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宁夏中卫方言

独特的宁夏中卫方言

秦朝并六国后，大将蒙恬率30万士卒，取黄河南北之地，始将中卫纳入中央集权版图。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置北地郡，中卫属之。西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攻克北地郡，又复修沿河城障，中卫境内筑有城池。西汉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汉武帝徙内地70余万灾民到河套以南地屯耕，中卫始有灌溉农业。元鼎六年至元封二年（公元前111至109年），境内开始开挖引灌蜘蛛渠（今美利渠）。元朝太祖二十年（1226年）秋，成吉思汗经过沙陀（今沙坡头），至黄河九渡，攻取应理县（原中卫县）。元太祖二十二年（1228年）秋，成吉思汗病死于今海原天都山行宫。

在宁夏，中卫方言是宁夏人语言中最特殊的一支。几个人坐在一起，中卫人开口说话，就会被识别出来。这是因为“中卫话”别具一格，它以特有的语音、词汇和语调，将中卫人和其他地区的人区别开来。

“中卫话”不仅与周边省份陕、甘、内蒙古等地区语言有着非常大的区别，就是和同一省份的吴忠、银川也迥然不同。

“中卫话”是中卫人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文化现象。在宁夏，乃至在全国独树一帜。

中卫语音因区域地段不同，语音差异也很大。中卫版图像一片东西向平放的树叶，黄河从中间流过，将县境自然分割为南北两块。

北有腾格里大沙漠，南有香山山地及丘陵台地，中卫人所操口语明显地区划为河南口音和河北口音两种：黄河以南的永康、宣和等地人说话受中宁、吴忠以及银川的影响，跟银北人大体一致；而黄河以北及邻近地区（包括今中卫黄河大桥以西常乐地区、中宁石空等地）的话语，既不同于自治区首府银川为中心的宁夏川区话，又和西、海、固山区话有着根本的差别。

这种话语可用中卫市沙坡头区话作为代表。平常我们所说的“中卫话”，就是指这种话语。

那么，中卫话到底有什么特点呢？

中卫方言和普通话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和词汇上，语法方面的差别一般不大。

语音系统涉及声母、韵母、声调等都有多少不同的差异，多种因素形成了中卫话特殊的音色，所以，中卫人只要一开口，就显得与众不同了。

中卫话词汇特点也是非常显着的：由于历史上中卫人口迁徙、地形封闭等原因，使中卫词汇系统中较多的保留了元、明、清古白话词语；兼收并蓄了各地方言词汇，融合性比较明显；“子”缀重叠构词灵活多样，非常富有特色。

诸如：子么、兀那、支应、比对、牙行、出跳、包弹、谈羡、打搅、犯嘴、合该、使乖、行短、和哄、怪道、活泛、淡话、过犯、端相、点卯、营干、营生、囊膪（chuǎi）、一世界、二和药、不上串、不受用、冷合合、内官子、大模厮样、五黄六月、秧秧跄跄、不当豁豁、波勒盖子、立马短时等。

这些词语有的在宋代平话中就已出现，大量运用则见之于元杂剧和元、明、清古白话小说。现在普通话和宁夏其他地区话语中大都已很少使用或不再使用了，但中卫话内不仅保留，而且还以较高的频率使用着。

中卫境内汉族人口五方杂处，来源不一。这种情况反映在语言上，便形成了中卫话词汇与各地方言土语相混杂的融合性特点。

如：颔水、心疼（好看）、赖脏、恶梭（垃圾）、锅盔、姜窝子、乌肚子水等是陕西话词汇；娘娘（姑姑）、尕娃、帮肩（差不多）、着气（生气）、卜浪子（手摇小鼓）、汗蹋子（布衫）等是甘肃话词汇；烧包、客气、吵嘴、膀子（翅膀）、坟堰（茔）、撂（扔）、胳老赤、轱辘子等是安徽话词汇；大爹、姨爹、姑爹、姑妈、街（gāi）道、背时、洗澡（游泳）、干饭、蒸馍、口干（渴）、胰子、牢实（结实）、儿娃子、女娃子、背锅子、街沿子等是四川、云南话词汇；嫌含（讨厌）、兀老（棉鞋）等是东北话词语；大妈、丫头、立巴（外行）、跑肚等是河北、山东话词汇；爹爹、外母、事干（事情）、戳（捅）、担（挑）、扯（拉）、绑（系）等是南方话词汇。

这些词汇经过一定的历史过程，逐渐融合形成了中卫话常用词汇。

中卫话词汇的又一特点是用“子”作后缀或者用“子”作后缀重叠构词。这种构词不仅应用得极为广泛，而且在结构方式上也表现得更为灵活多样。

平时在中卫人的口语中（尤其是老年人），经常能够听到像：缸子、凳子、胖（音茫）哥子、豆角（音各）子、娘母子、黑子子、石子子、盆盆子、罐罐子、车车子、马马子、油油子、盐盐子、辣辣子、醋醋子、站站子、等等子等一系列词语，它可以使听话者感受到一种特别的亲切感，也能微妙地表达出中卫人对一些事物的好恶感情和褒贬态度。

另外中卫话里还有一些特殊词语，如老老（叔父）、家什、香匙、葫芦（南瓜）、芋头（土豆）、印花、哈德（衣兜）、马下、额颅盖、胳肘子、干腿子、火取子（火柴）、跑桥子、把故子、推故子、跌故子、去秋子、二不子、西番麦、水馍馍、流沙虎子、脊梁干子、肚冒齐子、精屁股刘四等，这些生动活泼、有浓厚乡土气味、富有极强表现力的词汇，进一步加重了中卫话的地方特色。

那么，特色鲜明的中卫话是怎样形成的呢？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但主要和汉族人口的迁入、地理环境的影响及人们的心理习惯有直接的关系。从汉族人口的迁入情况看，自秦汉至元末、就已经在宁夏移入了汉族人口，而且各个朝代宁夏也一直有汉族人口居住，但由于中卫地处祖国边疆，汉族政权对边疆的统治很不稳固，居地人口移入迁出更迭频繁，同时又缺乏历史资料，他们的来源很难确定。元末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政府，朱元璋建立的明朝，发生过两次大的人口迁移。据旧宁夏地方志称，移民来自齐、晋、燕、赵、周、楚，而吴越人口居多，故居民“彬彬然有江左之风”。这是宁夏各地、包括中卫在内的有籍可考的人口来源。

据一些中卫老户说，自己的祖先是山西大槐树人。经调查，山西省洪洞县城北广济寺旁的大槐树，确为洪武至永乐年间各地移民的集散地。各处移民到此集中，由官府编排队伍，发给“凭照川资”，然后迁往各移民区。

“大槐树”只是一个移民集散地，从大槐树下移到宁夏、移到中卫的不仅有山西人，也有其他省籍人，其中包括不少江淮吴越人。从中卫人的“尚诗书、攻词翰”“重耕牧、娴礼仪”的良好文化道德传统，以及饮食起居习惯，尤其以农业的精耕细作、种植绿肥等方面，都可看出大有江淮吴越人的痕迹。

明代移民奠定了宁夏人口的基础，中卫人口亦然。各地迁移过来的屯田军士、移民、罪囚以及官臣、属吏、从眷等杂居共处，多种方言互相影响，共同融合，便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中卫话”。整个宁夏方言大致以“秦晋语”为基础，并杂以“齐鲁赵燕语”“江淮语”甚至“吴越语”。而中卫话除了上述语言融合外，还和“陇语”关系密切，还有西南“川、滇”话的影响。明清之际，宁夏川区语言大体相近，这也可以从《朔方道志》所载的方言资料中得到证实。

但发展到今天，为什么银川、银北和银南的大部分地区的话语比较相近，而与中卫话的差别却非常之大呢？

这主要是语言的可变性造成的。中卫话的差别与特色正跟中卫黄河以北的地理环境有关。中卫的地理形势，正像县志里称道的那样：“北背边墙，南面大河，据银川上游。其东则青铜牛首，锁钥河门，其南则香岩雄峙，列若屏障，左倚胜金之固，右凭沙岭之险。”这段描写清楚地描画了一个四塞之地的典型形象。尤其勾勒出了中卫黄河以北地区的封闭状态。这在交通极不发达的古代，很难与外面发生经常接触和联系。

同时，这一块封闭起来的土地又是肥美的膏腴之地，加上黄河水自流灌溉，既无旱灾之苦，也无水涝之忧，山清水秀，鱼丰米足，这种优越自然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决定了中卫不需要和外面发生过多的联系。因而定型以后的中卫话很少有能够发展变化的机会。这就形成了中卫话保留古白话词语多的保守性特点。而银川平原的其他各县则不然，它们处在一个开放性的地理环境中，交通比较方便，和外省区的接触、联系也比较频繁，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比较大，这就形成了银川话的变异性特点。

这样，中卫话和银川话相比，就有了越来越大的差别和特色。

另外，人们的心理习惯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中卫优越的自然环境，早期发达的经济状态和文化教育，造成了中卫人心理意识上的优越感和自豪感。

“中卫有天下人，天下没有中卫人。”

山南海北的外地人一到出产丰足，饮食上好的中卫就定居了，就不想走了。

中卫人都比较怀恋乡土，不愿出门。即使有也要千方百计回来，或者稍有年纪就落叶归根。中卫人心理上的家乡优越感和自豪感对“中卫话”发生着巨大的影响，以致形成了中卫话对内的稳固性和对外的同化力；这种优越感和自豪感在人际关系上会产生一定排外性。

新中国成立前，中卫人常把外来的陕西人叫“吵子”，把河南人叫“侉子”，把四川人叫“蛮子”，把甘肃镇番（民勤）人叫“沙老鼠”，把蒙古人叫“臊鞑子”。

外来人要想在中卫定居，免受中卫人的歧视，就必须尽快改变自己的言语，由外地口音改变为中卫口音。反之，中卫话在别的语言环境中却非常稳固，具有一种不可渗透的性质。

不管中卫人是在银川工作，还是在固原或者盐池工作，不管是在区内还是在全国其他任何地方，中卫口音都很难改变。在异地他乡，往往凭着一口富有特色的中卫话，到处都可以很容易地识别中卫老乡。

中卫话是汉语许多方言中的一支。它深刻、动听、富于表现力，易于引起对方听话的兴味。但中卫话中的不少字音和方言土语也往往给人们带来误会，影响更大范围内的交际。因此，在新时期语言文字政策的指导下，中卫话需要积极向普通话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