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后引发激烈争论的电影《五更寒》，“文革”中因江青的发话而被诬为大毒草

文/朱安平

八一电影制片厂1957年拍摄完成的《五更寒》，是一部富有新意的革命战争题材影片，描写解放战争初期我军主力暂时撤离后，大别山区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历尽艰险坚持斗争，终于度过黑暗迎接黎明。片中人物形象鲜明生动，矛盾冲突尖锐激烈，情节发展曲折跌宕，大胆直面革命斗争逆境与革命队伍分化，并触及“人性”、“人情”禁区，因而受到广泛关注。

亲历严酷斗争

雄峙于鄂豫皖三省边界的大别山，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发源地和主要活动区域之一。早在1924年，这一带就开始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农民运动得到疾风骤雨般发展，并曾经配合北伐革命军进军武汉，向地主豪绅展开汹涌澎湃的斗争，直接打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因蒋介石叛变而遭到失败后，在党的领导下，继八一南昌起义，这里举行了大规模的秋收起义，创立了鄂豫皖根据地和工农红军，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作为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为中心的南方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部分，配合中央红军粉碎了敌人的历次全面“围剿”，长征开始后，留下少部分主力配合红色游击队继续坚持游击战争，抗战期间改编为新四军2师和5师，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而战斗。1946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在大别山地区纠结数十万主力，大规模重点进攻新四军5师，企图完全控制这一战略要地，我军为了保存有生力量，集中兵力打击敌力，5师主力作了战略转移，撤退至黄河以北地区，大别山地区又一次暂时处于国民党的血腥统治之下，根据地人民继红军主力长征后再度惨遭其荼毒。在一年多时间内，敌人用尽一切残酷野蛮手段，大批屠杀共产党员、伤病战士、青壮年和革命军人、干部的家属，大量贩卖妇孺，企图以这些恐怖手段彻底摧毁大别山老革命根据地党的组织，肃清党所领导的游击武装，压服人民的革命意志，使之成为其巩固的后方。事实证明这是绝不可能的，大别山根据地的人民坚信党的领导，前仆后继、英勇顽强地展开斗争，直至迎来刘邓大军创建解放区，赢得“大别山红旗不倒”崇高历史地位。影片《五更寒》所表现的，正是这艰苦卓绝革命斗争生活的一个典型缩影。

编剧史超

该片编剧史超，被誉为“一位有着战地经验的作者”。他17岁投笔从戎参加八路军，被分配到河南周家口打游击。后被选送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本想毕业再赴战场打鬼子、杀汉奸，但被留任总政治部秘书，曾随军政考察团去过晋西北、晋察冀、晋中等前方，又进入延安军政学院学习，分配至中央调查局西北局军事研究室，任友军组代组长。因在文化活动中显露才干，在延安大学学习一段英语后，转入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学习，自此走上文艺道路，先后担任过抗大七分校教员、陆军中学宣传科长、晋冀鲁豫大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副团长、团长，创作了歌剧《杨四子》《两种作风》《王克勤班》等，受到刘伯承、邓小平的赞扬。1947年随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到大别山，在极其艰苦条件下坚持斗争，正是“这段像热血一样鲜红、像冰川一样冷酷的经历”，成为后来促使他创作《五更寒》的缘由。

当时史超负责领导一个区的开辟工作，任务是发动群众建立新政权进行土改，所去是经扶县(今新县)一处最艰险的地方，自古就为武装土顽和土匪盘踞，当年红四军打了三次都未进去。反动势力开始慑于我主力部队过境不敢轻举妄动，后倚仗敌军尾随而来又猖狂起来，对建立人民政权极度恐惧与仇恨，敌我双方的斗争残酷、交错、胶着、复杂，当地老百姓与进步人士在敌人的杀戮、恐吓与威胁下，不敢和我方人员接触，这令史超等一行的处境极其险恶，每天甚至每个小时都在生死线上进进出出，仅就所带去的十几个同志，到后来只剩下六个人活着。他曾有过这样回忆：“我经常要在寂静恐怖的深夜，到荒无人烟的山洞里去掩埋被敌人挖去眼睛、割去鼻子、胸膛捅了数十刺刀，血肉模糊的同志的尸体；我们躲在北风呼啸漆黑的荒山上，冻得瑟缩成一团，而山下就是村庄，就有火光；大雪纷飞，连树都冻死了，我们还穿着单衣，肚中无食，藏躲在密林、山洞里；有时，突然被多于我们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敌人包围了，眼睛里充着血，拼！拼！拼！在我们仅有不多的子弹中，还得留下最后一粒给自己 —至死不做俘虏！”

出于已经养成的为创作搜集材料的习惯，史超利用可能有的短暂的安宁时间，将自己的见闻感受记在能够找到的破纸上，因每天都在生和死的交界线上奔走，把它们装在一个罐子里埋在地下，后来被敌人误为金银财宝挖走了。但这段经历刻骨铭心地存在于他的记忆之中，经常不断地如潮水般涌上心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冲动就想写它，但因随大军进军西南，忙于参加剿匪工作并进行相关题材创作，而不得不搁置，直到1956年由西南军区文化部创作组调入中央军委政治部创作室，终于如愿以偿。他有机会重返大别山旧地，见到当年的工作对象，有的跟着一起打游击，搞得家破人亡；有的表面避而不见，暗地里记挂温饱安危；有的则是经受了凄风苦雨，默默走开……在离不开“话当年”的交谈中，说起刘书记带着手下的几个游击队员，躲藏在后山的一个秘密山洞里，靠着群众偷着给他们吃食；说起国民党的民团有了耳目，突然开来队伍封了山，任何人到山上砍柴都得经过严密搜查；说起叫“大毛”的年轻貌美的媳妇，泼辣大胆地用欲脱裤子唬住民团，把藏裹在棉袄里的一锅饭送给山上游击队……这些“内心世界丰富具有复杂性格的人和他们做出的富有人性人情的事”，犹如一根金线串起翻滚心中已久的生活珍珠，使他情不自禁地由衷感到：“那些牺牲的，还有健在的同志们，以及那些善良、纯朴的老少乡亲们，把他们在极端困难情况下对胜利的坚定信念，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的事迹、工作、生活以及喜怒哀乐经艺术加工后，展现给生活在和平时代的人们，尤其是后代，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遂一气呵成电影剧本，化用南唐李后主的词句“罗衾不耐五更寒”，取名为《五更寒》，以时序冷暖喻示革命发展必经阶段，成为贯穿全剧的思想灵魂：“越是到五更，天就愈冷，只要熬过五更，天一亮，太阳出来就暖和了。”

深入实地体验

出任《五更寒》导演的严寄洲，亦曾在战争年代长期从事部队文艺工作，1953年所在西南军区战斗文工团奉调赴京与总政文工团合并，他进入八一电影制片厂任导演，先后拍摄了长纪录片《祖国的边疆》、短故事片《脚印》、政治教育片《这决不是小事情》以及故事片《战斗里成长》，逐步熟悉了电影特性，积累了一定的导演经验，但他并不满足，自觉找差距，向有经验的老导演学习，反复观摩国外名片，在剪接台上一本一本地拉片子，分析影片的蒙太奇结构、节奏处理、人物设计、高潮安排、镜头角度等技巧。就在他通过集中一段时间闭门自学，对于电影导演艺术有些体会，需要进行拍摄实践，急于找一个基础好的本子而一下子遍寻不得之际，统管全军部队电影剧本创作的总政文化部电影处长虞棘，高兴地向他推荐说：“史超最近写了一个剧本，是反映大别山地区李先念率领的5师撤离后，留下的游击队在艰难困苦中坚持对敌斗争的故事。片名《五更寒》，很有新意，剧中的几个人物写得很生动，连一个地主小寡妇都写得活灵活现，特别是影片的主角县委书记刘拐子，更写得有血有肉有性格，你不妨找史超先拿剧本看看。”

严寄洲从史超手里取到厚厚一摞原稿，立即开始仔细阅读，由于故事内容均是史超亲身经历过的斗争生活，顿时感到一股浓烈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而严寄洲自己在抗日战争中曾经深入到晋西北敌后，参加过一个时期的武工队斗争，那段生活与《五更寒》中的描写有许多相似之处，读起来格外亲切，深深地被剧中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所吸引，在心中激起了一股无法遏制的创作冲动，想立即把它搬上银幕，并且觉得具有导演好这部电影的有利条件，一方面是因为有类似战斗生活积累，能够抓得住摸得着全剧的故事和人物脉络，对未来拍摄这部影片心中有一种踏实感，另一方面是自己已先产生强烈激情，有助进入特定的创作情境，才有可能出好作品，因为感动不了导演的作品，就感动不了观众。后来他在创作《五更寒》分镜头剧本时，一边写一边掉眼泪。其中一场戏是晚上下着大雨，部队又累又饿，敲群众的门没人敢开，只得又走回大雨中。没办法还得回去敲门，可是不等再敲门，门却开了，老百姓伸手把我们的战士拽进去。听说战士们三天没吃饭，赶紧烧火做饭，热腾腾地端上来。他对这样的事情深有体会，在导演阐述中特意写下：“让今天的人们看到我们的先驱者，是如何进行着和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进行的残酷斗争……再重温一下那些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战胜困难的优良传统，无疑是有着十分巨大的现实意义的。”

严寄洲

第二天，严寄洲就向厂领导极力建议拍摄此片，获准后迅速选择演员投入筹备。他在读剧本时，脑子里浮现的主人公刘书记的形象，竟是山西话剧团团长杨威，其身材矮小，面目清癯，但精神矍铄、目光炯炯，像个老农，但有刚毅的内在气质。抗战时他们曾一起在西北战斗过，严寄洲马上给杨威打了个长途电话，邀请其饰演这个角色。杨威读了剧本后一个劲来电话来信，询问什么时候开拍。这让严寄洲很为高兴，相信演员有激情肯定能成功，后来影片上映果然获得观众的认可与赞许。片中另几个主要角色，同样挑选了气质、特点与之接近，并具有一定表演经验的演员来饰演。大胆泼辣、放荡不羁，但心地善良、爱憎分明，曾被迫嫁给地主儿子，内心同情革命的年轻寡妇巧凤，由重庆话剧团的曹樱担任；嫉恶如仇、坚决勇敢，在敌人面前威武不屈，与软弱动摇的丈夫形成鲜明对照的女地下共产党员穆英，由曾在话剧及电影《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中饰演过凤霞一角的李雪红担任；为人淳厚善良，从小种田吃苦、深受地主豪绅欺压，表面当伪甲长、暗里是我方情报员的劳良才，也由曾参与影片《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拍摄的总政话剧团刘季云担任；表面工作积极、聪明能干，在革命顺利时爬上县委组织部长职位，艰苦斗争中暴露个人主义思想本质，最终叛变革命的莫文阶，由刚从中央戏剧学院表训班毕业，并在毕业公演的《小市民》中饰演主角的朱子铮担任。

《五更寒》剧照。

摄制组成立后，严寄洲即带领全体演职员，由编剧史超引导前往大别山地区，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体验生活。他们专门访问了时任河南监委会书记刘名榜和信阳地委监委会书记邱继敏，两人就是片中所描写的刘书记原型。他们应邀介绍了许多亲身经历的斗争事迹，当回忆如何出奇制胜打击敌人，如何声东击西迷惑敌人，如何摸进据点打掉敌人爪牙时，神采中充满着英雄的气概和智慧，当追忆在残酷斗争中壮烈牺牲的烈士和革命群众时，又顿时陷入了深切的沉痛。邱继敏还把他们带到当年转战过的新县湾店，走访了许多一起与敌人斗争过的群众，听说了许多给老刘、老邱送饭送情报等事迹，找到了片中描写的刘书记和劳良才、王太之间那种血肉关系的生活依据。尤使他们深受触动的是，曾随邱继敏爬山越岭，寻访一个个淹没在野草丛中的石洞，这些地方就是当年老刘等藏身隐蔽之所，也是游击队的指挥部、党的中心县委会、大别山群众和党的联络站，有的里面还有三块石头搭起的火灶，仍残留着烧过饭的灰烬。在高凸不平的岩石上，还有曾铺过但已霉烂了的草末，真切感受到已过去的艰苦岁月的气息。此后他们去了当年斗争同样激烈的光山县、黄安县，各找“模特”住到老乡家，面对面进行观察交流。

结束体验生活，全体人员返回厂里重点排戏。按照厂里的调度计划，《五更寒》的拍摄阶段恰逢盛夏，大别山正值雨季无法拍摄。新中国成立前就在上海影业做美工师的徐润，熟悉各处外景地，建议到苏州天平山看看。严寄洲实地一看，果然很像大别山，遂决定将外景地改在天平山。

引发激烈争议

影片于1958年3月正式公映，反响很为热烈。《人民日报》《文艺报》《中国电影》等主要报刊相继发表评价文章，称赞“是一部具有深刻教育意义和激动人心的影片。它正确地表现了在解放战争最艰苦的年月里，坚持在暂时被敌人侵占，成为敌人后方的我大别山地区的党的组织、党所领导的游击队和人民，向疯狂残暴的敌人所进行的不屈的斗争；塑造了一系列英雄的形象 —共产党员刘书记、罗文川、穆英和革命群众劳良才、王太等。影片深深地激动了观众”，“许多人物都给人留下了鲜明而深刻的印象。他们，有的使你敬慕而引为榜样，有的使你痛恨而引为鉴戒”，同时也就片中一些矛盾的构成和发展、人物性格的处理，提出了颇为尖锐的批评意见，而这主要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即同情并支持革命的地主小寡妇巧凤，认为“巧凤这个人物不是真实的，编剧和导演对这个人物的塑造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观点也缺乏真实的生活基础的”，“这个人物在影片中的行动看来是很积极的，可是她的行动，缺乏思想发展成长的因素……像根浮萍一样”。

由于巧凤是贯穿全片的一个特殊人物，对其批评涉及到阶级性、真实性等创作原则，在电影界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出现不同看法和争论，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中国电影》杂志，专门开辟“问题讨论”专栏，一连数期发表多篇文章，对巧凤这一人物的塑造及评价，进行了深入探讨。归纳起来主要有否定与肯定两种不同观点，否定者指责巧凤是“一个俏俊、风流、花枝招展的，没有阶级觉悟和阶级情感的、农村破鞋式的人物”，“由于作者错误地偏爱了和歌颂了巧凤这个人物，不仅大大的损害了这部影片的思想性和艺术价值，损害了影片的真实性，也在一定范围内歪曲了革命历史的真实”；肯定者则认可巧凤这一艺术形象，理由是“在现实生活中，那些同情并支持革命的人，除了有一定阶级觉悟的之外，还有很多没有阶级觉悟的人。这些没有阶级觉悟的人，所以同情并支持革命，其根源也是各种各样的：他们有的是为了眼前利益；有的是报私仇泄私愤；有的是因为骨肉牵连——如子女或丈夫在革命阵营；也有的是为了爱情——巧凤恰恰就是属于这样一种人”，“生活中既然有巧凤这种从自私的个人情感而同情支持革命的人，艺术家为什么不可以予以反映呢？为什么一定要拿人为的教条去套活生生的现实呢?”

《五更寒》海报。

指称片中的巧凤“像根浮萍一样”、“缺乏真实的生活基础”，显然并不符合实际。饰演巧凤的演员曹樱，曾撰文参加《中国电影》有关巧凤形象塑造问题讨论，提及当年赴大别山体验生活，了解到巧凤是根据当地三个不同类型的妇女概括而成，促使她加深对这个人物的认识与理解：“第一个‘巧凤’已经死了，死得很壮烈。国民党军队用刺刀押着她，要她带路搜捕我们的游击队，可是她把敌人带到山上乱转，最后她乘敌人不备，猛然跑向山头，跳崖死了。第二个巧凤现在生活得很好。《五更寒》剧作者过去在大别山打游击时曾在她家躲过。那时正像影片上描写的那样，谁家里敢留游击队就要满门遭杀。但她不顾一切把史超(剧作者)同志掩护在家里，弄饭给他吃，让他藏在阁楼上休息，最后又掩护他回到山里。第三个巧凤曾经不断冒着生命危险给游击队送饭。可是反动派来了，她把一粒米、一两面都藏起来不给他们。我问她：‘你为什么那样做？’‘为什么？’她顿了一会儿，泪水顿时涌了出来。‘国民党拿我当‘破鞋’，侮辱我！我活了一辈子，只有共产党才把我当做人。’她说得那样真诚朴实，完全出自心灵最深处的激动，我也禁不住感动得流下泪来。是啊！‘人’，这是多么崇高的称号。可是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人’才真正受到尊重，‘人’才真正获得做人的权利。《五更寒》中的巧凤正是从自己的切身遭遇，从革命者和反动派的鲜明对比，从她情感上要求‘人’的尊严和解放，要求自己不仅是肉体更是‘人格’的生存这一切出发，因此她同情革命，支持革命。从心里尊敬革命者。”

《五更寒》巧凤剧照。

史超亦证实巧凤的直接生活原型，就是当年在大别山战斗期间曾救护过自己的那位大嫂，也就是后来重返故地又见到的大毛。他曾说：“巧凤的模特儿，原本是个劳动妇女。人很漂亮，性格开朗，泼辣、喜欢打闹，她既没有嫁给过地主，也没有死了丈夫，并且是个对爱情十分忠实的人。在革命战争中做了很多工作，如今仍然活着。”之所以给巧凤安上一个地主家的小寡妇身份，则是有潜在原因的。他坦言自己始终不认同简单、片面地仅以阶级论来对待人物处理，不喜欢人物非黑即白，因为许多人的一生会有很多不同的阶段，也会有不同的生活。人生是复杂的，人的性格也是复杂的，巧凤虽然嫁给了地主儿子，但她骨子里是善良的，是同情革命的，所以她以自己的方式帮助革命。同时，这个人物身上有他自己家亲人的影子，其家庭中有多个亲属参加了革命，他自己也是在父母和亲人的鼓励下走上革命道路的，家庭成员包括一些女性，以各种方式支持了革命事业，尽管她们不是出身无产阶级，他内心希望把她们的贡献也写在作品里。基于这些因素，才会在《五更寒》所表现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环境中，涉及各种阶层人物之间的复杂微妙关系，不仅停留于阶级、政治层面，而且渗透到伦理、情感层面，从而出现巧凤这样的人物，既揭示斗争的尖锐残酷，又具有人性、人情的感染力量。

尽管当时对巧凤这一人物的批评，已受“左”倾文艺思潮影响，以“阶级分析”为本，但在比较稳定的政治气氛和相对自由温和的文艺政策下，无论内容和方式尚属正常讨论范围，对影片总体评价是予以肯定的，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因江青发了话：“违背阶级路线，美化巧凤(地主小老婆、破鞋)，宣扬巧凤在关键时起极重要作用，比党员还好，写党员的动摇、叛变，群众怕接近游击队，怕斗争。整个片子低沉，为自己抹黑，长了敌人志气，充满了人性论。巧凤对游击队员一见钟情。叛徒回家还搞团聚，夫妻还温情。”“这是一部写叛徒哲学的影片”，遂成彻头彻尾的“大毒草”，遭到连篇累牍公开批判，殃及编剧、导演及主要演员，直到“文化大革命”后始被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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