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为何选择陕北？阎锡山当了绝佳情报员

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举行扩大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方针。

现在的中央红军只剩下一、三军团，加上中央机关，合起来不足万人。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的喜悦没过多久，又来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央红军何去何从？中国革命何去何从？毛泽东的心情十分沉重。

此时毛泽东的心情，绝非后世传诵“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那么豪迈潇洒。

会上，毛泽东的语气也很沉重：“向北向南的前途，我们应该考虑清楚。向南最后是没有出路的。地形上不好，少数民族地区给养无法解决。红军只有减少没有补充，战略退路也没有。

……

我们坚持向北发展的基本方针，向黄河以东发展，我们不应该把自己变成瓮中之鳖，我们能够到达目的地，只要我们保持数百干部，几千战士，这就是很大的胜利。

……

我们不是走向低落，而是走向大张旗鼓。我们在天水、岷州间长久活动是不可能的。甘肃东北、陕北是我们必经之地。”

张闻天说：“目前的战略方针，是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更大规模地进行国内战争……”

当前，中央红军已不足万人，中央机关没必要保留那么多机构，俄界会议通过了彭德怀关于缩小部队编制的意见，决定：

一、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副主任。

二、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的五人团，作为中央红军的领导核心。

三、成立编制委员会，以李德为主任，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为委员，负责部队的编制工作。

俄界会议只开了半天便结束了，疲惫不堪又严重减员的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正面作战的胜算不大，当务之急是寻找一个休养生息的地方。

为了争取主动，赶在国民党军队围堵封锁之前进入汉族区域，中央红军全力北上。

从俄界向北是水深流急的白龙江。俄界到麻牙寺，短短几十里，两岸悬崖峭壁，江水奔腾咆哮在山间，沿着河边的石壁有一条羊肠小道蜿蜒曲折，—些险恶地段只有木板铺成的栈道悬空在水面上。

红军缓慢前行，前面是工兵在修复损坏的栈道和木桥，后面是人马在小心翼翼地跟进。这里的险恶，实难用寥寥数语形容，只能说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艰难地通过白龙江栈道，红一军团的先头部队4团在麻牙寺稍事修整，便接受了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夺取天险腊子口。

腊子口位于甘肃迭部县与岷县的交界处，是从川西北藏民区到甘肃的重要通道。沿腊子沟两边向北延伸的山头，仿佛蜿蜒的两条巨龙，准备在此合龙。

从腊子沟底向上仰望，山口只有30多米宽，两边都是峭壁。腊子河从沟底疾驰而过，水流湍急，人马无法徒涉。

腊子口前沿，两山之间横架着一座东西向的小木桥，这是通过腊子口的唯一通道。

这一带是国民党甘肃军阀鲁大昌的地盘，在腊子口以南的康朵、黑扎一带驻扎着一个旅。

红一军团的先头部队迅速攻破黑扎山头，在上边有敌军两个连，他们胡乱放了几枪，扭头就跑。

驻扎康朵的敌军旅长摸不准到底来了多少红军，惶恐之下，扔了部队和电台就跑，沿着江边小道，跌跌撞撞地逃向腊子口。

在腊子口，桥东山脚的树林边有鲁大昌部预先修筑的工事，山口内突出一块巨石，高三四米，上面筑了一个碉堡。山口里面有一片谷地，沿山坡也有工事。

这里有两个营的兵力，桥头堡上配有四挺重机枪。

攻打腊子口的任务，林彪交给了红4团。他亲临前线观察后，命令团长王开湘带领部队迂回敌后，政委杨成武率领一个营正面主攻。

不过腊子口两岸的峭壁近百米高，几乎是直上直下，爬上去都很困难，更不用说迂回了。

正在大家为难时，—位苗族小战士挺身而出：我能爬上去。

原来小战士自幼生活在山林中，经常攀爬悬崖峭壁，采药打柴，练就一手攀岩的绝技。

杨成武大喜过望，决定让他试一试。只见这个小战士手持竹竿和绳索,轻盈地在岩石缝中步步登高，如同在表演一场惊险的杂技。

底下的官兵也十分紧张，睁大了眼睛，屏住呼吸。

终于，小战土爬到山顶，拴好了绳索，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就这样开辟出来。

不过令人惋惜的是，这位为红军攻克腊子口立下头功的战土，连姓名也没有留下，大家只记得他的外号叫“云贵川”。

一过腊子口，中央红军迎来柳暗花明。

两个多月来，红军在川西北藏族区内爬雪山、过草地、穿森林、踏荒原，没有可以依托的群众，一边在全力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堵，一边持续抵挡着藏族土司骑兵的袭击和追杀，还不断忍受着寒冷和饥饿的煎熬。

红军战士童小鹏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今日要脱离藏人区域了，大家都异常兴奋，巴不得赶快到……回头看后面是崇山峻岭，前面则是平地矮坡，这时真是脚踏两个世界……尤其见到数月来未见过的群众在路旁微笑地迎着我们……真是高兴得要跳起来。一见即问路呀，谈话呀，弄得群众应付不来……数月来没有的打土豪的工作又恢复起来了……”

另一头，意识到红军要回汉人地区的藏族土司骑兵也是又放枪又吹号，欢呼呐喊着跑回去。

摸清底数的双方皆大欢喜，由来一声笑，情开两扇门。

突破腊子口后，红军来到了岷县麻子川乡的旋窝村。旋窝村当时是个有着60多户人家的回汉杂居村，但由于受当地匪帮反动宣传的影响，红军一到，许多村民都逃进了深山。

为此，军委及时制定《回民地区守则》。宣传队在村里墙上、道旁，书写了“抗日反蒋，保护回民，保护清真寺”、“红军是穷人的亲兄弟”、“对回番民族不压迫”等宣传标语。

到了阴雨连绵的夜晚，红军战士们竟蹲在墙根边冒雨露宿。村民见红军爱护穷人，尊重民族习惯，深受感动，很快打消了疑虑，纷纷回家，争着为红军腾住房，送粮食。

清真寺的阿訇丁振邦代表全村人给红军送去了羊腿，还把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请到自己家中招待，并将自己心爱的怀表送给毛泽东。

而毛泽东也将名贵药材藏红花和一张盖有红军印章及亲笔签名的纪念物回赠穆斯林的老教长，一时传为佳话。

红军战士们终于吃上了香喷喷的饭菜，离开了草地的窝棚和牛屎房子，坐在暖和和的火炕上，回到了正常生活，一切都是那么新奇。

军委纵队的萧锋和罗荣桓、邓小平等在老乡家里改善生活，“坐在一起吃辣子炒鸡，怎么边吃边感到屁股上发热？老乡说：这是火炕啊！我这个南方佬第一次坐火炕，觉得很新奇”。

不过暂时的温暖，并没有让毛泽东和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沉浸在填饱肚子的满足中。

短暂的衣食无忧背后，是前途未卜的中央红军的命运。自从年初的遵义会议恢复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以来，挽救中央红军的重担就压在了毛泽东的肩上。

对风雨飘摇的中央红军来说，领袖的位置，代表的早已不是权力和地位，而是沉甸甸的责任和担当。

俄界会议尽管确定了下步行动的基本方针，但是具体去哪儿，去了如何生存，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毛泽东心里非常清楚，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不能退缩和犹豫，现在最迫切的是寻找一个能够休养生息的地方。

在与世隔绝的藏民区待了三个月，外界的消息不通，亟需了解情况。毛泽东和张闻天等惊喜地获悉：在哈达铺这个偏僻的小镇上，居然有个邮政代办所！

原来，这一带盛产当归等药材，往来客商很多。为了沟通信息和商务往来，商人们订了很多报纸。这种情况在地广人稀、文化落后的甘肃是少见的。

哈达铺邮政代办所

不过，哈达铺是敌占区，还得小心行事。

红一军团直属侦察连指导员曹德连（开国少将）回忆：

1935年9月17日，我红一军团攻克四川通往甘肃的要隘腊子口以后，迅速向东北方向挺进，当时我在红一军团直属侦察连任政治指导员。

我们连刚到岷县附近的一个村庄准备宿营，军团部就派通信员通知梁兴初连长（开国中将）和我去接受任务。

我们来到军团部，见到毛主席、林彪军团长、聂荣臻政委和左权参谋长都在那里。左权参谋长指示我连立即出发到哈达铺，侦察敌情，筹集粮食和物资。参谋长接着问毛主席有什么指示。

毛主席问道:“哪个是指导员？”

“我。”我回答毛主席。

毛主席接着说：“指导员你注意，给我找点精神食粮来，国民党的报纸杂志只要是近期的，多搞几份来。”

“是！”我大声回答。

受领任务后，曹德连和梁兴初离开军团部，马上赶回连队，召开支组联席会，布置任务。

最终决定，梁兴初负责筹集粮食和物资；副连长刘云彪负责侦察和警戒；曹德连去收集国民党的报刊和宣传红军政策。

因为哈达铺是敌占区，所以侦察连仔细研究了对策，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前往。

侦察连很有意思，按现在的评判标准，就是特种部队。这里的指战员们可不简单，会啥手艺的都有：修鞋的、补锅的、算命的、郎中(医生)、木匠和泥瓦匠样样俱全。同时还备有化装侦察用的各种道具和各式各样的服装，化起装来很容易。

红军驻地距离哈达铺只有三十多华里，那儿是个小镇子，三面都有小土山。镇子里有一条一里多长的小街成小关帝庙。

很快，一小队“国民党中央军”出现在哈达铺。他们穿着中央军的军服，梁兴初戴着中校军衔、曹德连和刘云彪佩戴少校军衔，带着队伍堂堂正正地开进了哈达铺。

当地驻军一看这身打扮，又是南方口音，十分激动：中央军来人啦！

哈达铺的镇长、国民党部书记和保安队长等都出来迎接。

鲁大昌部一个少校副官，刚从省城回来路过这里，也赶来拜访。

梁兴初趁势命令镇长赶快派人去催办粮草和物资，佯称明天会有一万中央军到此急用。

曹德连则带着一部分人邮局找报纸。邮局是一个大院，旁边有家旅馆，鲁大昌部的少校副官就住在这家旅馆里。

他还带了几匹骆驼驮子和马匹，也都在那里，驮子里有书报、衣服等好多东西。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中央军”也没客气，从驮子里翻出一批近期的报纸，其中一份报上登载了徐海东率领红军(报上称匪军)和陕北刘志丹红军会师的消息，同时报上还载有陕北革命根据地略图(报上称匪区略图)。

这个消息的分量很重，至少可以释放出这样几条信息：

一、陕北有红军且力量相当强；

二、陕北有块好几个县面积的革命根据地；

三、中央红军现在距离陕北根据地仅相隔四五个县，最多不超过一千里地。

想到走了一年时间，行程两万多里，还没到过苏区，现在长征就要走出头了，侦察连官兵们的高兴劲就甭提了！

他们连夜将缴获的报纸送往军团部，一同被秘密带走的还有那倒霉的鲁大昌部少校副官。

第二天拂晓时分，俘虏和近几个月的报纸被送到军团部，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如获至宝，立即分头阅读起来。

最有价值的报纸是天津《大公报》，经常刊登一些比较客观的消息。张闻天边看边做摘录，他把国内的政治、经济动态都抄了下来。

更为重要的是各地红军活动的消息。在当年七八月间的《大公报》上，反映中央红军、四方面军、红25军和陕北红军的消息不少，有十几条，其中又以陕北红军的消息居多。

毛泽东很关注《大公报》，他看到8月1日的《大公报》上有这样一条消息：

“盘踞陕北者为红军二十六军，军长刘志丹辖三师。其下尚有十四个游击支队，此外各种小组及赤卫队等甚多。……现在陕北情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

更令人振奋的还是阎锡山的讲话：

“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现在共产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威势。”

阎锡山和《大公报》成为了红军最好的情报员，红军收获了期待已久的宝贵精神食粮。

看到这些消息，毛泽东精神为之一振。尽管在两河口会议的时候，中央就做出了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决策，但是究竟在什么地方建立根据地，大家心里都没底。

俄界会议上，毛泽东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经陕甘到内蒙古边界去，求得苏联的支援，使他领导的这些饥饿疲劳的红军战士能得到一个生存发展的环境。

现在突然获悉陕北的刘志丹还有一支红军队伍和一块根据地，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毛泽东急切地想要了解陕北的情况，立刻叫人把贾拓夫找来。贾拓夫原来在陕西从事革命工作，1932年奉命到江西汇报工作，来到中央苏区，对刘志丹的情况略知一二。

那几天，毛泽东一直让贾拓夫同行，边走边聊。从那时起，会合刘志丹，在陕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开始在中央领导人的脑海中酝酿。

红军终于摆脱了雪山和草地，告别了风餐露宿、荒无人烟和吃草根树皮的原野生活。红军将士们就像将要回家一样，下山时像潮水般涌下去。毛泽东的心情豁然开朗，传世佳作降临：

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9月22日，毛泽东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里召开干部会议。他对红军干部们说：“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

接着，毛泽东又鼓励大家：同志们，到陕北只有七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

同时，根据俄界会议的决定，红一方面军在哈达铺进行了整编，彭德怀担任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

离开红三军团的时候，彭德怀非常激动：“红三军团从第一次反‘围剿’时的几万人，至今天长征到甘南，现在只剩下两千多人了，让错误路线快折腾光了。今天剩下这点人，都是精华，是中国革命的骨干和希望。……我的脾气不好，骂过许多人，请大家批评和谅解。”

完成改编的红军陕甘支队按新编队开始东进。27日占领榜罗镇，在这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根据掌握的陕甘根据地的情况，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调整了俄界会议的决定，确认要在陕北扩大苏区，并部署了与陕北红军会合的军事行动。

来到陕甘宁交界六盘山脚下回民区的中央红军又得到一个喜讯：前不久红25军在徐海东、吴焕先、程子华等率领下曾路过此地，现在也在陕北。25军的纪律很好，给回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听到这个消息，中央红军犹如迎来了一股春风，部队一片喜悦。

10月7日，红军翻越六盘山，这是长征中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仿佛是一条分界线，山北是不毛之地，到处荒山秃岭，只见黄土，不见树木；山南则一色黄坡，风吹麦浪。

这里秋高气爽，极目四望，心旷神怡。想到陕北红军形势如此大好，想到长征胜利在望，回想一年来的艰难险阻，毛泽东不禁感慨万千：

《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旄头（后改为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