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年代，大国为何走向战争？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2018年11月11日，当中国网友陷入购物狂欢中时，欧洲则弥漫着一股悲伤的氛围。这一天，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整整一百年的日子。

那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之一。伤亡人数高达3500万人，其中也包括一些中国人——大约有14万中国劳工以后勤支持的方式，加入到英法等协约国军队的一方。

战争的惨烈，常令人们忽视这样一个现实：一战前，原本是一个非常繁荣的世界，人类的科技、经济水平，都有了巨大飞跃，一个遍及全球的贸易体系也在发挥作用。像今天一样，当时伦敦、柏林、巴黎的市民们也使用着来自全球各地的商品——当然，大部分是德国制造。

人们享受着繁荣时代的优渥生活、技术进步带来的种种便利，而且，他们认为这种生活状况是“正常的，必须的，可永远持续的，除非是变得更好”。

但是，因为大国间的竞争与决策失误，原本繁荣的世界，一步步迈向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

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一战已经过去百年，但讨论“繁荣年代，为何会爆发战争”，于当下世界，仍有其意义。

强人、大国与战争

“一个巨大的商业国家正在崛起。它不断蚕食我们的繁荣，与我们争夺世界市场。”

写下这段话的是一名英国记者，恩斯特·威廉姆斯。他是一名贸易保护主义者，他提到的崛起的商业国家，是德国。1896年，他在出版的《德国制造》一书中，敏感地注意到英国人对德国的忧虑情绪。

当时，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不断遭受德国崛起带来的压力。德国商品充斥英国市场，“你的衣服来自德国，妻子的衣服来自德国，家里的玩具来自德国，半夜妻子刚听完歌剧回家，歌剧的创作来自德国，就连演奏歌曲的乐器还是来自德国。”威廉姆斯写道，好不容易躺在床上，发现床上用品来自德国，就连两眼相对的挂在墙上的画，依旧是“德国制造”。“德国制造”这个标签已经“肆虐”英国的各个角落。

不止经济上的竞争。德国领导人威廉二世上台后，开始推行著名的“世界政策”，在全球范围内挑战英国的统治，这也引起英国的恐慌与反制，两个国家一度进行了激烈的军备竞赛。很多人都担心，英国与德国必有一战。

历史上，发生在新旧大国间的冲突并不少见。据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统计，这种情况至少发生过15次，其中11次都爆发了战争。

一战前英国与德国的冲突也不例外。虽然经过谈判，两个国家一度走向缓和，但挑战世界秩序的新兴大国与传统强国之间的矛盾，并不那么容易解决。很快，在一系列事件影响下，这些大国领导者们不断做出错误决策。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场世界大战终于爆发。

这个留着牛角一般胡子的人，就是威廉二世。他这撇胡子曾传到中国，成为军界争相模仿的对象，最有名的就是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

除了这撇胡子，威廉二世还酷爱军装。1913年，英国亲王威尔士到皇帝的办公室拜访威廉二世，发现办公桌旁的他穿着深绿色军服，配着一把镀金的猎刀，坐在军用鞍上，他说，这样更有助于自己“清晰、简明的思考”。

1888年，29岁的他接过权杖，成为德意志帝国的皇帝。当时的他年轻，强健，朝气蓬勃，双眼炯炯有神。他经常把自己穿着龙骑兵军服的照片送给他人，在签名上方写上“吾守吾时”，从他登基那天起，就宣告属于他的时机到来，他将成为欧洲的强人。

“他这个人特别爱炫耀武力，”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师翟韬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威廉二世有一顶纯金的皇冠，留着往上翘的胡子，给人感觉非常装腔作势。这很可能和他小时候经常受到压抑有关，他从小因小儿麻痹导致左臂萎缩，母亲曾用电击来治疗他，这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记。“实际上他内心是比较懦弱和自卑的一个人”。

混杂着这样矛盾心理的威廉二世，接过来的是一个日益变得强大的德国。据统计，从1870年到一战爆发前的1913年，德国每年GDP平均增长2.8个百分点，远超过英国的1.9%和法国的1.7%。虽然比美国的4.1%要少，但德国在军事上的实力，要远超美国，直追英国。

首都柏林，也成为德国崛起的一个标志。美国一位作家在欧洲大陆旅行完毕后曾写道：“巴黎曾经风光过，也无疑会继续风光下去。伦敦满足于走极端保守的路线。但柏林最辉煌的时期就在眼前。”

一战爆发前的1913年，有100多万名旅客到了柏林，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比其他任何城市都更现代化的景象，“恰如其分地表现出德意志帝国所拥有的全球经济力量”。英国历史学家查尔斯·埃默森在《1913，一战前的世界》一书中写道，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喜欢崛起的德国，喜欢柏林，也有一些人“看到的是一个暴发户的形象，大肆张扬着新兴的繁荣，却没有一点儿高雅品位，整个就是一座丑陋的城市”。

柏林成为一座世界城市，正是威廉二世所期待的。“俾斯麦推行的欧洲大陆政策十分狭隘，而今我奉行的是世界政策，柏林应当是‘世界都市柏林’，”威廉二世在帝国议会的演讲中如是阐释自己对柏林、对德国的想象，“德国贸易应当是‘德国世界贸易’，德国与世界的含义是一致的，因为世界各地都应体现德国政策……”

“（德国前首相）俾斯麦的大陆政策是限制德国在欧洲发展，不向海外扩张，”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新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因为当时海外的殖民地已经被瓜分殆尽，如果德国向海外扩张，势必会影响到殖民地最多的英国的利益。“威廉二世上台以后，开始搞‘世界政策’，实际上就是要对海外扩张。”

这种政策也迎合了当时德国国内的情绪。德国的工商界、农业界、贵族等，都希望德国的势力能向海外扩张。

“简单说一点，衡量大国的标准之一，就是你有没有殖民地。”孙立新说，当时人们希望德国向海外扩张，不只是市场贸易的需求，“还要传播德国文化，很多人认为德国的文化比英国更优越、更好。”

一战前，为了针对德国研发的飞艇展开竞争，英国也造出一架空中侦察飞艇

竞赛

虽然威廉二世对德国的地位非常自信，但在历史学家看来，他在外交领域的形象并不那么好，甚至堪称糟糕。

他曾在公开场合，拍过保加利亚国王费迪南的屁股，结果令后者气得“浑身冒烟”，愤然离开柏林；有一次，他还朝俄罗斯的一名大公扔了一支元帅指挥棒，正好打中其背部。

英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在《沉重的皇冠》一书中，讲完这些轶事后，继续写道：当时政治家和新闻记者对威廉的贬损，充斥报章版面。“大意无非是威廉是个两面派、好战分子，精神失常等等”，而威廉这些不受欢迎的情况，显然也给德意志帝国带来了沉重的外交负担。

当然，德国最沉重的外交负担，仍然是威廉二世在海外的扩张。

“你要向海外扩张，靠什么？就是靠海军，必须得建很强大的海军。”孙立新说，威廉二世原本争夺殖民地就已经动了英国的蛋糕，现在，又要大规模扩张海军，“这对英国又是一个挑战，因为英国就是靠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来统治世界。”

1898年，德国通过第一次海军法案，在1904年前要建成19艘主力舰，1900年又扩大近乎一倍。威廉二世在與英国记者的谈话中明确表示，“德国是年轻的、成长中的帝国，商业利益在全球迅速扩展，爱国的德意志人，他们的雄心不想受任何条约的束缚。德国一定要有自己的舰队，要保护其在遥远地区的商业利益。”威廉二世认为，只有海军舰队这样的铁拳举在英国面前时，“英国雄狮才会缩起它的尾巴”。

俾斯麦担任德国首相的年代，他深知法国因为普法战争对德国有着极深的仇恨，所以一切外交方针都是避免法国与大国结盟。他一方面与俄国结盟，另一方面与奥匈结盟，由于俄国与奥匈帝国间有矛盾，为了从中斡旋，有时候甚至需要“低声下气”。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徐弃郁曾经看过一战前的德国外交档案，据他介绍，俾斯麦时期的外交文件中，手段与用词，都非常灵活。俾斯麦写给德国驻外大使的批示和备忘录，“展现了一种极其深邃而又宏大的战略设计，对实现途径的筹划又是高度灵活的”，徐弃郁发现，到威廉二世时代，德国的外交越来越僵化，“对形势的判断往往流于一厢情愿，战略思维也越来越程式化”。

新上台的威廉二世很快就不再喜欢俾斯麦了。1890年3月，德国站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上——德国与俄国签署的《再保险条约》需要续约。根据这份条约，如果俄国遭到奥匈帝国侵略，或者德国遭到法国袭击，双方都要派兵援助。

就在俾斯麦为换约做准备的那几周，威廉二世最终否决了这份合约。据后来人们分析，当时德国政府内部存在一股反对俾斯麦的力量，威廉二世，显然站在了反俾斯麦的一方。

“外交部？什么？我就是外交部！”威廉二世曾在给英国威尔士亲王写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是德意志政策的唯一主宰者，我的王国必将紧随我的脚步。”

就是他主宰德国与俄国关系的这次决策，最终成了一个关键转折，俄国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只好与法国结盟。就这样，威廉二世成功地同时得罪了欧洲最重要的三个国家：英国、法国和俄国。

恐慌

1895年，英国记者威廉姆斯收到一家出版商的合约，对方希望他能调查德国崛起对英国工业造成的威胁，他接了下来，并于第二年完成了那本《德国制造》。

不要“像中国的皇帝那样不恰当地计算着自己的地位”，威廉姆斯在书中提醒英国，不要认为自己的工业霸权依旧在手，“德国让我们的贸易变差”，英国应该放弃自由贸易，对来自德国进口的商品收取更高的关税。

虽然英国要到一战后，才会走上贸易保护之路，但这本小册子确实反映了当时英国对德国的一种普遍情绪：焦虑，甚至恐惧。

这并不是唯一宣扬德国威胁论的书籍。1903年，很多英国人读到了一本小说《沙岸之谜》。书中讲了一个德国密谋侵略英国的故事。这类故事的流行，使人们开始散布很多与德国有关的阴谋传闻：伦敦地下就有个德国人的秘密军火库；餐馆里以服务生身份为掩护的德国间谍多达5万人。

彼此间的不信任感不断加深。据《帝国的年代》一书记载，一家英国工厂指责政府严重低估了德国人重整海军军备的进度，促使英国政府决定把战舰数量加倍，而该公司则从每一艘大型军舰身上获得25万英镑的利润。一家专门制造机关枪的德国工厂想尽办法在法国《费加罗报》上登了一则假新闻——法国政府计划拥有加倍的机关枪。于是在1908-1910年，受了刺激的德国政府订购了价值4000万马克的同款武器，而这家工厂的股息由20%提高到32%。

在威廉二世的内心深处，可能并不希望与英国对抗。1901年，他在参加了维多利亚女王葬礼时，还曾公开表示，英德之间应该建立一个联盟，以避免一些国家在欧洲捣乱。第二年，他在与外交部官员私下谈话时，也表示，“我永远不会成为英格兰的敌人”。

只是，这种个人意愿没有抵挡住德国对外扩张的意愿，而且军方也不断对他施加影响。威廉二世很宠爱德国的军官群体，他一周私下见军务处总长3次，陆军参谋长也有权力私下觐见他。威廉也很少拒绝他们的建议。如果谁胆敢与军方作对，只能辞职下台。

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史蒂芬·范埃维拉统计，1871年到1914年间，军方的压力迫使一任外交部部长、一任内政部部长和两任总理先后辞职。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则形容，“德国军官像新生的神明一样在世间游走，预备役军官则像是半神。”

由于军官的影响，以及德国在海外殖民地上的扩张冲动，他们与在全球拥有最多殖民地的英国，不断出现军事对抗。

最著名的一次发生在1911年7月，威廉二世派遣一艘炮舰到非洲摩洛哥的一个港口。虽然这个港口重要性并不太大，而且威廉二世声称只是针对法国，但此前就已经跟德国开展军备竞赛的英国，还是感受到德国海军不断扩张的压力。

原本一直主张放弃军备竞赛，节俭军费开支的英国政治家丘吉尔，因为这场风波，几乎一夜间改变立场。之后，他担任英国海军大臣，上任伊始就立志全力以赴整顿英国的军备，以应付迟早要发生的摊牌。

欧洲主要国家，都面临着危机感。法国与德国互相仇视，英国支持法国，俄国在得不到德国的合约保证后，不得不改投英法阵营。各国放弃了孤军奋战的打算，开始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于是，俄、法、英组成的协约国和德、奥组成的同盟国正式诞生。

这些国家不但表面结盟，暗地里也都制定了军事计划。德国由总参谋长施里芬制定了著名的施里芬计划，主要目标为应付来自德国东西两面的两个敌国——俄国与法国的夹攻。英国军方甚至与法国联合秘密制定了一份战略计划，他们印制了数以千计的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地图，每个营的行动图甚至细致到标明了在哪里喝咖啡。

到此刻，欧洲大陆已经变成了一个火药桶。整个欧洲世界的繁荣，电报、电话等技术的发展，金融市场的活力，都是建立在這个火药桶之上。随时，导火索都可能因为偶然事件而爆发。

小国

1914年6月28日，7名恐怖分子在萨拉热窝河岸边隐匿，他们腰间绑着小蛋糕大小的炸弹，口袋里揣着左轮手枪，还带着小包氰化物——如果被捕，他们会自我了断。

一辆车远远开来了，里面坐着他们要刺杀的对象——奥匈帝国的皇储，斐迪南大公。奥匈帝国一直对塞尔维亚的领土蠢蠢欲动。这显然引起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反对。据后来史学家披露，这些刺客就是塞尔维亚军方派来的。

塞尔维亚的文官政府早就知道军方对斐迪南大公的刺杀计划，但没人敢出面阻止，此前，塞尔维亚军方曾经非常残忍地推翻亲奥地利的国王与王后，在这些文职官员们看来，“让奥地利大公死总好过自己去死”。

这场刺杀的结果，人们都知道了，斐迪南大公遇刺，成为一战爆发的导火索。但事实上，这几名刺客并没有杀死大公。他们扔出的炸弹，在汽车后面爆炸，大公侥幸躲过了。刺客们眼看暴露，逃到河岸，想自我了断，但毒物太劣质，只能束手就擒。

死里逃生的大公仍然决定继续接下来的行程，并最终遇到了另一个刺客，塞尔维亚青年普林西普。后者连开两枪，杀死了大公和他的妻子。

导火索终于被点燃了。但实际上，当时的欧洲各国，一开始并没有把这场刺杀视为多么严重的事件。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在赛马场吃午餐时听到这个消息，甚至都没有离开座位，而是继续看比赛。英国首相格雷也没有放弃钓鱼计划。萨拉热窝事件成为《泰晤士报》第二天的头条，股票一度下跌，伦敦证券所门口挤满了人。但下午，伦敦便恢复了平静，又一个星期后，泰晤士报发社论：“这件事已经对欧洲人不再重要了。”

最伤心的外国元首可能是德皇威廉二世，在游艇上看到写着刺杀消息的小纸条，脸色变得煞白，立刻回城，了解详细情况。“在凶险的国际关系中，弗朗茨·斐迪南一直是威廉的外交支柱。”美国历史学家西恩·麦克米金在《一战倒计时》中这样写道，可如今，威廉二世失去了“一个可以信赖的人”。

很快，他就收到了来自奥匈帝国的新消息。该国军方认为，这是塞尔维亚向奥匈帝国宣战，“只能用战争来回应”。

塞尔维亚虽然国小，但朋友也不少。它和保加利亚签署了盟约，也得到了沙皇俄国的坚定支持。

威廉二世得知大公去世的消息，以及奥匈帝国的顾虑后，极为激动。他很快给奥匈帝国做出承诺，“如果奥匈帝国与俄国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我们就要站在忠实的盟友一边。”

后来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这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威廉二世其实并没有做好战争的心理准备，以至于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下达最终通牒后，他一度情绪激动，向德国首相提出严厉质询。

但战争机器在他开出“支票”的那一刻，就缓缓启动了。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俄国在7月30日启动军事总动员，法国为了法俄同盟支持俄国，8月1日，法国和德国宣布总动员。

眼见战争无可避免，威廉二世向他的首相愤怒地嘀咕道：“生米煮成熟饭了，现在你必须把它吃下去！”

随后德国向俄国宣战。因德国的斯利芬军事战略计划需要经过比利时，比利时不愿意让德国从自己境内通过，德国同时向比利时宣战。

原本一直在犹豫的英国也沉不住气了，英国在此前已经陷入了两难，这场战争打响，“如果德国赢，德国会确立欧洲霸权，英国的战略噩梦就来了，”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师翟韬分析道，若俄法胜利，英国不参与，就是不帮助盟友，“这两个国家是英国殖民地争夺最激烈的敌手，将来世界殖民地就得重新分，英国还是会吃大亏的，英国在当时参战比不参战要好。”

战争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埃维拉在其论文中，向读者们描述了这样一幅图景：如果一个人出生在威廉二世时代的德国，在学校，他接受的教育是，自己的国家一直被敌人包围，英国一直试图遏制德国发展，尽可能让德国维持在虚弱、动荡和弱小的状态。成年人翻开《汉堡新闻》、《科隆报道》等报纸，总是能看到“我们的敌人一直在积蓄力量，等待合适的时机对我们发动进攻；俄国正在武装军队，准备与德国开战；邻国想要……从四面八方蹂躏我们……”这样的语句。

青少年们通常会收到一份由德国陆军协会针对青少年开办的宣传机器《青年德意志邮报》，上面不断渲染嘲笑害怕战争的老妇人，“他们害怕战争，所以才会抱怨战争的可怕和丑陋。不，战争是美丽的。它的伟大可以升华一个男人的心灵，让他超越世间万物，超越日常琐事……相比于在床上默默无闻、空虚寂寞地死去，战死沙场并且在教堂的战争纪念碑上与战争英雄们一同永生要更加美丽和精彩。”

这种美化战争、呼吁战争的声音，并不只是在德国出现。在法国报纸上，人们看到的是，德国的崛起和繁荣是建立在法国的屈辱之上的，“失去的省份”阿尔萨斯和洛林在社会中被描述成一个幼小的孤女，作为德国军国主义恶势力魔爪下的法国贞洁烈女的典范。一些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一直呼吁着“复仇！”

对英国来说，那些曾经骑马远征的贵族骑士随着《议会法案》民主化的推动，地位衰弱，但仍有不少人渴望一场战争的来证明自己，为了荣誉而战，既是自己的责任，也能通过此获得地位和财富。

这样高涨的民众情绪也在反噬着领导人，推动着战争的决策。在爱国主义情绪发酵下，“德意志高于一切”成为一种主流，任何反战的声音都会被边缘和对立化。

在德国社会，区分阵营的方式极其简单。当时一位德国的政治家曾如是说到，“我们不会问，你是不是保守派？你是不是自由派？我们只问，你是德国人吗？”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徐弃郁分析道，在当时的德国，“爱国主义”变成了一种直接诉诸民意的、要求人人表态的政治风向，它又在“德意志协会”等极端组织的鼓吹下，越来越与赞同对外强硬、赞同对外扩张等同起来。任何公开主张与外国，特别是英国妥协或者是主张放慢海外扩张步伐的个人或团体，都有可能被贴上“叛徒”或“软弱分子”的标签。在这种情况下，各派政治力量如果不想搞政治自杀，就不得不对这种倾向进行一定的迎合。

民意的裹挟与军方的推动，已经让一切失控——战争终于打响了。

“现在来看，德国是一战的始作俑者这一点肯定是不对的，”徐弃郁说，这已经得到学界共识了，一战是大国间共同作用的结果，“只不过是谁的责任更大一点。有人说德国责任更大一点，有人说俄国责任更大一点，有人说奥匈的责任更大一点。”

“一战绝对不是矛盾积累到不可避免的地步才发生的，它是一场可以避免的战争。”翟韬也持同样的观点，在他看来，各国一开始都没有想到会打仗，打那么长，“但是由于几个原因机缘巧合，最后就……”

1914年7月28日，整个欧洲大陆，被裹挟着，一头扎进了战争的洪流中。

宣告战争动员的第一张布告出现在法国巴黎的墙头，上流社会的舞曲突然停止，人们高呼着“阿尔萨斯万岁！”——阿尔萨斯是德国通过普法战争夺取的法国领土。英国的贵族们想尽办法走后门把自己的孩子送上前线，渴望着进行一场绅士之战。在柏林战争部，将军们在走廊里相互握手，彼此打气。在街头，爱国主义的演讲此起彼伏，被认定没有办法上前线的人卧轨抗议。那些穿着灰色军大衣的士兵像大浪一样涌向前线，戴着花环的他们满怀期待地和亲人告别：

“我们会回来和妈妈一起过圣诞节的！”

“好，好，好，——要平安回来！”

他们相信，叶落之前就回家，最迟——最迟圣诞节就能回家与亲人团聚。

可是战争的残酷远远超乎所有人的想象，他们中大多数人，再也看不见圣诞节那琳琅满目的橱窗，闻不到寒夜里烤栗子的味道，再也回不了家。

8月3日那天，英国的格雷爵士用一个半小时的演讲，在下议院赢得了如雷的掌声，也使得同僚们支持英国加入一战的决定，但当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遥望圣詹姆斯公园的灯火，越来越朦胧，他又陷入迷茫：“欧洲的灯火就要熄灭了；我们这辈子再也看不到光明了。”

德国士兵在战场上俘虏的一战英国坦克

首都变成“政治疯人院”

崛起的德国为何战败？

我们爱在一起，我们恨在一起

我们有一个敌人，只有一个

英国

——《对英国的仇恨之歌》

开始的那一刻

这首诗一夜之间爆红。孩子们在课堂上诵读这首诗，士兵们在前线冲锋时呐喊这首诗，艺术家们在剧场高唱这首诗，七千万德国人几乎人人都会背这首诗，它成为1914年战时德国的政治主旋律。

诗歌的创作者是恩斯特·利丝尔。他甚至获得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授予的红色雄鹰勋章，这是诗人的最高荣誉。但是，他却无法真正地高兴起来。

1914年8月1日11点45分，德国首相宣布“所有德国人都做好了准备去战斗，不论他或她的观点和信仰”。消息传出，整个柏林都沸腾了。根据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描述，恩斯特·利丝尔在街上看到的一切都令他振奋，在俾斯麦雕像、皇宫、奥地利和意大利使館前，游行队伍高唱着爱国歌曲。上万名民众聚集在皇宫前，高唱“万岁胜利者桂冠”之歌。

恩斯特·利丝尔要尽快赶到军营，他希望能应征入伍。这位红光满面、下巴凹成四层、身材肥胖、个头矮小的诗人并未意识到他的身材问题。直到征兵官说出那句话：“对不起，先生。您不符合志愿军的条件。”

战争——那热烈而豪迈的冒险，那浪漫而短暂的旅行，他这一生都无法体验了。利丝尔很沮丧，他只能用诗歌去诅咒那个万恶的英国。在他看来，是英国，入侵了他的国家；是英国，发动了战争；英国外交大臣格雷背信弃义，是最坏的坏蛋。

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也陷入了难过的情绪中。大战当前，国家危急时刻，他理应冲到前线，报效祖国。但是他已经50岁了，身体还患病，难道只能袖手旁观吗？他无法接受，还是去卫戌部队报到了，好在，他获得了预备役部队医院督察官的职位。他还是有些遗憾，1914年10月，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尽管战争面目可憎，它还是伟大而精彩的，完全值得去经历。不幸的是他们不能把我用在战场上，如果是20年前，他们很可能就会用我了”。

和人们想象的战争前的恐慌情绪不同，1914年的德国，对战争的赞美成为知识界新风尚，很多知识分子都卷入到了“为祖国而战”的战争热潮中。作家们用诗歌和文字来激励士气；神学、哲学、化学、法学、医学、语言学等各学科的教授们发表演讲，号召学生们入伍，或者出版书籍说明德国民族战争的必要性和正义性。据德国历史学教授汉斯·赫尔曼统计，至少有43名历史教授、21名经济学家、48名哲学家和神学家为战争宣传而演讲著作，平均每天有关战争的书或册子出版数量达12本。

这场战争使得整个德国变得空前团结，甚至超越了党派和阶级界限。德国自由工会宣称为避免失业与社会崩溃，愿放弃一切劳资斗争，同国家共渡难关。德国社会民主党改变反对战争的立场，支持政府所要求的军事预算。

德国人民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我们属于一个整体。这在之前从未有过。原本，德国各阶层划分森严，每个德国人从属于固定的“圈子”，圈子与圈子之间并无重叠。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在《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中写道：贵族不会与商人、文艺界人士、手工业者接触。商人和文艺界人士交往、吃饭、结婚意味着混乱。现在，他们被同一样“神圣”的东西感召，跨越了地位、语言、阶级、宗教信仰等一切差别。

只有极少数人看到了激情与傲慢背后的毁灭性。一位德国企业家曾经发表过一首长诗《节日歌》影射德国终将走向毁灭：，其中引用《圣经》里的话说：“现在终局已经临到你了。它已经起来跟你作对。”当时人们认为，这就是暗指德国必将失败。不过，这位企业家在当时狂热的战争氛围下，没敢署自己的真实姓名。

速战未决

一经宣战，战争这台庞大的机器便运转起来了。

德军共200万人。塔奇曼在另一本著作《八月的炮火》中详细描述了德军的动员过程：后备役军人到指定的兵站集中，领取制服、装备和武器，先编成连，再编成营，然后加上骑兵、摩托兵、炮兵、医疗队、炊事车、修理车以及邮车，按预定的铁路时刻表，被送到邻近国境的集结地点。在那里，他们再编成师，再由师编成兵团，由兵团进而成集团军，待命出征。单调运一个兵团——德军共有40个兵团——军官就需要火车车厢170节、步兵965节、骑兵2960节、炮兵和给养车1915节，总共需要6010节，分别组成140趟列车，同时还需要同等数量的列车运送兵团的军需品。

它运转得极其精准。多少对火车轮子、将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桥梁，一切都按照预定的时间运行。

这个作战计划出自德国前任参谋长施利芬之手。

长期以来，德国的兵力被分散在西线法国和东线俄国，分别防御两个国家。俄国由于日俄战争大伤元气，需要较长时间恢复。德军主要目标进而转向法国。普法战争失败后，法国为抵御德国进攻，在法德边境上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堡垒。为了绕过堡垒，施利芬提出取道防御较为微弱的比利时，由比法边界进入法国。

其实，对于这项神秘的作战计划，法国和英国早有预测。法国上校格鲁阿尔曾在《可能的战争》一书中写道：“我们首先要集中注意的是德国发动借道比利时的攻势。”英国总参谋部也曾设想德军会借道比利时展开行动。他们认为如果英军不能“迅速到达战场并具有充分实力”，就难有堵截德国人的机会。

“比利时和英国间的英吉利海峡是非常狭窄的一段地方”，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师翟韬分析，英国绝不会允许德国控制比利时，“否则攻入英国就很方便了”。

德军总参谋长小毛奇猜到英国必然参战。“因为它害怕德国称霸，而且，为了切实贯彻保持均势的政策，它将竭其所能制止德国势力的增长”，小毛奇说，不论德军是否取道比利时，英国都会参战。

生性悲观的小毛奇还预料到德军不会速战速决，他曾对威廉二世说，“这是一场民族战争，不是一场决定性会战就能完成的，必须经过长期苦战甚至把全部国力都耗尽，否则一个国家不会屈服，而在这样的战争中，即便获得胜利也还是得不偿失。”

海上争霸

德国的出师似乎很顺利。

1914年9月22日，德国潜艇发射鱼雷击中了“阿布奇”号英国巡洋舰，超过1400人死于这次攻击。

这场海战震惊了英国，德皇威廉二世则沉浸在疯狂的喜悦中——德国海军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扬眉吐气的了。

威廉二世常觉得，欧洲那些君主都瞧不上他。英国的达官显贵老是前往巴黎，从不光临柏林。沙皇同他说话总把脸别向一旁，仿佛在说，“真是个没有教养的家伙”。他曾对意大利国王抱怨，“我在位多年以来，我的同僚们，欧洲的那些君主，总把我的话当耳边风。要不了多久，有我伟大的海军做后盾，他们就会对我的话洗耳恭听了。”

但这场胜利的喜悦并未持续多久，作为反击，英国对德国海军实行了致命封锁，英国海军元帅说，“我们要做的要么是削弱德国，要么是饿死德国。”

英国的经济封锁十分奏效。战争初期，德国拥有将近四百万吨的商业船队，几个月内，将近四分之一的船只，要么被英国海军囚禁，要么被击沉。仅1915年8月8日一天，德国就失去了四十一艘舰船。

海上遭遇英国阻击的同时，陆上德国也逐渐陷入僵局。施里芬制定计划时，原估计俄国至少需要六周时间才能完成战争动员，但实际上俄国两周内就完成了局部动员并向德国发动了攻势。这打乱了德军的作战计划。

1914年9月5日，马恩河战役打响，这是一战中最惨烈的战役之一，最终，法军伤亡14.3万人，德军伤亡21.6万人。德国还是失败了，而且，这场战役后，彻底打碎了德国速战速决的幻想。

長期战争，对德国是最不利的。1914年9月11日，小毛奇就跑到威廉二世面前报告：“陛下，我们输掉了这次战争。”三天后，他被撤职了。

饥饿的世界

后来人们才知道，那位匿名发表《节日歌》的作者名叫瓦尔特·拉特瑙，是德国通用电气公司的董事长。

德国通用电气公司是当时世界的两大电业巨头之一，另一家是德国西门子公司。

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德国在电力应用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例如炼钢及其它冶金部门使用的电炉、电气化铁路、电力农业机器等。德国电气制造业规模在欧洲是最大的。1910年，德国已有195家电气公司。

深谙工业技术，对世界情况认识深刻的瓦尔特·拉特瑙预言战争会进入长期作战：战争的本质是一种巨型工程计划，其内容是运输、补给、供养和管理大量的人员从事一种破坏性而非建设性的任务。因此，近代战争对物质的消耗远比过去任何战争都迅速。

然而，德国并没有准备好打一场长期战争，陆军的装备、物资、士兵训练和作战计划都是为进行一场速战速决的战役而准备的。以食品供应为例，由于战前十几年农业的显著发展，德国粮食生产已经能够基本满足本国的需求，战争爆发前夕，德国根本就没有为战争延续多年建立粮食储备体系，甚至还向国外出售粮食。

拉特瑙比谁都清楚，要通过储备和组织资源来应对长期战争。只有进行彻底的经济动员并且要对物资做有系统的利用，战争才能继续持续下去。

1914年底，在德军总参谋长批准下，陆军内部成立了一个“战争物资处”，由拉特瑙亲自主持。

拉特瑙的政策是，一方面调解现有资源，另一方面生产代用品。比如，他任命德籍犹太科学家弗里茨·哈贝尔为战争部化学服务机构负责人。当时，英国的封锁切断了德国硝石的供应，炸药生产面临危机。哈贝尔凭借他的化学和工程技术，改进了提炼硝酸盐的制作方法来取代硝石，纤维素也被制成棉花的代用品用以制作炸药。

不过，这只解决了德国的燃眉之急，整个德国仍然逐步陷入物资短缺之中。

1917年秋，马克斯·韦伯考虑离开德国去维也纳一所大学任教，主要是因为他能在大学对面的咖啡馆里吃到两个鸡蛋。在当时的德国，配给的生活物资已经很难填饱马克斯·韦伯的肚子。甚至因为药物短缺，他的失眠症也加重了。

由于劳动力不够，饲料、化肥、农具等物资也严重缺乏，1917年德国的农业生产量只是正常年景的一半。1914年至1918年，德国有七十五万多人饿死。

战争进入持续阶段后，打的就是经济战。虽然战前德国已经成为一个工业大国，但它面临的对手是经济实力并不比自己差多少的英国和法国，以及，比自己要好的美国。一战期间，法国和俄罗斯向英国借贷来支持战争费用，英国又将这些债券通过摩根银行投入美国股市，变成现金来购买美国的军火与物资。

“政治疯人院”

马克斯·韦伯变得忧心忡忡。

德国海军元帅提尔皮茨提出要升级潜艇战，而且要进行无限制潜艇战——指可以事先不发出警告，而任意击沉任何开往英国水域的商船。韦伯担心这样下去，和美国的战争将不可避免，因为很多商船来自美国，这无疑会损害美国的利益。

这时候，韦伯已经与那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划清边界，开始理性地审视战争。针对激进民族主义者喊出的“战争到底”的口号，他觉得那些人根本没有顾及国家现实和国民生存状况，分明是在用肾上腺和荷尔蒙思考问题。在他看来，军人不应该只知道开战，更应当知道如何结束战争。

1917年4月，德国击沉英国的船只总载重量超过80万吨。不过，英国也没有束手就擒，英国商船不再单独出行，而是组成船队由驱逐舰来全程保护，飞艇和飞机在上方，寻找潜艇潜伏区域的无线电信号，展开反潜艇作战。单是1917年，就有63艘德国潜艇被击沉，这数字是往年的三倍。

而在这之前的1月份，德国的另一场危机也在酝酿中。英国截获德国外交大臣齐摩尔曼发给驻墨西哥大使的密电，内容是德国计划促使墨西哥入侵美国，“我们向墨西哥提议联盟，以获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州为回报，具体细节由你全权代理”。

德国的目的是担心美国最终参战，希望能在美洲开辟战场，拖住这个潜在敌人，但这仍然是一个轻率的计划。墨西哥自身正陷入一场内部革命中，一战开始前政局就非常不稳定了，入侵美国无异于给自己添加新的麻烦。

这份电报彻底激怒了美国。美国国内掀起了一波反德和反墨的情绪。加之无限潜艇战中，德国不断击沉包括美国在内的中立国船只，1917年4月6日，美国最终加入协约国，并向德国宣战。

到现在，战争已经持续了三年多，战争的伤亡、国内生活的崩溃，让一开始热烈拥护战争的民众渐渐失去耐心，对战争的厌恶越来越强烈。据《德意志史》一书统计，1914年至1918年，光是因为食物缺乏饿死的人，就超过75万。德国政府曾企图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转移国内矛盾，但在现实的困境下，这个挡箭牌失效了。

1918年1月，40万德国人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工人的罢工也在蔓延，柏林北部有轨电车停止了运行，被推翻用作路障。一个激进的社会党领导人给群众发表演说：“同志们！战斗开始了！三年半来，你被无数无耻的谎言蒙蔽双眼，成了这场可怕屠杀的帮凶！”

原本同仇敌忾、团结在一起的柏林各种党派和势力也开始互相斗争。基尔港水兵哗变，柏林、慕尼黑相继发生革命、暴动，罢工此起彼伏。大街上，年轻人强行撕掉从前线归来军官的肩章。“空谈家、无理取闹的人得宠，仇恨当道”，韦伯将此时的帝国首都称为“政治疯人院”。

帝国陨落

在德国著名史学家卡尔·埃尔德曼看来，这是一场注定德国会失败的战争：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敌对双方的力量对比和德国作战计划本身的布局。

在经济潜力、人口、陆军和海军的实力上，同盟国一开始就不如它的对手。战争开始时，仅法国一国的黄金储备就接近德国的三倍。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军力为370万人，而英法俄协约国则有580万的士兵。施利芬计划让德国军部陷入速战速决的幻想，从未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

德国总后勤部长鲁登道夫并未意识到战争已经进入了“总体战”，他还在用19世纪的作战思维和框架去作战。一战结束后，他对一战不断反思，终于认识到现代战争是一场全民族的战争，其基础是民族的精神团结和整个经济储备。

德国终于崩溃了，革命在各个城市爆发，因为战争与饥饿，德国民众已经精疲力尽，他们希望实行民主，驱赶皇帝。威廉二世要求德军镇压民众，但将军们拒绝了，一位将军回应道，“军队将会在军官的指挥下有秩序的返回，而不会服从陛下您的指挥，军队不再支持你了，陛下。”

1918年11月11日的11点钟，所有战线一片欢腾，阵地后面的法军跳着舞，叫喊着，挥舞着酒瓶，成群的德军向他们奔去，和他们共享香烟和巧克力，一个美国士兵后来回忆道：“我们有一些烧焦的谁都不吃的大米，他们却扑上去吃的像狼群”。

尾声

1919年1月，协约国代表们齐聚巴黎制定和平条款，他们分别是意大利总理奥兰多、英国首相劳埃德、法国总理克莱蒙梭以及美国总统威尔逊。

各方都“心怀鬼胎”。为了法国安全，法国总理克莱希望遏制德国，意大利总理想要争取更多的领土，英国首相着眼于欧洲的均势政策，美国总统希望推行他的以正义和民主为准则的新世界秩序。

虽然争得不可开交，但在一个问题上他们达成了一致：为了这场战争，法国向美国和英国借贷了数十亿，英美都不会免除这笔债务，因此，协约国把目标朝向了德国，战争的花费需要有人买单。因此协约国加入了一条认定德国负有战争罪责的条款，德国要承担与它和盟国所造成的一切破坏与损失的责任。

1919年5月7日，德国代表团前来领取条约，他们被眼前的条款惊呆了：共有440个条款要将德国打入万劫不复之地，特别是要求承认战争罪行那一条，德国人表示了强烈抗议。

最终，失败者的抗议无效。1919年6月28日，德国在凡尔赛的镜厅签署了条约。

德国不但失去了战争，而且还失去了战败后的岁月——德国人将不得不继续背负巨大的赔款包袱度日。没有人再为战争欢呼了，战争爆发时，写下那首著名的《对英国的仇恨之歌》的诗人恩斯特·利丝尔，凭借这首诗歌获得了皇帝勋章的恩斯特·利丝尔，也随着德国的战败名誉扫地。曾经有多爱戴利丝尔的德国人，现在就有多憎恨他。他的著作不再被发表，而后被希特勒驱逐出德国。

《凡尔赛条约》为许多德国人播下了怨恨的种子。如未来的纳粹鲁道夫赫斯曾说，“一战结束后，唯一所能让我坚持下去的是，复仇的日子无论多么遥远也将会到，我想知道它是否会在我的有生之年发生。”

1918年11月11日，同盟国的军官站在桌子和椅子上，从大厅的镜子中观看《凡尔赛条约》的签署

14万劳工的代价

一战里的中国身影

11月11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终战纪念日，在很多参加过一战的欧美国家，这一天是法定假日，也是缅怀战争牺牲者、祈祷和平的纪念日。

但这一天，对许多中国人而言是陌生的：2018年的11月11日，也即一战终战百年纪念日当天，我曾提醒网友“这一天不仅是‘光棍节’和‘买买买日’”，一些网友则并无恶意地反问“一战终战和中国有什么关系？”

然而就在这一天，在各国政要云集的“一战终战百年”纪念“主舞台”——法国巴黎凯旋门前，“中国元素”并未缺席：在各国青少年用不同语言朗诵一战见证人遗留文字的声音中，人们听到了一位女中学生，用中文朗诵一名中国参战劳工在停战当日所写的书信；在为世界和平祈祷的乐声中，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拉响了巴赫名作《萨拉邦德舞曲》。

尽管曾经鲜为国人瞩目，但中国与一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不只是一战的参战国和战胜国——甚至，中国本土也是一战的战场之一。

从中立到参战

1914年8月，一战爆发之初，中国政府和民间都将之视作“不相干的遥远战争”：当时执政的北京袁世凯政府在8月6日第一时间宣布“局外善意中立”，试图置身事外。

当时中国已是列强势力深入渗透的格局，而且，日本已与英国在1902年结成了所谓“英日同盟”，伺机夺取德国在华利益，尤其是胶州湾以及青岛的控制权。

1914年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并和英国联合出兵胶州湾，同时，日本照会中国政府，要求设黄河以南为“中立区”，撤走胶济铁路和潍县（今山东潍坊）一带中国驻军，以便日本进军。

由于日本邻近、德国遥远，在日本第二舰队支援下，日英联军在10月28日即包围青岛要塞，11月7日德奥联军就战败停火了，三天后，德国胶澳总督麦维德签署投降书，将青岛要塞和整个“德国胶州保护领”移交给日本，战争只持续了短短一周多时间。

一战战火燃烧在中国国土，袁世凯政府却束手无策，他求助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后者趁机要求中方“在物质上尽可能支持协约国”，不要给日本进军设置掣肘，否则英国也爱莫能助。袁世凯同意了朱尔典的要求，自此中国虽仍保持“中立”，实际已不得不倾向于协约国一方。

日本在胶州湾胜利后，中国政府根据袁世凯与朱尔典的“君子协定”，向日本政府提出“日军撤出山东”的要求，不想遭到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的拒绝；1915年1月7日，中国政府再次向日本提出类似要求，继续遭到无视。

在日本内阁授意下，1915年1月18日，日置益返回中国任上后，绕过中国外交部直接和袁世凯接触，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由于协约国各国背弃此前“君子协定”，拒绝支持中方合理要求，袁世凯政府被迫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中日民国四年条约》，日本不仅取代了德国在山东的全部特权，而且进一步扩大了在中国全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存在——这一事件成为压垮袁世凯政府的众多稻草之一。

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梁振军看来，袁世凯之所以对日本一再退让，除了中日之间的实力差别之外。“袁世凯想当皇帝，也需要日本方面的支持。”

袁世凯倒台后的北洋政府成为以副总统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和以国务总理段祺瑞为首的皖系相持不下的舞台。

皖系在日本支持下主张“参战”，试图借此在战后以战胜国的身份“收回利权”；直系则在美国支持下坚持“中立”，认为参战对中国无利可图。

日本支持中国参战，是因为在“二十一条”无法全部兑现的情况下，他们希望借参战扶持亲日的皖系统一全中国，从而奠定其在中国一家独大的霸权地位；而美国支持中国继续中立，则是本着“利益均沾、门户开放”的一贯立场，希望借此阻止日本在华势力进一步扩大。

双方僵持不下，中国只好继续“善意中立”，但默许协约国在中国招募劳工赴欧洲前线修筑工事。

1917年2月17日，德国U-65号潜艇在马耳他岛东南200海里处，击沉了法国客轮阿索斯号，这是“无限制潜艇战”的一部分——阿索斯号上载有的1950名乘员中，不仅有船员、塞内加尔籍法国外籍军团士兵，以及许多平民普通乘客，还有搭乘这条船赴欧的中国劳工。

短短14分钟后，客轮沉没，船上共有754人死难，其中至少有476名（也有说581名）中国劳工。

消息传到中国，朝野群情激愤，3月14日中国宣布与德国断交，并随即占领德国驻天津、汉口租界。德日胶州湾战役后，德国沉舰“埃姆登”号上船员原本以“做客”名义滞留中国，此时也与停泊在中国各港口的德国籍121艘船舰一起，遭到中国政府扣留。

不过，由于美国仍然反对，英、法也态度暧昧，中国仍未宣布参战。

直到1917年4月6日，被“無限制潜艇战”激怒的美国宣布参战，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掣肘中国参战的力量已经消失。8月14日，段祺瑞内阁宣读宣战书，中国自此加入协约国行列，对同盟国正式宣战。

“面子”和“里子”

表面上，宣战后的中国“得偿所愿”：协约国和美国相继发表声明，表示“尽力赞助中国在国际上享得大国当有之地位及其优待”；英、法国对中国劳工在欧洲前线的贡献表示了“感谢”；中国政府取消了德国、奥匈在华治外法权，收回了奥匈在天津的租界；没收德华银行以及德国、奥匈在华全部船舰；解除全部驻“天津—大沽口”一线奥匈军队武装；日本宣布贷款一亿日元给中国作为“参战款”，并提供装备、训练，协助中国组建“参战军”。据战后统计，仅1917-1918年，日本就向段祺瑞内阁提供8笔贷款，总计1.45亿日元，约合当时币值7250万美元。

1919年1月，“参战军”正式成军，包括3个师加4个混成旅，是当时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军队；中国政府向法国派遣了一个正式的官方军事调查团，向欧洲和中东战场继续派遣大量华工——战后统计，华工总人数达14万多人。

但当时已经到一战末期，“中国参战军”实际上始终未曾参战，中国劳工因此成为中国在一战的“主力参战部队”。

据当时保留下的资料显示，由法国政府招募的华工，多数被派往后方和兵工厂，而英国政府招募的华工，则几乎都被派到战场上担负后勤和建筑工作，有些甚至不得不直接卷入战争——约两万华工为此献出了生命。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曾经高度评价参战华工，称“任何人都不会忘记这些远道而来的勇士，他们在一场残酷的战争中与法兰西共命运，以自己的灵魂与肉体捍卫了法兰西的领土、理念和自由”。许多战史专家也指出，正是因为大量华工的到来，英、法两国才得以将更多原本需要留在后方生产、建筑岗位的劳力转化为兵源，并最终赢得了这场号称“绞肉机”的史上最大消耗战的胜利。

这是一战华工为中国赢来的“面子”。然而“面子”后的“里子”并不那么光鲜。

在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外交秘密交易中，日本先后和英、法、俄、意四个参战盟国达成谅解，4国在并不通知中国政府的情况下，同意承认战后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全部权利；在英国斡旋下，日本和美国在1917年11月2日秘密达成《蓝—石井协定》，美国承认日本在华“特殊利益”，日本则尊重美国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

段祺瑞内阁得到最多的“参战资源”，包括贷款等，均来自日本。但这些当然不是免费的午餐——日本提出了包括代管三个兵工厂、独家军火供应、贷款和练兵顾问权等一系列秘密条件，段内阁都被迫吞下。

这一系列“里子”，为战后巴黎和会的危机总爆发埋下了伏笔。

从巴黎到青岛

1918年11月11日，德国宣布投降，一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中国也成了战胜国之一。

两个多月后，马拉松般的巴黎和会开幕。日本试图阻挠中国直接与会，但中国冲破重重阻力，终于以正式代表身份出席和会。

在和会上，中国代表团提出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所占的一切权益等要求，这些要求完全符合美国总统威尔逊所提出的公开外交、民族自决原则，得到广泛同情，但英、法、意、日四国根据1917年的“君子协定”，不顾中方强烈抗议，执意将德国在山东一切权利交给日本。

1919年5月1日，英國方面口头向中国通报了有关山东的和约内容，拒绝提供草约的文本和会议纪要。5月4日，中国代表顾维钧等向英美法三国提出严厉抗议。6月28日是凡尔赛合约签约日，签约前3小时，顾维钧等以中国政府名义向和会递交书面声明，称中国代表团之签字“于条约不妨碍将来于适当之时机提请重议山东问题”，竟被和会最高会议退回，在此情况下，顾维钧等中国代表宣布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发表声明：“媾和会议，对于解决山东问题以不予中国以公道。中国非牺牲其正义公道爱国之义务，不能签字”，随后愤而回国。

消息传至中国，群情激愤，五四运动由此爆发，中国现代史就此拉开序幕。

1920年7月14日，直皖战争爆发，由“参战军”改编的“中国边防军”在皖系指挥下，惨败于吴佩孚等指挥的直奉联军，皖系仅9天就基本退出了中国政治舞台，这也标志着由一战而奠定的“日本独霸中国局面”再难维持下去。

一方面迫于中方的强烈反应，一方面由于美国势力的崛起和英日同盟的瓦解，1922年2月6日，《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九国公约，签约国为美、英、法、意、日、荷、比、葡、中9国）在华盛顿和会上签署，日本在中国短暂一家独霸的局面宣告结束，“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美国主张重新成为主流。

借此契机，中国在华盛顿和会前后与日本先后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例》、《鲁案细目协定》，1922年12月10日，最后一任日本胶州湾租借地负责人、日本青岛守备军司令官由比光卫陆军大将，将青岛主权交还中国。

“中国的一战”就这样始于青岛，又终于青岛。

尽管“弱国的胜利”乏善可陈，但中国也并非一点红利都没有占到。

除了有条件收回青岛利权，以及战时从德奥两国收回的部分利益外，战后协约国各国同意自1917年12月起庚子赔款暂缓5年偿还（俄国仅同意1/3暂缓）并免加利息，占庚子赔款总额20.91%的德、奥两国赔款被永远撤销，德国需赔偿中国战争损失（1924年《中德协约》定为约8400万元）；始于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的5%固定海关税被取消，中国有权再提高5%关税；自1901年《辛丑条约》后，中国军队被禁止驻扎在天津一带，而一战期间天津周围20里允许中国军队进驻。

此外，一战令欧洲列强纷纷衰落，这给了中国民族经济一段约10年的发展“黄金期”，尽管因国内原因，这段“黄金期”并未能取得更大成就，但毕竟令近代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又向前艰难地迈进了一步。

“沉浸在想象中的决策者”

假如一战没有发生

1914年8月，战火燃起。英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吉卜林怀揣着爱国热情和帝国情结，为战争委员会兢兢业业地做着宣传工作。

不仅如此，他还鼓励自己唯一的儿子约翰参军。这个仅17岁的年轻人从小接受“好男儿应当报效祖国”的教育，并不缺乏参战的勇气。但因为高度近视，他两次应征都遭到拒绝。吉卜林四处托关系，利用自己的名声和威望才把儿子送上了战场。

约翰很争气，不久后就当上了军官。然而，在18岁生日的第二天，约翰在一场战役中失踪。这给吉普林带来了巨大的悲痛。原本支持战争的他，开始反思自己对战争的狂热，之后创作的不少作品都体现战争创伤、疯狂与死亡。

“假如有人问，我们为什么在战争中失去生命，那是因为我们的父辈欺骗了我们。”约翰失踪两年后，吉卜林仍然没从丧子之痛中解脱出来，他带着悔恨为儿子写下这样的墓志铭。

1918年11月11日，德国签署了停战协议，枪林弹雨终于停了下来，迎来和平的世界却已是满目疮痍。战争造成的总伤亡人数超过3500万。在英国，有90万和约翰一样为国捐躯的烈士，尤其不乏年轻的精英——在一战中，从军的牛津与剑桥大学生有1/4阵亡；同为战胜国的法国，则有135万人牺牲。

一代人的繁荣被摧毁了。取得胜利的英国，战后国债由6.5亿英镑激增到74.35亿英镑，从“世界银行”变得债台高筑。遭遇失败的同盟国状况更加糟糕，最先宣战的奥匈帝国，直接从一流国家跌为三流国家；德国在战争后期，已经民不聊生。

推动一战的决策者，也多命运悲惨。正式停战前两天，德国革命爆发，皇帝威廉二世随后发布退位诏书，流亡荷兰；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更为不幸，一战彻底摧毁了他的声望和摇摇欲坠的沙皇制度，沙皇夫妇和他们的五个孩子被秘密警察赶到地下室用机关枪集体处决。

不论对民众还是统治者来说，这都似乎是场得不偿失的战争。“为什么要进行一场毫无好处的战争？它有何意义？”一战结束已经过去百年，但这两个问题，仍然萦绕在许多欧洲人的头脑里。

一战真的不可避免？

长久以来，当年的决策者都深信一个观点：“一战必然发生。”

1914年7月，战争爆发前几天，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告诉秘书，自己感到“一种超乎人力的命运力量高悬于欧洲和我们之上”。他在后来总结道，“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唯物主义”是导致大战发生的原因，这也是最为经典的一战决定论解释之一。

德国总参谋长小毛奇对宿命论的相信程度更甚于首相。他在1905年时就预感“战争那可怕的头颅在狞笑”，9年后，他带着对德国悲观的一战前景辞去总参谋长一职，但仍坚持战争的必然：“战争，演示了文明时代如何相继出现，以及各个国家如何实现其在世界发展中的命定角色。”

在回忆录中，英国的政治家们也在不断强调“宿命”的到来。在当时的财政大臣劳合·乔治笔下，战争被一股巨大的、非人的力量推动，是一场政治家无力控制的“飓风”。对英国参战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感到自己是被“驱赶进战争的洪流”，他在大战爆发次年曾表示，自己在1914年7月危機期间有着强烈的无力感。在反复的自我追问和折磨中，他得出“自己无力决策”的结论。

“许多人认为一战不可避免，一部分原因在于1914年，相关国家的决策者坚称战争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或是一把被火星点燃的干柴，”英国国王学院战争研究学院教授、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研究员里查德·内德·勒博向本刊表示，“他们只是想以此减轻战争爆发中自己应负的责任及内疚感。”

正是为了批判这种“战争宿命论”，勒博撰写了一本带有假设性思考的著作：《假如斐迪南大公还活着：没有一战的世界》。

对已发生的历史进行假设性思考，听起来像是追寻一个注定无法实现的美好愿望，或是一厢情愿的幻想。然而，事实上，和勒博一样追寻历史另一种可能的学者不在少数，他们将这种思考方式称之为“反事实历史”。

“它（反事实历史）告诉我们，人是不受任何历史束缚的生物，能遵照自我意愿做出决定。”历史学家、剑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理查德·埃文斯在《历史的另一种可能》中写道。

“（反事实历史的意义在于，）帮助我们反思一些习以为常的事情。”书评人维舟接受本刊采访时也认为，“如果回到历史场景去看，你会发现其实历史有不同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待一些事情，要更加慎重。”

正是出于这些想法，严肃的学界，才会一次次把目光投向一百多年前，试图寻找历史的其他可能。

“（在1914年）大战本是不可能，因为没人想开战。”勒博说，1905年到1913年，欧洲曾发生过五场局部战争，最终都以和平方式解决了。

“从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大公遇刺到大战最终爆发的37天里，一些事本可能不同。”历史学家、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院长玛格丽特·麦克米伦也持同样观点，她也是劳合·乔治的曾孙女，“要说一战不可避免，就是忽视那些决策者说‘是’或‘否’的关键作用。”她告诉本刊，“即使在斐迪南大公被刺杀后，战争也是可能避免的，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

假如斐迪南大公还活着

在1914年之前的20年里，欧洲共有五位国家元首相继遭到暗杀，但都未引起如斐迪南大公遇刺这般大的震荡。“这场刺杀彻底改变了维也纳原本平衡的权力格局，”勒博解释道，在奥匈帝国的上层中，作为王储的斐迪南大公是最坚定的和平派，但一场原本不可能成功的刺杀，最终杀死了这个人。

1914年6月，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苏菲应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总督波提列克将军之邀，对萨拉热窝进行国事访问。动身前，身边几乎所有人都在劝他放弃此行。萨拉热窝在1908年被奥地利单方面吞并，同样希望将此地纳入领土的塞尔维亚对此感到十分受辱，而且，萨拉热窝民间也弥漫着强烈的不满情绪，这对奥地利皇室来说，无疑是一个危险场所。

在很多人的劝说下，斐迪南认真考虑过推迟旅行的可能性，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对此也表示支持。然而，波提列克的副手担心大公取消访问后，自己会受到总督惩罚，因而极力向斐迪南力陈继续前进的必要性。

这趟行程对斐迪南来说，不无诱惑。除了履行职责外，历史学家A·J·P·泰勒认为，大公去萨拉热窝还有爱情的驱动——他和妻子苏菲贵贱通婚，皇帝虽然同意了这门婚事，但要求他们的子孙永远不能继承皇位，而且苏菲也不能在公共场合坐在斐迪南身边。

唯一的例外是当他展示军事能力时。因此，斐迪南最终决定继续这趟行程，视察波斯尼亚的部队，这样他就可以和妻子并排坐在敞篷汽车里。

6月28日，是斐迪南和苏菲结婚14周年纪念日，也是塞尔维亚的国家节日维多夫丹节。大公夫妇一早从萨拉热窝火车站出发，计划乘坐一辆敞篷汽车先去附近一个军营视察，再去市政厅。通常而言，游行的主要车辆中应当带有六名受过专门训练的安保人员，但实际上，当时只有三名当地警察。

之后的事情人们都知道了，先是一对刺客用炸弹行刺未果，接着，大公接受建议，决定改变路线。但这个决定却没传达给司机，他仍然按照旧路线行进。结果，在一个十字路口，坐着敞篷汽车的大公夫妇意外遇上了揣着左轮手枪的刺客普林斯。后者当即扣动扳机，苏菲当场死亡，喊着妻子名字、伤心欲绝的大公则在送医后不治身亡。

这场最终成为一战导火索的刺杀行动，充满了如此多的偶然，以至于后来者不免一次次地假设，假如斐迪南大公取消自己的萨拉热窝之行，或是再次侥幸逃过第二次暗杀，结果会怎样？

很可能，这位致力于改善与俄国关系、和德国皇帝有着深厚私人交情的王储就能继续保持自己武装部队的影响力——避免交战。

斐迪南遇刺后，奥地利鹰派人物骤然得势。斐迪南原本打算在回到维也纳后，将好战的陆军元帅康拉德·赫岑多夫解职。结果，他死在萨拉热窝，而这位好战的元帅则不断向失去侄子、悲愤不已的老国王渲染复仇情绪，推动对塞尔维亚的战争。

同样悲愤的还有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对于赫岑多夫提出的“必要战争”，他表示同意，但也坦陈对于结果不太有信心，甚至战争尚未打响，他就开始考虑失败的问题了。“如果我们必须面对失败，”他对赫岑多夫说，“那我们也要体面地失败。”

假如德国更谨慎

辞退俾斯麦后，威廉二世一度并未贯彻前者“以俄为友”的原则，也没有积极延续于1890年过期的俄德《再保险条约》，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随后立即与法国结盟。

对此，威廉深感后悔。当新沙皇尼古拉二世在1894年登基，他立即积极行动起来，想方设法弥补自己犯下的过错。他用英文写了许多信给尼古拉，抬头“最亲爱的尼克”，署名则是“你亲爱的朋友威利”。

威廉二世一直想通过这种联络，重新拉近与俄国的关系，同时把俄国推离法国。他几乎就要成功了——尽管没能离间俄法，但他和尼古拉二世签下新的条约：俄德双方在一方受到攻击时，有义务相互支持。可惜的是，当沙皇把条约带回俄国后，惊恐万状的大臣们指出，这代表着抛弃盟友法国，纷纷阻止条约生效。

威廉二世和他的首相，都不希望发动一场波及全欧洲的大范围战争。“欧洲战争不可能给我们带来太多收益。征服强劲的斯拉夫人或者征服法国领土不会使我们得到好处。”霍尔维格就曾表示，德国应该避免“轻率地挑起的战争，即使大胜了，也会对国家产生副作用”。

尽管不想招惹大国，但强大的德国对小国的局部冲突并没有那么在意。尤其是首相霍尔维格，斐迪南遇刺之后，他和外长戈特利布·冯·贾高在威廉二世开出“空头支票”，即德国保证无条件给予奥匈“忠实的支持”一事上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德国）存在一个严重的誤判，”勒博分析道，他们以为，即便德国支持奥匈帝国，俄国也会袖手旁观。让他们产生这种误判的原因是，1909年，德国曾支持奥匈帝国侵占了塞尔维亚的领土。当时塞尔维亚不断向俄国发出支援其宣战的请求，但当德国表示将出兵支持奥匈帝国后，俄国告诉塞尔维亚：“我国军队尚未准备妥当，现在无法作战。”

这段过往与一战前的状况非常相似——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有爆发战争的危险。“德国以为，只要奥匈帝国行动够迅速，就能一举占领塞尔维亚。那时，俄罗斯人又只能默然接受现实。欧洲战争不可能发生，德国又能从中受益。”勒博向本刊说道，“他们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中，对现实视而不见”。

现实是，“迅速占领塞尔维亚”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那时，德国还未开发出“闪电战术”；更巧的是，此时正值夏天，奥匈帝国的军队中，近一半士兵都在过“收获假”——回农村老家割麦子，直到7月底才会归队。

7月28日，奥匈帝国正式向塞尔维亚宣战。两天后，奥匈帝国和俄国发起战争动员。渴望战争的德国总参谋长小毛奇得知这个消息后激动不已，战争部长埃里希·法尔肯海恩在29日立即请求动员。

后来，很多分析者认为，威廉并不是真的希望与俄国开战。因为恐惧和慌张，他在电文上的批复屡屡爆粗。“他要的是更大的权力，更高的声望，尤其是要德国在国际事务中具有更多的权威，而且只想用恐吓别国而不是攻略别国的手段以遂其图。”芭芭拉·塔奇曼在《八月炮火》中写道。

甚至到最后一刻，他都在想要不要撤回战争动员令，但他的将军们拒绝执行。而且，英国最终也没有给他保持中立的信号。威廉彻底心灰了，一连串的误判，让他彻底别无选择了。他对小毛奇说：“现在你可以为所欲为啦。”说完就去睡觉了。

假如“和平力量”没有缺席

尽管对于德皇来说，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总动员决定难以置信——尤其在俄国国内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德国驻俄七年之久的年老大使普塔莱斯也一口断定，再三向政府保证：俄国畏惧革命，不会打仗。

但是，俄国并非威廉想象中的“病猫”。日俄战争后，沙皇对军队进行整顿，打击营私舞弊，肃清无能之人，颇有成效。不论是法国还是英国都一致认可，背靠惊人的资源、潜力和财富，俄国的实力日益强大。

法国很清楚地明白盟友俄国的重要性，曾在1911年将陆军部总参谋长迪巴伊派往俄国交流，向俄国的总参谋部灌输“必须夺取主动的作战影响”，接下来的几年里，法国又通过各种渠道陆续加强俄国“殊死进攻”的信念中——兵败满洲里后，俄国渴望谋求振作，一改军力孱弱的形象。

事实上，对德国“打还是不打”，法国政府内部也分为两派。其中，和平阵营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1911年至1912年间在任的总统约瑟夫·卡勒。他曾促进法、德间的关系，甚至在另一场与德国的冲突中，暗中与德国谈判。虽然他因此而下台，但随后担任财政部长仍很有发言权。

就在斐迪南遇刺的前三个月，《费加罗报》公开了卡勒和其夫人间的书信，写那些信时，卡勒还处于第一段婚姻中，他的夫人还是情妇身份。羞愤的卡勒夫人带着枪来到《费加罗报》，杀害了负责此版的编辑。而陷入这场风波里的卡勒，则不得不离开内阁，这使得对德友好的力量大大削弱。

“如果1914年7月时，卡勒还留在内阁，情况很可能不同。”历史学家麦克米伦认为，“他不仅会对反德情绪浓厚的时任法国总统产生影响，还可能改变整个内阁的倾向。”

重要“和平力量”的意外缺席，也在俄国发生。深得沙皇夫妇信任的神秘主义者拉斯普京，也是一位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他曾在1913年成功阻止尼古拉二世参与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然而，他在斐迪南大公遇刺后两周，也遭遇了一场刺杀——一位精神失常的妇女指责他引诱少女，把刀刺入他腹中。尽管幸存下来，拉斯普京却不得不呆在西伯利亚一家医院静养。

“距离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他完全没发挥出平时那种影响力。”麦克米伦认为，要是拉斯普京在圣彼得堡，情况会不同。

假如1914年，卡勒仍然是法国财政部长，拉斯普京没有受伤，尼古拉二世很可能不会在7月30日发起总动员，并对德国的最终通牒置若罔闻。

“俄国的战争动员几乎是避免战争可能性最终消失的节点。”勒博告诉本刊。不过，在麦克米伦看来，尽管到这时候，避免战争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微弱，但仍然存在——那就是英国最终参战与否的决定。

假如英国不认真对待那张“废纸”

直到1914年7月29日，德国首相霍尔维格还在努力争取英国，提出只要英国中立，愿意保证法国、比利时以及荷兰的领土完整。

英国内阁中，反对贸然参战的声音也很强大。正因如此，受到约束的首相格雷在7月时，没有对法国做出任何承诺。然而，德国8月3日向法国宣战、8月4日取道中立国比利时的行为，让英国陷入了担忧和恐慌。

国土安全是一方面的考虑，而1839年——一战爆发前半个多世纪，英国曾在《伦敦条约》上签字，保证中立的比利时国土安全。德国入侵比利时，显然令英国认为，他们应该履行在合约上的承诺。

英国的这种做法让德国完全不能理解，在他们看来，这已经是七十多年前的事情了。8月4日傍晚，英国驻德大使向他递交了立即撤出比利时、否则宣战的最后通牒，霍尔维格对此愤怒不已：“英国与德国交战，仅仅是为了一张保证比利时中立的‘废纸’，叫人简直不能相信。”

如果英国真的如德国一般，不认真对待那张“废纸”，最终决定不参加战争，一战能够避免吗？

在勒博看来，“欧陆国家间的大战仍然会爆发”。然而，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未曾发生的历史》中，却做出一个大胆假设：尽管战争会爆发，但代价会小得多。

在弗格森设想的那个平行世界里，由于英国未加干涉，德国的战争目标会完全不同。由于战争目标更为适度，德国会很快赢下战争。不过，德国不会“吞并他国”，而是成立一个“欧洲合众国”——这个想法，德皇威廉二世在战前也提起过。

德国驻比利时大使对这个愿景有过更为具体的表述：“为了赶上美国强大、封闭的经济实体，英国和俄罗斯帝国应当加入一个实力相当、包括所有欧洲国家、由德国领导的经济集团”。这与现在的欧盟建立目的、性质都是如此相似。而且，现在欧盟的核心，同样是德国。

弗格森还指出，没能参战的大英帝国将存活下来，在20世纪继续保持“超级大国”的地位，而不至于沦落到仅仅成为德国主导下的联合欧洲的一部分。

没有一战的世界

反事实历史主义者们普遍认为，在一个没有一战的美好平行世界里，没有世界大战，和平将成为主流。在勒博的设想里，英国和德国的海军军备竞赛最终以谈判方式结束。英国率先对军事预算进行削减，并鼓励法国效仿，美国也愿意进一步减少在武装军备上的支出，這一点将得到欧洲主要国家所有社会主义者的支持，他们乐于眼见军费开转到其他社会开支中去，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福利。

对于法国人来说，在普法战争中丢失的阿尔萨斯-洛林的回归逐渐变成一种浪漫的期待，但随着时间流逝，没有人会支持冒险或是复仇战争。

当然，那些因为战争而出现的新技术、新思潮（如种族平等、男女平权），也可能会因此推迟出现，甚至不会发生。

即便是最理想的反事实历史主义者也不会否认，即便没有一战，人类也不一定迎来一个完美世界。相反，欧洲仍有陷入混乱和局部革命的可能。在德国和俄罗斯，反君主制的革命仍然会发生。

虽然人们对没有一战的世界存在不同的设想，但很多反事实历史学者都同意一个事实：如果一战未发生，二战随之也不会存在。

“没有一战的失败，德国就不会感到沮丧和挫败，”理查德·埃文斯在《历史的另一种可能》中写道，“也就没有了后来的希特勒和‘二战’，没有了1939至1945年间欧洲战场上的大规模厮杀，没有了毒气室，也没有了纳粹大屠杀。”

弗格森也在《战争的遗憾》一书中写道，如果没有一战，那个即将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阿道夫·希特勒，可能会“在维也纳卖风景画度过自己的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