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有多了不起？

毛泽东有多了不起？按1959年刘伯承元帅在《回顾长征》一文中所说，在最危急的关头，毛主席的一个决定挽救了红军。

长征中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博古（右一）

1933年9月至1934年10月，在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下，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奉行王明的“左”倾错误领导，全盘否定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不懂军事的博古听信李德在军事上完全脱离实际的瞎指挥，导致红军屡遭重创，大片根据地丧失，最后不得不进行长征，以博取一线生存机会。

10月10日，8万多人的队伍手忙脚乱地从江西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其中几千名挑夫挑着苏区的大量财物，有笨重的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有银元、金条、大米、药品、电话设备，甚至还有大卷的电话线等等。毛泽东形容“这就像大搬家一样”。

在毛泽东看来，这哪里是十万火急的行军？而是像老太太走路一样，这支十分庞大、累赘的队伍一个小时还走不出半里路，哪有半点“兵贵神速”的痕迹？哪有半点火烧眉毛的紧迫感？偏偏这时候，博古和李德又把这次战略转移搞得极其神秘，全军上下只有几个人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到底要去哪里，去干什么。

之前毛泽东指挥打仗可从来不是这样，他从不打糊涂仗，也不走糊涂路，凡是作战行动的基本任务和完成任务的方法、要求等等，毛泽东一定会在行动之前的一定时间内，根据各部队的不同需要，逐级传达明确。现在毛泽东也搞不懂博古他们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只能跟着部队慢悠悠地走，他只能耐着性子等待轮到他发话的机会。

当红军顺利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醒悟过来，他察觉出红军就是想跨过湘江，和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合，然后好在湘鄂川边界建立新的根据地。于是，蒋介石迅速调集40万重兵布置在湘江东岸，设下一个袋装阵势，他要在湘江阻击红军，和红军进行大决战，要把红军主力消灭在这里。

红军时期的博古和李德

长征以来，毛泽东是跟着中央机关和红军总部一起行军的，他得以有更多的机会与王稼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一起交谈。行军路上，毛泽东对他们做了许多说服工作。正因为毛泽东这一路的许多说服工作，让王稼祥和张闻天越来越意识到博古的领导是错误的，会葬送红军，也慢慢接受了毛泽东的许多正确观点。这为不久的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这时，红军是不是抢渡湘江？毛泽东认为红军应暂时在湘南站住脚，建立新的湘南根据地，一方面是因为湘南曾是1928年就创建了的老根据地，党和群众的基础都很好，而且这一带的地下党和游击队一直在坚持斗争；另一方面，红军如果继续西进，要在湘江边和重兵集结的优势敌人决战，这无异于自投罗网，红军必然会遭受重创，已经屡遭重创的红军经受不起了。

但是，博古他们依然根本无视毛泽东的正确建议，执意要继续西进，抢渡湘江，然后向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正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于是，红军血战湘江，虽然最终渡过了湘江，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的惨重代价就是红军大量伤亡，部队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余人。要命的是，国民党重兵仍在继续围追堵截，中央红军随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出发时毛泽东就说应该要轻装前进，把多余的“坛坛罐罐”扔掉，要牢记起码的军事常识“兵贵神速”。如果真听毛泽东的，红军只在两三天内就可以顺利渡过湘江，还不会遭受多大损失，但博古他们根本不听毛泽东的意见。如今，无数红军将士血染湘江，让毛泽东内心更加忧愤，也在拼命思索接下来该怎么走？

空前惨烈的湘江血战彻底引发了红军上上下下的严重不满，广大将士对博古、李德的“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深为不满，他们越来越想念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刘伯承回忆，广大干部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这么惨重的失败，就是因为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执行了“左”倾错误路线才导致的。部队中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越来越强烈，越来越迫切。

刘伯承

博古也逐渐认识到自己犯下的错给红军造成多么严重的损失和后果，据聂荣臻回忆，博古那时感到责任重大，痛心疾首，可是自己有想不出解决办法，一筹莫展。在行军路上，他甚至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聂荣臻说，你冷静一点，这可不是瞎闹着玩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这次湘江惨败，促使大家从根本上考虑党的路线问题和领导问题了。

中央红军这时的处境表明，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最危急关头了，毛泽东不能不站出来说话了。虽然早在10月中旬毛泽东就曾经建议红军主力应该出击湖南中部，调动江西敌人到湖南再消灭它，但毛泽东的建议被直接无视。在冲破敌人第二道封锁线时，毛泽东曾批评李德指挥失误导致部队丧失了一个星期左右的宝贵时间，李德推脱说是没有地图可循而造成的。

这时，由于毛泽东一直以来的争取发生作用了，王稼祥越来越感觉要挽救党和革命，要挽救红军，就必须改变中央领导，他坦率地向毛泽东表示，要把博古、李德“赶下台”，毛泽东表示支持。王稼祥接着又找了张闻天，张闻天对李德在军事上的瞎指挥也感到痛心疾首，于是，王稼祥和张闻天也很快取得一致意见。王稼祥又找了周恩来、朱德和聂荣臻等人，大家都达成共识：只要有毛泽东的正确领导，革命就得到大发展；反之革命就严重受挫。

王稼祥说，事实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但是这个问题，势必要在一次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很快，12月11日，解决这个问题的机会来了。这一天，红军占领了湖南西南角的通道县城，中央在这里召开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此时，蒋介石已经集结重兵，构筑了四道碉堡线，就等着中央红军往他布下的口袋里面钻。

博古和李德却依旧执迷不悟，仍然坚持要按计划行动，这就意味着要红军同六倍于己的强敌决战，那对红军来说就意味着全军覆没。这时，毛泽东在“通道会议”上坚决反对博古和李德的错误主张，提出要立即改变预定的进军方向，以免自投罗网。红军应该继续西进，到敌人力量薄弱得多的贵州去，在贵州打几个胜仗，摆脱被动局面，使疲惫不堪的部队得到休整，否则很难支持下去。

通道转兵（雕塑）

毛泽东的正确建议很快就获得大家的支持，得以顺利通过，毛泽东的威信急剧上升。博古见多数人都同意毛泽东的方案，他自己又拿不出更好的办法，而且也亲眼看到李德的指挥给红军造成多么重大的损失，所以，他也只好暂时同意毛泽东的方案。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通道转兵”，最终的决定是，红军由通道县继续西进。

毛泽东的“通道转兵”完全出乎蒋介石的预料，使得蒋介石部署在湘西的几十万重兵完全派不上什么用场，这是长征途中红军转败为胜的新起点。刘伯承后来在《回顾长征》中回忆1934年12月11日“通道转兵”时写道：正在这最危急的关头，毛主席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合红二、六军团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