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遗孀朱安，多方接济她的生活，为什么还欠下4000元巨债

1936年10月19日，一生致力于用文字警醒世人的鲁迅先生在上海溘然长逝。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鲁迅先生的人生写照，在国家存亡之际，他以笔为刀，敢为人先，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

鲁迅先生毕生无愧于国家、世人，但唯独对不起发妻朱安。因为是包办婚姻，鲁迅对他没有任何感情，虽在一个屋檐下，但两人没有多余的话，朱安更像是保姆一样，照顾着丈夫和婆婆的生活起居。鲁迅去世后，生活更是举步维艰，几近沦为乞丐。

据朱安与朋友的来信记载：“生活是飞也似的高涨，我的债务也一天天的加高到四千余元，这真使我无法周转！”按理来，以鲁迅先生赫赫名声，去世以后，断不会使遗孀沦落至此，会有很多人帮忙提供朱安的生活费用，那么为什么她会过得这么惨呢？

鲁迅先生的去世不仅对当时的文坛是大地震，对朱安和母亲周老太太来说，更是一场灾难。家中的顶梁柱突然倒塌，接下来的生活将是充满变数。

鲁迅在世时，除了基本的生活用度，每月还会多给朱安十几元的零用钱，这在上世纪30年代已经是一笔巨款了，朱安因此也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随着鲁迅先生的去世，这一切都变了，生活没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周老太太如何赡养，以后的生活改怎么过，都成了朱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刚开始朱安想到了那位素不相识，却与她有同一遭遇的女人——许广平。作为鲁迅生前最爱的女人，朱安觉得鲁迅肯定给了她很多钱，便写信联系她：“许妹择期整装，早日归来......总之许妹与余同一宗旨同一际遇，同甘共苦扶持堂上，教养遗孤。”

在信中，朱安表示希望在上海的许广平来北京与自己一起生活，共同抚养遗孤（鲁迅儿子海婴）。

许广平看过信件之后，明白她们生活无依无靠，想找个生活靠山。随即回信表示不愿意北上与她们一起居住，但是每月可以给她们寄一些生活费用，前提是要全权处理鲁迅版权事宜，希望得到授权。

朱安和周老太太见许广平愿意奉养自己，当即赞同，立马写了一封委托书。随着鲁迅版税的交接，婆媳俩的心都踏实了下来，因为每月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

依靠着鲁迅的版税和原有的积蓄，朱安和周老太太的生活暂时得到了保障。但抗日战争开始后，物价疯涨，以前的积蓄也很快耗尽，许广平每月寄来的版税，也是杯水车薪，无法支撑基本的生活开支。

按理说，鲁迅去世后，两个弟弟周作人、周建人应果断承担起赡养老母的责任，但是二弟周作人家累繁重，加之与大哥鲁迅和母亲的关系都不好，不愿意出钱赡养；三弟周建人素来清贫，有心无力，帮不上忙。

此时，万般无奈的周老太太只得去求二儿子周作人，希望他能接济一下自己，迫于舆论压力，周作人不得已开始赡养母亲，但是他也仅仅只是赡养老母，每月寄给母亲50元，这些钱只够一个人的用度。对于自己的大嫂朱安，他不想更不愿意去接济。

这些钱聊胜于无，朱安艰难维持着两人的生活。到了1940年，物价疯狂上涨，两人的生活再度陷入困境，此时。远在上海的许广平也未能按时寄来生活费，于是周老太太亲自写信催促许广平：

“值兹米面价格较平时贵至十倍，其他百物亦涨至五六倍以上，仅此区区四十元如何分配。若无救济办法，实有断炊之虞。豫才（鲁迅）夫人侍我二十余年，老妇目睹困苦能不惨然？”

字里行间极尽目前生活的艰难酸楚，朱安也在此期间，放下尊严，遍求鲁迅生前好友，四处奔波借钱，仅仅得到50元临时急用。

但是，此时的许广平也不好过，她被日本宪兵逮捕，在监狱里坐了三个月牢，后来出狱后，为了帮她俩筹集生活费，许广平焦头烂额地跑遍了银行、商店、邮局。

很多人看到这里可能会很疑惑，因为根据记载，在鲁迅先生去世以后，朱安得到了各界人士的救济，甚至连蒋介石都给她捐了款。按理来说，她应该不缺少钱，至少也不会过得如此凄惨，而且欠了这么多的债务。

根据鲁迅学生李霁野的描述：“太师母（周老太太）的五十元须留下二十作自己零用，三十为生活费，而一个佣人的工食即要占去大半，又不能处处计较。”

“想吃的东西总要买，有时颇贵，而买来也未必吃，这是她常觉为难的。又用了两个女仆，自然难言宽裕。”另外，还有：“李先生上月得一子，大太太（朱安）买了五元钱礼物亲自送去。”

从上述记录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两个佣人的关系，原本给予朱安和周老太太的生活费，现在却是四个人在花，这还不包括平时肆意挥霍零花钱。完全没有因为生活困难而有所收敛。

这也难怪，两位妇人一辈子没参加过工作，未曾体会人间疾苦，从没有感受过挣钱的不容易，每次都是直接伸手要钱，自然也就不知道如何在生活中开源节流，精打细算，总以为花销比从前少就是节省了，却不知道如今世道已不再是从前了。

1943年，周老太太驾鹤西去，只留下朱安独自继续苦命的日子，临终前，老人家专门嘱托周作人，自己死后，要把每月给自己的那份零用钱继续付给朱安，以保生活无虞。

老母亲去世后，周作人扭头就忘了他说的话，除了顾忌面子象征性的施舍朱安一点，其他一毛不拔。此时朱安的生活已经是极度寒酸，每餐饮食只有一份白菜汤，几根腌萝卜，半个窝窝头，没有一点油水。

此情此景，周作人又不愿意追加赡养费用，于是便建议朱安，把鲁迅的藏书卖了。此举正合朱安的心意，因为鲁迅生前与周作人结怨，她也放不下面子，接受周作人的施舍

得知朱安要把鲁迅的藏书卖掉的消息，许广平大为震惊，立马写信给她: “望你千万不要卖书，好好保存他的东西，给大家做个纪念，也是我们对鲁迅先生死后应尽的责任......我要尽我最大的力量照料你，请你相信我的诚意。海婴今年算是十五岁了，人很诚实忠厚，时常问起你。只要交通再便利些，我们总想来看望你的。”

经过许广平的多方协调和诚恳建议下，终于打消了朱安卖书的念头。但生活仍旧需要继续，无钱度日的朱安照旧写信请求鲁迅生前好友，希望可以给予帮助。

许广平为了拯救鲁迅先生的藏书，也开始给朱安筹钱，她在上海发动敬慕鲁迅的朋友们积极捐款，共渡难关，终于在百般困难的情况下给朱安汇上了钱款。

尽管生活如此艰辛，朱安也没有辞退仆人，只是因为觉得自己老了，再加上时常有病，做饭扫地诸多杂事，不能不雇佣一个女仆。

正因为如此，导致朱安的经济压力非常大，开销也不小。而对于社会各界人士的捐款，朱安也有自己的坚持，除了许广平交给她的钱，其它一概没要，宁自苦，不愿苟取，作为鲁迅先生的遗孀，她也承担起保留鲁迅先生的尊严的义务。

1947年6月，朱安走完了苦难的一生，她虽然不是新时代女性，但却用整整一生的时间得出了最真挚的体会：“我们不能使得男人肩负终身供养女性的责任，因为不知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来。如果被供养的女性不幸死在男人的后头，这又该是谁的悲哀？”

朱安是不幸的，也是坚强的，独自忍受着生活和爱情上的双重痛苦，却依然坚定地维护了鲁迅先生的遗愿和尊严。新旧文化的在她身上激烈碰撞，她只能默默承受，自始至终都保留了做好大文豪身后女人的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