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长征途中的功绩有多大？

毛泽东在长征途中的功绩有多大？“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态度坚决地提出了自己的正确主张，把红军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及时让红军避免了惨遭覆灭的厄运，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这就是毛泽东在长征途中的伟大功绩！

红军时期的毛泽东

1934年12月11日，毛泽东在通道会议上提出及时改变红军进军方向，主张红军应西进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地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中央军委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红军一路顺利挺进，连续打了好几个胜仗，一扫红军将士低迷的士气，12月14日，红军攻占黔东一座繁华的县城——黎平。

国民党主力被红军甩在湘西地区，当地的黔军也早就闻讯逃走了，因此，红军得以在黎平进行短暂休整。但此前通道会议上的争论到黎平变得更加激烈了——博古和李德仍然固执地坚持要求红军北出湘西，继续北上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这说明，通道会议上虽然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的主张，但很多人还没有从根本上完全认识到毛泽东主张的正确性。

这个问题仍然很严重地干扰着红军，为什么呢？因为此时，博古仍然是中央的实际掌权者，他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对大家有重大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2月18日，周恩来主持在黎平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继续讨论中央红军下一步去向的战略问题。深谋远虑的毛泽东在会前就对很多同志做了深入细致的说服工作，他的主张再次获得许多人的赞同。

但是，真正在开会的时候，对毛泽东和博古这两种主张的争论仍然十分激烈，场面甚至堪称火爆，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坚决地站在了毛泽东这一边。毛泽东在会上的意见主要包括三点：一是放弃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二是西进攻取贵州的遵义，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三是在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教训，也就是要反思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会议最后是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获得通过，正式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把红军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及时让红军避免了惨遭覆灭的厄运，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这就说明毛泽东在“沧海横流”的严峻形势下，显出了英雄本色，这就是真英雄！这次会议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得到政治局大多数人的支持，只有博古反对，也说明毛泽东的主张分量越来越重了。

长征中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博古（右一）

自黎平会议后，毛泽东开始有了用武之地，他在军事上的天才越来越有机会发挥作用了。会议一结束，中共中央就向红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发去电报，向他们通报了中央红军向贵州挺进以及准备召开下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也就是不久的遵义会议）这两项重要决议，各军团迅速作出配合：红二、六军团向湘南挺进，牵制湘军以减轻对中央红军的压力；红四方面军则向四川出击，迫使川军放弃在黔西北作战的计划。

12月31日，中央红军迎着凛冽寒风火速行军，抵达距离乌江约50公里的猴场。这时，博古和李德又提出不过乌江，因为他们认为乌江比湘江更险峻，过湘江都惨烈失败，更何况要过乌江？于是，他们再次固执地主张继续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由于他们陡然生变，不得不在猴场又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再次重申部队应继续全速向遵义进发，这样才能粉碎蒋介石的“追剿”计划，毛泽东的意见再次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

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中央通过了会议决定，提出中央红军要在川、黔边广大地区转入反攻，粉碎蒋介石的“围剿”，当前首先要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活动，再伺机向川南进发。在会议决定中，谋略超人的毛泽东特意提出一条：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条提议的要害在于，打破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垄断，毛泽东作为政治局委员也有权过问军事上的一切问题。

这样一来，由于毛泽东的主动争取，虽然他还没有完全掌握兵权，但红军的军事行动正在按照他的意图进行，即先渡过乌江，再夺取遵义。政治局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彻夜工作到凌晨4点，就同司令部的人员一起直奔乌江，亲自部署抢渡乌江的任务。红军18名勇士在江边狂喝了一阵烈酒，就跳进冰冷的江中，神不知鬼不觉地游向对岸，而敌人此时仍在梦中，对此一无所知。

十几分钟后，后续部队跟着强渡，等到敌人惊醒进行阻击的时候，已经渡江的18名红军勇士迅速以猛烈的火力进攻，敌人惊魂未定，以为红军的大部队已经渡江了，吓得撒腿就跑，逃命要紧。整个战斗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突破了乌江天险。红军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从浮桥上过了乌江。

红军时期的周恩来

毛泽东命令红军乘胜攻取遵义。1935年1月4日先锋部队红一军团二师六团快到遵义时迅速俘虏了当地一营敌军，恩威并用迫使这些俘虏在午夜后全部来到遵义城下，化装了的红军和这些俘虏一起开始大喊开门，甚至吹起了军号，说是自己人，是逃回来的残部，红军从后面追来了，要城里守军赶紧打开城门放他们进去。城门一开，红军蜂拥而入，于是，遵义在1月7日清晨就被红军攻克了。

1月15日到17日，党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聂荣臻等20人。会议由博古主持，博古比毛泽东小14岁，这时候才28岁不到，他先在会上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作战总结报告，而这正是毛泽东特意提议的会议主题。博古在报告中并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而是为自己的错误进行了辩护，为自己推行王明“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后果推卸责任。

周恩来第二个发言，他实事求是地从主观上检查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了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周恩来的发言获得大家对他很好的印象。毛泽东向来最后一个发言，但这次他一反常态先讲了话，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他态度鲜明地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指出造成失败的原因不是敌人太强大，而是军事指挥上存在严重错误。

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指出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3个严重错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作战指挥搞纸上谈兵，脱离实际，就知道在总部草拟的地图上一划，然后限定时间赶到打仗，这不是瞎指挥是什么？由于毛泽东极富策略地定了遵义会议的调，那就是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

接下来，张闻天和王稼祥的发言给了毛泽东态度鲜明的大力支持，王稼祥更是直接了当地提出：取消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红军。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和彭德怀也对博古和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进行了态度鲜明的批评，他们都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再次发言，极力推举毛泽东作为党和红军的领袖，周恩来的提议得到几乎全体与会者的同意。

王稼祥

三天的会议中，虽然有博古和凯丰站出来反对毛泽东的意见，但会议最后还是通过了以毛泽东的意见为主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对博古和李德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在军事指挥上犯下的严重错误进行了清算，指出，中央红军要发挥毛泽东主张的运动战的特长，灵活运用革命战争的基本原则战胜敌人。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取消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的“三人团”，撤销了李德军事顾问的职务。

遵义会议后，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党中央总负责人，并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的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至此，遵义会议以完成了“由毛泽东开始重掌帅印”的历史任务而彪炳史册，遵义会议最重大的历史意义就是：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从此，实际上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的最大功绩应当归于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