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8日的傍晚，周恩来一身商人的打扮，在暮色的掩护下，登上了轮船，前往汕头市。和当地的接头人顺利碰面之后，周恩来被安排到了一家名叫“金陵旅社”的客栈。就当两人以为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之后下楼吃饭时，店里的一幅画却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

下楼梯上，墙上悬挂的一张照片十分显眼，看清之后，周恩来便立即和接头人说：“住在这里不安全，必须马上转移！”到底是一张什么样的照片，让周恩来突然惊慌起来，还要马上离开这里？

汕头历险

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奉党中央之命，出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同叶挺、贺龙、朱德、刘伯承等同志一起，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打响 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开创了建立人民军队的新纪元。

南昌起义后，周恩来等人率军南下，经过江西会昌大捷之后，于9月24日占领了广东汕头、潮州。接着在一次会议中，决定将起义军收集整顿之后，去到海陆丰，与当地农民武装会合，组织工农革命军，准备进行长期斗争。

同时，起义军的一切善后事宜留下周恩来负责，其他领导同志迅速转移。10月2日，连日苦战的起义军们辗转来到了普宁县的流沙，流沙是个不大的村落，只有一条小街，几十户人家。3日，周恩来在这 里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

当时周恩来正患恶性疟疾，发着高烧，是用担架抬来的。尽管他脸色铁青，但仍目光炯炯，会上。他总结了这次作战失败的原因，随后又说了今后要作长期革命斗争的决策，并且向海口撤退，最后分头奔赴上海的决议。

会议开到下午2时左右，在外山头上发现了敌人的尖兵，只好匆忙结束。周恩来当时仍坚持与一些分散的干部谈话，别人看他病成这个样子，都劝他先走，但他仍然坚定地回答说：“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撑的住。我不脱离部队，准备到海陆丰去，你们快走吧。”

部队按原定计划向海陆丰前进，周恩来由担架抬着，走在队伍的最后面。离开流沙后，因为大路已经被敌军占据了，所以部队只能沿乡间小 路走。小路上地势险要，三面环山，路上还突然遭到敌人主力的冲击，被拦腰切断。

起义军当时已经疲惫不堪，又总是被突袭，军心动摇，部队渐渐失去控制，于是很快就被冲散了。周恩来在担架上时而清醒时而昏迷，不时还高喊着：“冲啊冲啊！”但在混乱之中，给周恩来抬担架的队员最后也不知道跑向了何处，最后在身边的只有叶挺和聂荣臻两个人。

他们道路不熟，三个人只有叶挺有一支小手枪，连自卫能力都没有。正当周恩来等人陷入困境的时候，恰好遇到了周恩来的老朋友杨石魂。他曾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共事，北伐后任中共汕头市委书记。起义军来到汕头之后，他奉命配合起义军行动。

杨石魂见到周恩来等人后，立即将他背到了一个村子里，做了安置，并通过秘密交通站给陆丰南塘区区委书记黄秀文送去一封信，希望他设法完成护卫工作。第二天晚上9点，黄秀文按时和几位可靠的人一起前来，将周恩来抬回了自己家中。

十多天后，黄秀文找到一条小船，送周恩来等人去香港。在香港一番治疗之后，周恩来病情略显稳定后，叶挺等人也开始商议去上海的事宜，但要求周恩来必须留下来继续治疗。广东省委当时特别派了一个受过护士训练的同志来照顾他，并请医生治疗。

养病期间，周恩来还出席了南方局研究广州暴动的会议。一段时间后，中央写信给南方局及广东省委，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并请他们通知：周恩来务于七日以前赶到上海，以便出席。由此，周恩来遵照中央指示去了上海，开始了为期4年的地下斗争。

随后，党在白区的工作就全面转入了地下，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了。而就在这样的形势下，1931年的初夏的时候，负责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和总书记向忠发竟然先后被捕叛变，周围的环境骤然变得更加窒息起来。

此时，已经被任命为苏区中央局书记，但仍在上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军委书记周恩来更加忙碌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和陈云采取果断措施，决定迅速转移干部和撤离中央机关。商议后，他们决定，将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江西瑞金。

中央交通局先后规划出了几条回苏区的秘密交通线，但当时大部分都被敌人破坏了。想“回家”的路最后只剩下一条可走，就是由他亲手创立的“中央红色交通线”。

中央红色交通线是一条由上海通往闽西、赣南中央苏区的路线，途经香港、汕头等地，长达数千里。不仅路途很长，而且一路上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戒备森严，沿途城镇都遍布特务，交通要道上也布满了关卡，可以说是十分凶险。但再三商议过后，大家还是决定从这条路出发。

启程前，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起约见了大埔交通站站长卢伟良，向他详细了解了交通线上的沿途情况，并且研究了护送和应对的方法。之后他又安排卢伟良先带两位交通员返回苏区，做好沿途接送的准备工作。

“回家”之路

1931年12月上旬，一行人正式启程。一天晚上八时许，周恩来乔装成工人的样子，在一位交通员的护送下，提着一只小箱子从住处起身，雇了人力车去码头。为避免引人注意，邓颖超没有下楼送行。

送周恩来离沪的是时任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负责中央交通工作的黄平，后来在回忆这次经历时说：

“他（周恩来）当时住在海宁路与山西麟角处的一家小店楼上。我是晚上8时许到他家的，当时他穿着中式短上衣和一条中式裤子，这是广东熟练工人的打扮。化装就绪后他拿了一只小手提箱，我们两人就一起下楼，雇了两辆人力车就起身了。为避免引人注意，邓颖超未下楼送行。到了十六铺码头后，我立即上了一艘洋行的轮船，又在统舱里找到绰号叫‘小广东’的交通员，恩来认识。我把恩来交给了他后，就告别下船了。”

交通员“小广东”叫肖桂昌，是广东中山县人，曾任香港市委组织部长。当时同行的交通员还有黄华，广东大埔县人，路况熟人机灵。所以最后在他们的护送下，经过两天两夜的颠簸，周恩来也平安抵达了汕头。

汕头当时的水运交通很方便，北可到上海、青岛，南又能去到香港等地，所以是个很繁华的地区。党中央也正是利用这里华人洋人混杂、人来人往，又易于化装上路等等有利条件，才在这里开设了绝密交通站。

当时中央交通局的黄乔然通过亲戚关系在镇邦街7号建立了中法西药房，作为中央交通局的直属中转站，专门负责高级干部过往的接待任务，又在海平路98号，以华富电器材料行作掩护设立备用站。

陈彭年在中央特科工作过，又是留法旅欧支部成员，所以在当时被派往了汕头。对内是秘密交通站站长，对外是电器行经理。因为陈彭年见识广胆子大，在汕头经常和上层人物拉关系，所以将电器行维持得很好。顾顺章叛变后，华富电器行被正式启用。

所以周恩来出发前，陈彭年在这边也接到了通知，在约定的时间，到码头去对暗号、接“客人”。收到这一消息时，陈彭年就觉得着一定是个党的重要干部，所以在说好的这天，他早早就来到海关等候着。轮船靠岸时，人们都拥挤着走下船，陈彭年先是和肖桂昌接上了，随后当肖桂昌指着远处站着的“客人”时，陈彭年一眼就认出了是周恩来。此前他也曾在中央特科工作过，和周恩来有过几面之缘。

二人来到华富电器行后，陈彭年先向周恩来汇报了汕头各方面的一些情况，周恩来听后很满意，对汕头站的出色工作表示赞赏。随后周恩来以商人身份，被陈彭年安排住进了当地最大的一间旅社，金陵旅社，里面豪华而宽敞，很适合他们居住。

放好行李安顿好之后，周恩来随陈彭年下了楼，开始不露声色地观察四周起来。就在楼梯的拐角处，他看到了挂在墙上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对周恩来说太熟悉了，这是1925年汕头各界欢迎黄埔学校学生的一张大合影，当时坐在正中间的就是周恩来，他当时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尽管照片里的周恩来看起来意气风发，但此时这张照片无疑像是一张带着肖像的“通缉令”，虽然已经过去了6年，但他特有的浓眉大眼和气宇轩昂的神情，只要过去同他有过接触的人，几乎都不难辨认出来。

那段时间国民党对汕头的控制非常严，车站码头严加盘查，市区不时清查户口，马路也经常连夜宵禁。所以如果此时他被发现的话，那对组织的影响将会是不可估量的。

察觉到这里不安全之后，周恩来拉了一下陈彭年的袖管，轻声道：“转移！”陈彭年也跟着周恩来的眼神，发现了那张照片，他二话不说，马上与萧桂昌一道，把行李搬出。

接着陈彭年又快速地利用自己在当地的关系，把周恩来重新带去了一个小旅店。是潮汕国民党驻军最高长官、独立第二师师长张瑞贵所开设的一家旅店，虽然门店不大，但当地的警察、流氓都不敢来骚扰，就连公安局的密侦“査夜”也不敢随便前来。

对于周恩来来说，这个地方同样也是十分危险，但“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陈彭年就利用这把保护伞，把周恩来安插在敌人眼皮底下住宿，最后安全度过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上七点，陈彭年又陪同周恩来等人直奔火车站，坐火车去潮安，考虑到周恩来一身商人的打扮，所以买了二等票。结果一上车才发现，这一车厢人非常少，反而让他更引人注意了。于是几人立即转到了三等车厢，虽然人多又杂，但还是安全一些的。

正当周恩来拿出报纸准备看的时候，检票员来查票了，他一看，没想到自己竟然认识。这人曾是铁路工会的骨干，6年前到东江行政专员公署向周恩来汇报过工作。周恩来凭借记忆里认出了他，但他如今的身份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于是当他来查票的时候，周恩来只能扭头看向窗外，不和他对视。

肖桂昌及时发现了这一细节，于是立即挡在周恩来面前，把票拿出来给他看。检票员用手指着隔邻的车厢，要他们三人到二等座去。肖桂昌虽然嘴上答应，但还是一直坐着不动。庆幸的是路程只有几十公里，而且也只有这一个检票员，火车很快就到了潮安。

经过几天的奔波和几次历险之后，周恩来一路向西，日夜兼程，终于在12月22日到达汀州进入到苏区。

1930年到1934年期间，这一条“中央红色交通线”不仅沟通了上海党中央和苏区的信息往来，而且也护送了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任弼时等200多名领导干部，还输送了许多生活用品和书籍，这在当时无比艰难的环境下，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的。

在汕头的革命往事

对于汕头，周恩来其实非常熟悉，早在1925年的时候，周恩来就亲自对汕头的工作进行过安排。1925年11月，国民革命军取得第二次东征胜利，时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负责惠州、潮州、梅州、海陆丰等25个县的地方行政工作。

当时为了“唤起潮梅民众革命精神”，1925 年底，周恩来接管了汕头报纸《平报》，在原址创办《岭东民国日报》，并一次性拨足开办经费大洋1万元和按期拨给月费大洋3000元。他又亲自推荐了社长，正、副总编辑，政治新闻编辑，还经常在办报工作上经常给予关心、指导。

1926年报纸正式出版，以鲜明的革命立场，公开、广泛地宣传马列主义，具有很强的思想性、知识性和艺术性，深受民众欢迎，销量居汕头各报之首，是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基本读物，也为这片地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起了重大作用。

《岭东民国日报》的副刊《革命》创建之初，社长李春涛还派许美勋前去请周恩来为《革命》题写刊名。许美勋当时来到办公处见到周恩来时，客厅里的几条长凳上，刚好坐满了前来汇报工作的各界人士。

周恩来坐在那里，面带笑容一会儿跟这个谈谈，一会儿又解答另一部分人提出的问题，忙得不可开交。许美勋只好耐心在旁等待，期间好不容易抓住了一个间隙，他就赶忙向周恩来提出这个请求，并说明是受社长李春涛委派而来。

周恩来听后，开朗一笑，爽快地答应了。接着，他走近摆在客厅中间的桌子旁，左脚踏地，右脚踩在桌旁的凳子上，凝神聚气写下了“革命”二字。写完后他还谦虚地说：“我的字不太好吧。就这样，你们决定，好就用，不好就算啦！”

许美勋回来后，李春涛见到周恩来的题字，连声称道，高兴之情溢于言表。周恩来题写的“革命”二字，刚劲有力，充分体现了他豪迈的革命气魄和政治本色，同时也饱含着他对《岭东民国日报》的殷切期望。

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岭东民国日报》顺利发行，并在潮梅地区产生了巨大的革命影响。为办好《岭东民国日报》，周恩来与富有办报经验的李春涛经常保持联系，为报刊出谋划策。

但渐渐地，报刊也引起了国民党的不满，1926年5月8日，周恩来因故离开汕头后，时任汕头市长的范其务趁机诋毁李春涛办事不力，提出更换社长。1927年2月25日，李春涛被免去社长职务。后来在一个深夜，他遭人暗杀，并抛入大海里，为革命事业英勇牺牲，年仅 30岁。

在广东工作期间，周恩来为革命斗争也付出了很多心血，期间他还多次遭遇危险处境。

1925年4月，因为在福州发生了外国人枪杀事件，导致60多名中国人死于非命，70余人受伤，于是瞬间激起了当地人的愤怒，随即开始了集会和大罢工。

23日，广州举行了各界示威大游行，参加游行的军队是周恩来抽调来的。他从黄埔学生军中的两个团里抽调了6个连，臂缠黑纱，手执红旗，高呼口号，沿着预定路线前进。还有两架飞机不时在游行队伍上空上下飞翔，投撒传单，给游行增加了一种扬眉吐气的特别气氛。

但当游行的黄埔学生军走到了西桥的时候，沙面维多利亚酒店楼上有人突然向游行队伍开枪。洋兵听到枪响后，便用机关枪向这一带猛烈射击，停在沙面附近额外国兵舰也向北岸开炮轰击。

在这次惨案中，周恩来和他的同事们首当其冲。在队伍行进中，周恩来左右两侧各有一位同事并肩而行。突然，一阵枪声响，左右两边的两位同志纷纷倒在了血泊之中，中弹身亡。周恩来当即敏捷地匍匐在地，很快转入小巷，到后街隐蔽了起来。

后来统计后发现这次受伤人数有170多人，牺牲50多人，周恩来在万分危险的环境当中，逃过一劫。对于这次的经历，周恩来后来都很少提及，当时甚至连邓颖超也没有告知过。

1925年7月1日，廖仲恺认真工作和政治态度等反面，受到了国民党的嫉恨，于是几位军司令便筹划着杀害廖仲恺。汪精卫当时听到风声，就写了张纸条。要廖仲恺注意。可是他当时认为对方活动在暗处，加派卫兵也没有用，就没多加注意。

没想到8月20日上午，他去中央党部出席会议时，刚登上大楼门前台阶，就遭到了预伏在楼下几名刺客的枪击，廖仲恺身中4枪，当即被送到医院抢救。周恩来听到消息后直奔医院，见了廖仲恺最后一面。

后来周恩来参与了调查这件事时，得知暗藏势力的卑劣活动，心中异常气愤，先后写下了几篇痛斥文章，还发表了演讲。

24日，蒋介石和周恩来等人决定，当晚11时加强戒严，组织兵力搜捕案犯。但决定作出之后，蒋介石忽然担心晚上的计划泄露，让刺客逃匿，就独自召集亲信，将戒严时间提前到了晚上9时，还改变了原定的内部联络口令。

结果周恩来这晚过了9点赶往司令部行动时，因为不知道蒋介石的变化，车子快到司令部大门时，门卫突然大叫住了他的车子：“停下！”司机没想到周恩来的车会在很远的地方被叫停下，仍然驾车行进。

被拦截之后，门卫就直接询问：“口令？”周恩来只好把原定的口令说了一遍。门卫见口令不对，车又不停，便大叫：“再不停，我就开枪了！”边喊着，一串子弹就飞了过来，一下子伤到了司机。见情况不妙，负重伤的司机急忙调车头拐进小巷，接着便倒在了驾驶座上。

卫士很快赶来，并且开枪拦截，周恩来一听枪声，急忙伏下身子，躲过了子弹，最后无奈之下，他只好走下车连声高喊：“我是周恩来！”门卫此时都纷纷吓傻了。就这样，周恩来再次遇险，又再次逃过一劫。

在革命斗争的艰苦岁月里，周恩来遇到的危险次数数不过来，但不论是哪一次，他都能从容面对，并且毫不畏惧，以过人的智慧，安然无恙地度过难关，彰显了他临危不惧的成大事者的风范和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