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在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上，投票选举国家主席、副主席等职务。

参加的代表有576人，毛主席带领着中国人民走向了革命的胜利，主席的位置也是众望所归。

然而在投票环节结束后的唱票环节，却发现毛主席的票数只有575票，竟然不是满票通过。

在场的人都面面相觑，少的那一票是谁的呢？

他又为何放弃票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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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经过唱票小组的查证，才知道没有投票的人是张东荪，他在同一年当选了全国委员会的委员。

张东荪1886年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一个书香门第，从小就在私塾里读书，在家庭氛围的熏陶下，张东荪饱读诗书。

那时候正是革命思潮风起云涌的时候。

国内在外来侵略者的入侵和压迫下，也认识到了变革的重要性，国内派遣一大批留学生赴国外留学，寻求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

张东荪有幸成为了赴日本留学的一员，在东京帝国大学就读。

东京帝国大学

在日本留学期间，张东荪开阔了眼界，学习了很多先进的知识和思想，传统的儒学思想和先进革命思想的融合，让张东荪更清晰地认清了国内的形势。

从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张东荪赶上了辛亥革命。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人士，清醒地认识到要想革新进步，就要推翻封建帝制，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的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南京临时政府。

张东荪在1912年加入了南京临时政府，并且成为了大总统府的秘书，在这期间他还结识了梁启超等先进的革命人士。

两人同样是在日本留学后，回到了国内闹革命，这为两人结下友谊奠定了基础，但是梁启超却是袁世凯的拥护者。

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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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国内形势下，梁启超自认为袁世凯和自己是当时中国政坛上的重要人物，是改写历史的关键，大力鼓吹袁世凯的统治。

辛亥革命过后，国内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进步的学者，他们的从政理念都不一样，宋教仁就主张建立民主共和政权，实行议会制度，这个和袁世凯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宋教仁成立了国民党，来宣传自己的革命理念，吸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的加入，不甘落后的梁启超组建了民主党和宋教仁的国民党抗衡。

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梁启超以民主党为基础，吞并了共和党等其他党派，组成先进党，张东荪响应梁启超的号召加入了先进党。

当时先进党和国民党是国内有名的两大党派，在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党派之间关于国家未来的走向起了很大的争论和冲突。

梁启超

梁启超的先进党前期是拥护袁世凯无疑的，先进党在这个阶段大肆宣传、拥护袁世凯的统治，梁启超也因此得到了袁世凯的重用。

后来，梁启超借势成立了内阁，可是袁世凯是主张复辟封建帝制的，这和梁启超的思想相违背，不过梁启超那时候虽然痛恨袁世凯的专制行为，但是从本质上还是对袁世凯抱有幻想的。

直到袁世凯同意日本的“二十一条”，梁启超的内阁倒台，他才真正看清袁世凯的真面目，才彻底对袁世凯死心。

袁世凯加快了复辟封建帝制的步伐，梁启超也站在了袁世凯的对立面，开始带领先进党加入讨伐袁世凯的大军。

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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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袁世凯倒台，梁启超宣布退出政坛，代表着梁启超进步党一方的《时事新报》也成为了研究系的主力军。

张东荪也是在这一时期，成为了《时事新报》的一员。

《时事新报》的前身是《时事报》，在1907年在上海创办，后来时事报和舆论日报合并，才有了时事新报。

最初，时事新报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报纸，清王朝被推翻以后，时事新报又成为了先进党的宣传工具。

1916年4月，时事新报的主笔张君励北上的时候，把主笔的位置交到了张东荪的手中。

张东荪接手时事新报之后，对报纸进行了改版，报纸的内容也多是评论时政和国内经济等相关的话题，同时他也是张东荪的舆论阵地。

梁启超和张东荪的关系较好，时事新报也是梁启超和先进党的主要阵地，在张东荪的发扬光大下，时事新报当时在上海成为了，消息最全面、最灵通、材料最丰富的报纸，基本上是人手一张，非常受欢迎。

随着时事新报的影响力逐渐增大，还增加了副刊《学灯》，听名字就和学习有关，创建学灯的目的，也是在给新青年灌输文化思想，以教育为主旋律展开的讨论。

学灯的影响力也是巨大的，尤其是在青年学生当中的影响力，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四大副刊”之一。

《时事新报》副刊，《学灯》

张东荪创办学灯的初心是教育，出发点是非常好的，他致力于宣传新思潮，鼓励青年学生更加认清社会的本质和现实，这个副刊也是张东荪非常重视的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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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张东荪宣扬的主体思想却和马克思主义相背离，在五四运动期间，张东荪是非常反对马克思主义在国内传播的，而且以报纸为阵地发表社论，大肆抨击社会主义，在社会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

张东荪当时是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忠实拥护者，基尔特社会主义来自于英国，他主张国家和社会经济分开治理，国家和公会，也就是社会团体有平等的权利，说白了就是国家代表消费者的利益，公会代表生产者的利益。

虽然基尔特社会主义源自于英国，但是影响力却远远低于英国费边主义的影响力，只有极少一部分人拥护。

在那个年代，站在不同的政治立场都是能够理解的事情，各种思想百花齐放也是正常现象，只不过真正适合中国的思想和发展路线只有一条。

张东荪在最初的时候，和我党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是站在对立面的。

张东荪

其中最明显的是张东荪在1927年，极力鼓吹新康德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不再过多赘述，既然是和马克思唯物主义相悖的，那新康德主义就是唯心主义的流派之一，事实上也是哲学理论的争论。

一位不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在后期能成为朋友也是匪夷所思的，从张东荪的经历就可以看出了国家的大度和包容。

张东荪和我党的关系也是若即若离，这和他的思想观念和主张有很大的关系，在1932年，张东荪还参加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

一年后成为了社会党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在抗日战争期间，像张东荪这样的爱国学者经常遭到日本鬼子的打击，张东荪就曾经被日本鬼子抓起来过，后来被释放以后，就在国民政府工作，担任参政会的参政员。

虽说张东荪在思想上和我党的主张有些偏差，但也是一个爱国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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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时候，我党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国内共同抵御外来侵略者的战略思想。

张东荪在了解过之后，率先做出了回应，随即在国内发表社论，支持国内形成抗日统一战线，共同抵御外来侵略者。

在和周恩来等人的会见过程中，张东荪也表明了自己的决心，他当时还是燕京大学的教授，为了抗日战争付出了不少努力和工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张东荪曾经想过到大前方参与作战，为抗日战争出力，可是那时候张东荪年事已高，已经折腾不动了，他也放不下家人，他是一个文人，在抗日战争中能够发挥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不过张东荪还力所能及的为抗日战争做出了不少的贡献，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把学生们，都送到了安全的解放区，这些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同时他还利用身边的人脉资源，购买大量的医药用品，支援抗日战争前线。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张东荪不主张解放战争，他的立场是站在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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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官僚主义和专政独裁他是反对的，但是也不赞同用打仗的方式推翻国民政府的专政独裁，张东荪主张和平共处。

他的想法和主张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还是太天真了，过于相信蒋介石会真的做到和平共处。

重庆谈判就是很好的例子，蒋介石根本无心谈判，更无心和平共处，他只想独裁专政，甚至是独吞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重庆谈判失败，开始解放战争就足以证明张东荪太过于理想化了。

重庆谈判

不过解放战争开始以后，张东荪也不再对蒋介石抱有任何幻想，及时悬崖勒马，在平津战役开始以后，张东荪主张和平解放北平，多次跟驻守在北平的国民党军官傅作义进行谈判。

北平能够和平解放，张东荪从中周旋功不可没。

北平和平解放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1949年全国第一次政协代表大会上，张东荪以大会主席团成员出席会议，还当选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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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投票环节，张东荪却选择了弃票，并没有投票给毛主席，全场参会的有576人，也只有他没有投票。

唱票人员得知此事后非常震惊，不知道不要不要把这件事情上报给毛主席，并且事先请示周总理的意见，周总理和毛主席是多年的战友，对毛主席还是非常了解的，他让工作人员如实相告。

结果也是让所有人都出乎意外，毛主席听到后并没有责怪，只是一笑置之，他告诉身边人，是否投票给他都是个人的选择，也是他们的权利。

毛主席尊重张东荪的选择，并没有放在心上。

可是张东荪却是有事情憋在心里。

那时候张东荪是反对亲苏反美的外交政策的，他甚至还和在美国的老友联系，托朋友帮忙向美国转达，中国的和平意图，不想美国把战火再烧到中国来，试图充当调解者的角色，从中周旋。

只能说张东荪又犯了以往的错误，他的想法没有错，错在太天真了，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文人，不代表他在政治军事方面有远见，没有真的看清当时的国际形势。

抗美援朝爆发以后，再次证明张东荪的主张是错误的，他的错误做法坏了大事，也给他带来了灾难。

民盟内部以此事批判张东荪，并且采取了极端手段把他驱逐出了民盟，甚至还要用叛徒的罪名把他逮捕起来。

在关键时刻，毛主席出来救急，帮张东荪解了围，用人民内部的矛盾处理，不仅如此，还要把张东荪好好养起来。

张东荪才得以免去了一场牢狱之灾，从那时候起张东荪名义上是北大教授，开始在家浇花养草，过着颐养天年的养老生活。

张东荪是值得人尊敬的文人，他为国家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毛主席的做法既大度宽容，也体现了对张东荪学者身份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