总指挥。

1932年2月18日，由王德林率领的救国军部队抵达敦化，作为王德林义兄的戴洪昌听闻消息十分激动，大摆宴席犒劳部队。在宴席上，王德林提出希望戴洪昌也加入抗日队伍，戴洪昌早有此意，立刻就应承了下来。

一心抗战，视死如归

就这样，面对国难当前，生活优渥的大地主戴洪昌带领家人毅然加入了抗日的队伍，不仅如此，在戴洪昌的号召下200多名青年村民也积极响应，加入了以戴家护院炮手队为基础的乡团大队，而戴洪昌则出任乡团大队队长。

但好景不长，不久后日本人收到了救国军驻扎在敦化县的消息，他们纠集附近驻扎的日本军队迅速攻入敦化县，救国军寡不敌众，只能无奈宣布撤离。在戴洪昌的安排下，戴家人将钱款藏入麻袋，和粮食一起运离沙河沿村，同时戴洪昌的家人也开始陆续撤离。

在这次紧急撤离活动中，戴洪昌的叔伯兄弟——负责看护家宅的戴万生没能及时转移，被闯入的日军用刺刀残忍杀害。

戴家的宅院和没能带走的粮食也被日军全部烧毁。日军的这次暴行更加坚定了戴洪昌抗日的决心，其后几年内，戴洪昌跟随救国军参与了镜泊湖连环战、石塘伏击战等多次著名战役。

1933年，救国军被日军重兵围剿，王德林和将领们向老部队求援却惨遭无视。无奈之下，王德琳决定化整为零，他命令部队分散潜入深林，而自己则带领伤员及其家属撤离至苏联境内休养生息。

当时王德林劝说兄长戴洪昌和自己一同撤离，却被戴洪昌坚决拒绝：“我是中国人，死也要死在中国，决不到其他国家去。”王德林离开后，戴洪昌带领部队奋起反抗，在日军的包围圈中杀出一条血路，随后前往东宁县老黑山，与吴义成部队会合。

1934年，戴洪昌及其他救国军旧部加入绥宁反日同盟军，继续在吉林一带与日军抗争。值得一提的是，此时戴家的女眷也在部队中担任着照护伤员及情报传递工作，这时的戴家已经是全员参战。

前仆后继，满门忠烈

1937年春天，戴洪昌为搜集情报和筹备补给秘密潜回敦化县，不料被汉奸察觉，迅速将他的行踪上报给了日军。在顽强地与日军斗争了5年后，戴洪昌在家乡被日军抓捕。

被逮捕后，日军为了逼问情报对戴洪昌实施了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戴洪昌始终紧咬牙关，未透露一字。最终，戴洪昌被夹在两块烧红的铁板中间，英勇就义，时年66岁。

戴洪昌去世后，他仍在世的儿子们继承了父亲的遗志，继续着戴洪昌未完成的抗战事业。戴洪昌的长子戴克勤是六兄弟中活得最久的一个，他曾在抗日联军中任连长一职。

在1935年东宁的某次战役中，他不幸被打断了腿，无奈提前离开了战场回到后方养伤，于11年后病逝。

老二戴克俭也曾出任抗日联军连长。在父亲牺牲两年后，戴克俭为掩护大部队撤离，战死于东宁县。老三戴克吉是戴洪昌的警卫员，在父亲被捕后，他曾率领10余名战士对戴洪昌展开营救，但因寡不敌众，戴克吉与另外10名战士皆在战斗中不幸牺牲，与戴洪昌同年离世。

老四戴克志虽然年龄小，但却是戴洪昌六个儿子中牺牲最早的一个。早在1935年，戴洪昌牺牲的两年前，时任连长的戴克志就在宁安战斗中因身受重伤而当场离世。

老五戴克中学毕业后在陈翰章的建议下开始从事情报工作，为了更好地搜集情报，他七年内多次深入敌人内部，最后在1937年敦化县的一次行动中，戴克选不慎暴露，被敌人打致重伤离世。仅1937年一年，戴家父子就有三人相继在敦化县离世。

弱冠之年，英勇赴死

相较于五个哥哥，老六戴克政留存下来的资料更加全面。1916年出生的戴克政是戴洪昌最小的儿子，他16岁时就跟随父亲加入了救国军，因为战斗表现优秀，所以他被周保中及胡泽民视为重点培养对象。

在他们的精心教导下，戴克政进步飞快，第二年就成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青年团。

也就是在这一年，戴克政在吴义成的率领下积极参与了东宁县三岔口战斗，但因为敌我实力悬殊过大，在短暂的胜利过后，三岔口又一次沦陷。

无奈之下吴义成只好选择率部队撤退至东宁县老黑山，而在三岔口战斗中表现突出的戴克政则被胡泽民参谋长调到了救国军总司令部，担任他的直属警卫员。

不久后，年轻的戴克政趁着放假回家，和一直随军转移的未婚妻柴氏匆忙完婚。1934年，戴克政的儿子出生，取名戴友喜。

戴友喜出生不久后，母亲柴氏因为长期营养不良，悄然病逝。常年在外的戴克政无法回来照顾还在襁褓中的戴友喜，于是只好将儿子托付给二嫂寇氏代为抚养。

次年2月，东北抗日联合军第五军建立，戴克政担任四团二连队第二排排长。同年7月底，戴克政因战斗表现突出而被转正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9个月后，年仅21岁的戴克政被升职为二连队连长。一年后，森林警察大队起义，被抗日联军收编为第五军第三师，戴克政在同年冬天被调任至第五军第三师第九团，仍任二连队连长。

1938年6月，戴克政率军跟随九团团长蒋继昌进入双鸭山韩家木营巡查并征收补给，却不料在进入韩家木营后的次日下午与敌人偶遇，在经过长达3小时的激战后，团长蒋继昌不幸牺牲，戴克政升任为九团团长。

两个月后，戴克政在看守小团子山临时看守所时，不慎被敌机侦测，第二天凌晨五点，200多名敌军迅速包围了包括戴克政在内的15名战士。

面对巨大的人数差距，戴克政沉着应战，但毕竟寡不敌众，这个仅有15人的小队在200人的围剿下英勇奋战了3个小时后，最终几乎全军覆没。这一年戴克政刚刚23岁，而他的儿子戴友喜还不足四岁。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抗战结束时，曾经跟随戴洪昌参加抗战的50多名戴家人已所剩无几，在抗战中，54名戴家人用生命书写了自己的革命精神。戴洪昌没能亲眼看到抗战胜利，甚至直到他牺牲时，他都不知道抗战是否会胜利，但他仍为此付出了生命。

在国难当头的存亡之际，正是无数个如戴洪昌一样的先烈和其家族挺身而出，才让中国取得了后来的最终胜利。

许多外国人无法理解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他们不知道，这是因为我们始终铭记着，中国现在的繁华是无数先烈用鲜血铺就的，他们的身躯虽已消逝，但他们的精神永远存留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