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点评过的“好领导”

毛泽东善于将历史经验、历史知识以及历史发展规律辩证地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使之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依据。

从毛泽东读史用史及对历史人物的点评，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好领导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能力和素质，以及如何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领导者。

重视人才、从善如流

“出主意”需要人才贡献智慧，“用干部”需要人才发挥能力。

因此，一方面，领导者必须认识到人才的极端重要性，要善于将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

另一方面，领导者只有善于纳谏并且能够从善如流，才能充分发挥人才的智慧和能力，从而体现他们在团队中的价值。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报告中以《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为例，生动阐述道：“梁山泊没有吴用、公孙胜、萧让这些人就不行……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大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他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毛泽东之所以认为刘邦、朱元璋这样的“老粗办大事”，正是因为他们懂得如何与知识分子相结合，以及他们能够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治国理政中的积极作用。

1957年，毛泽东在与吴冷西和胡乔木谈及如何办报时曾指出刘邦能够得天下的原因：“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当年，刘邦携胜利之师进入咸阳。面对不计其数的珠宝和秦宫美人，刘邦“欲止宫休舍”，做关中王。樊哙与张良见状，纷纷陈其利弊、晓以利害。刘邦虽不情愿，却也知孰轻孰重，于是将宝物封存在库后还军灞上。

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沛公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刘邦此举深得民心，咸阳百姓“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公元前203年，“鸿沟协定”刚刚签订，刘邦本打算率军西返，衣锦还乡。但是，张良和陈平却认为不可养虎为患，建议刘邦趁楚军疲惫松懈之机发动偷袭。于是，刘邦马上转头部署兵力开始进攻楚军。

次年，刘邦又听取张良“增封土地，诱之出兵”的建议，联合韩信、彭越、英布等五路大军一举围困项羽于垓下。与之相对应，刘邦得天下的原因也正是项羽失败的症结所在。

毛泽东在点评项羽失败的原因时曾指出：“项羽有三个错误，一个是鸿门宴不听范增的话，放跑了刘邦；一个是鸿沟协定，他认真了；一个是建都彭城，位置没有选好。”如果说，鸿门宴上把项羽没能成功实施范增的计策归咎于项伯替刘邦解围，那么如果项羽能够听取范增的建议一鼓作气乘胜攻下荥阳城，就不会有后来的“鸿沟协定”。然而，历史不能假设。项羽引兵攻下咸阳城，火烧秦宫室，掠夺无数财宝美妇。

此时，有人建议项羽：“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但是，项羽却回答道：“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于是，项羽主动放弃关中而定都彭城，成了偏安一隅的“霸主”。所以，一言以蔽之，项羽所犯的这三个错误皆因其刚愎自用不肯纳谏所致。

在毛泽东点评过的《二十四史》当中，尤以《明史》圈点最多。毛泽东曾感慨道：“明朝除了明太祖和明成祖这两个不识字的皇帝搞得比较好之外……其余的都不好。”很多人还就此断章取义地认为毛泽东看不起知识分子，是在批评“书生治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毛泽东非常重视笔杆子的作用，他指出：“共产党是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强调要将“笔杆子”与“枪杆子”辩证统一起来。而朱元璋能在元末众多农民起义中异军突起并最终取得政权，在很大程度上便可以归功于他对刘伯温、李善长、朱升、宋濂等人的建议能够从善如流。在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等人纷纷称王称帝之时，朱元璋听取了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也正是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朱元璋一步一步地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因此，毛泽东确实反对那些只尚空谈而毫无实干精神且脱离群众的所谓“知识分子”，如“进德智所拙，耕力不任”的谢灵运之辈，皆纸上空谈耳。

知人善任、用得其所

古人曰：国有三不祥，夫有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可见，古人已经把识人用人提升到关系国家兴亡的高度。

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并且，毛泽东多次强调，用人要用其长，避其短，要根据每个人的专长来安排工作，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只有优化合理的人力资源配置，才可以使“主意”的制定与实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毛泽东非常推崇曹操，原因之一就在于曹操深谙用人之道。1958年，毛泽东在接见河南安阳县委书记时谈道：“曹操这个人懂得用人之道，招贤纳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因此，曹操麾下汇集了一支庞大的人才队伍。文有郭嘉、荀彧、荀攸、程昱、毛玠、贾诩、许攸、司马懿等，武有张辽、典韦、许褚、夏侯惇、庞德、徐晃等。

宋代著名学者洪迈撰写的《容斋随笔》伴随了毛泽东30多年，书中这样评价曹操的用人之道：智效一官，权分一郡，无小无大，卓然皆称其职。意思就是说，曹操知人善任，不管安排什么人做什么事，都非常称职。对于清正廉洁、作风正派的崔琰和毛玠，曹操让他们主持干部的选拔工作；对于忠厚能干、不畏强权的枣祗和任峻，曹操则派他们全权负责屯田事宜。正是有了枣祗等人的大力推行，才使得屯田制在安置流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恢复农业生产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既解决了打仗所需的钱粮又笼络了民心，从而为曹操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此外，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曹操“不杀降”以及宽待俘虏的政策。1947年，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公布：“本军对于放下武器的蒋军官兵，一律不杀不辱，愿留者收容，愿去者遣送。”这种“降将不杀、优待俘虏”政策不仅是对敌宣传极其有效的策略，更不失为补充兵源的一条应急途径。

与曹操同时期的诸葛亮在识人用人方面却存在很大问题，蜀汉政权后期出现“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局面，诸葛亮作为掌握决策用人之权的丞相要负主要责任。他提携彭羕，又构陷彭羕；任用魏延，又不信任魏延。

毛泽东在谈到诸葛亮用人的问题时就曾指出，让关羽守荆州原本就是一招错棋。当年马超来降之时，关羽特意去信询问诸葛亮对马超的看法，诸葛亮竟以“尤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来吹捧关羽。原本就骄傲的关羽更加轻敌，最终大意失荆州，被东吴所杀。关于“失街亭”一事，人们也普遍会把责任归咎于马谡。因为马谡骄傲轻敌，没有听从诸葛亮的安排来部署兵力，才导致了战略要地街亭失守。但是，毛泽东对此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曾点评道：“初战亮宜亲自临阵。”因为在毛泽东看来，能否守得住街亭是战役成败的关键所在，诸葛亮作为主帅应该亲自临阵指挥调度，不该委责于人。街亭失守展现出来的不仅是诸葛亮决策上的失误，更有其在识人用人上存在的问题。

根据《三国志·蜀书·马谡传》的记载，诸葛亮“七擒孟获”就是采纳了马谡“攻城为下，攻心为上”的建议。可以说，马谡作为出谋划策的参谋人员还是可圈可点的。但是，对于统兵作战，马谡却缺乏经验。放着身经百战的猛将魏延不用，偏要任用言过其实且毫无作战经验的马谡来守街亭。可见，诸葛亮对魏延不能人尽其才，对马谡也无法量才而用，一出祁山，就既失街亭又枉送了马谡的性命，只得退回汉中。

善于总结、科学预见

善于总结经验是拥有科学预见能力的重要基础，而善于总结经验，才能科学地预见事物发展趋势。毛泽东指出：“人都只能根据自己的见闻即经验作为说话、做事、打主意、定计划的出发点或方法论，故注意吸收新的经验甚为重要，未见未闻的，连梦也不会做。”

毛泽东非常重视总结和借鉴中国历代农民起义成功和失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努力探索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方法和途径。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开始，毛泽东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并在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不断发展和成功运用，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建国后，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和规律时又指出：“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所以，对于历次农民起义的主要领导者，毛泽东都进行了辩证的分析和客观的评价。如：秦末反抗暴秦的陈胜、吴广、刘邦、项羽，领导了唐末历时最久、影响最大农民起义的黄巢，还有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以及近代领导太平天国运动的洪秀全等。

在这些农民起义军领袖中，毛泽东对李自成有着一种特殊的情结。他把未取得政权之前的李自成视为一个代表农民阶级向地主阶级造反的英雄，又把取得政权之后的李自成当成一面提醒共产党人“胜则骄，骄则败”的镜子，号召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要求全党引为鉴戒，并由此提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1949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出“两个务必”，告诫中国共产党人不可学李自成，要时刻保持清醒，绝不能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打倒。

不仅如此，1967年，毛泽东还引用《触龙说赵太后》的典故来警示共产党人：“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可见，在善于总结和借鉴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的“赶考”之路从未结束。

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科学的预见是一个领导者必须具备的素质和能力。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讲道：什么叫做领导？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预见不是主观臆断，它是在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的基础上对事物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以及对未来发展趋势所作出的具有前瞻性的科学判断。

通过学习毛泽东读史与用史，不但可以进一步明确作为一个领导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和能力以及应当担负起来的责任，更给我们树立了一个不断从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规律中汲取现实智慧的光辉榜样。

摘编自《群众》2017年第18期，原标题为《毛泽东点评过的“好领导”》

作者：张哲（黑龙江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