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的关键一票

1935年1月，红军占领了贵州遵义，由于敌人一时半会还追不上来，我军决定在这里召开“遵义会议”。大会讨论得十分激烈，博古和李德等人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敌人太强大，不承认自己指挥有问题；主席则不认同，他列举了前几次反“围剿”的胜利来驳斥，一时间出现了两种意见针锋相对的局面。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一位关键人物站了出来发言，他旗帜鲜明地拥护主席的正确主张，坚决要求李德等人下台、主席出来指挥红军。此人也是一位留苏的高才生，名叫王稼祥，多年以后，主席还常常说道“王稼祥是有功的，他在遵义会议投了关键一票。”

王稼祥的早期革命生涯

说起来，王稼祥与博古等人还是留苏的同学，他年轻时在苏联学习了五年，属于“红色教授”型的人物。1930年，王稼祥回国参加工作，几乎就在同时，博古等人也回到了上海。但有所不同的是，王稼祥第二年就进入中央苏区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博古则留在了上海，官至临时中央总负责。

刚到苏区时，王稼祥在龙冈见到了主席，此时他才25岁，虽然留过学，但内心却只遵从真理，从不照搬照套。一番谈话下来，王稼祥对主席敬佩不已，后来曾说道“他同我在中国和俄国所遇见的领导人不相同，他是独特的，他所说的道理，既是那样简单明了，又是那样新鲜和有说服力。”

此后，王稼祥历经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眼看着红军连战连捷，他对主席的军事指挥能力更加信任。只是没过多久，大好的局面发生了逆转。

参加遵义会议

1933年，博古等人来到了中央苏区，他不懂带兵打仗，于是聘请李德为军事顾问。李德是军校毕业，只会“纸上谈兵”，结果可想而知，红军节节败退，连根据地都丢了，最后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长征途中，博古和李德等人仍然一意孤行，湘江战役后，红军从八万多人锐减至三万多人，损失极为惨重。

这个时候，心急如焚的王稼祥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与洛甫（张闻天）站了出来，支持主席绕道贵州的正确意见，红军得以逃过一劫。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王稼祥第一个提议主席出来指挥红军，他当时是军委副主席，说话有分量，这一票无疑十分重要。最终博古和李德被撤销最高指挥权。此后，王稼祥成为了军事三人小组成员，参与指挥红军胜利到达陕北。

建国后与元帅搭档

抗战初期，王稼祥的地位十分高，他不仅是军委副主席，还是总政治主任，负责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可话又说回来了，王稼祥擅长理论研究，并不太懂领导具体事务，后来他便改任八路军军政学院院长。好景不长，王稼祥旧伤复发，两次远赴苏联治疗。直到解放战争时期，他才回到东北工作，担任东北局宣传部代理部长。

建国后，王稼祥成为了首任驻苏联大使，同时还是外交部副部长。当时苏联是老大哥，与我国关系十分密切，双方还有许多项目上的往来，王稼祥能担任大使这个职务，可见上级对他的信任。

1951年，王稼祥回国，在外交部工作期间，他与部长陈毅元帅共事搭档过。值得一提的是，王稼祥早期资历老，功劳大，如果参与授衔，级别并不会比元帅低多少。但可惜的是，王稼祥并没有军衔，他的人生之路后来也几经波折。

晚年被撤职下放

王稼祥性格耿直，有意见就提，1962年时，他写信建议应改变援外数量过大的状况，要“量力而行”，不要四面树敌。结果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会后王稼祥不得不在家休养。1966年，王稼祥出任外事小组副组长，但仅仅过了两年，他又被隔离审查，下放到了河南信阳。

接连而至的打击让王稼祥十分煎熬，但他并没有倒下。1972年，王稼祥主动写信给主席，要求分配工作。主席没有忘记这位老战友，第二年王稼祥重新当选中央委员。只可惜的是，王稼祥却于1974年逝世，终年6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