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的红色家风 | 做一个纯粹的人

做一个纯粹的人

讲述人：张明远

讲述时间：2022年9月13日

整理人：孟志平

张文昭（1924—2015），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东冶镇北大兴村。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 年3月，任沱阳学校党支部书记；1939年，在晋察冀二分区任译电员，后任五台县委宣传干事；1947 年，任盂平一区委宣传委员，后任区委书记，五台县委宣传部部长；1947年8月，调到《冀晋日报》，后任新华社冀晋支社记者；1947年11月，任《晋察冀日报》记者；1948 年6月，任华北《人民日报》记者；1948年9月，受命前往太原前线；1949年4月，参与筹建太原新华广播电台的工作；1953年，任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1956年，任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后任山西省广播管理局代理党委书记兼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1979年8月，任山西省广播局副局长。1984年离休。

少小离家 投身革命

父亲张文昭，1924年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东冶镇北大兴村一个较为殷实的耕读人家。听父亲讲，他的祖父张奋霄曾做过清末同治年间的举人，因母亲去世，须在家守孝三年，错过了进京考取进士的机会；清朝末年，其参加了辛亥革命，为推翻清政府贡献了自己的一分力量；清廷灭亡后，其担任了《山西公报》第一任主编。他的父亲张惠自幼读书，曾考中秀才，后到太原读书、谋生；但因战乱，又回到家乡从事教育事业，做过村里的小学校长，思想进步、追求真理。父亲说，他第一次读到的《共产党宣言》，就是从他父亲那里得到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八路军东渡黄河，北上抗日，路过了我们家乡——山西省五台县东冶镇。

“一杆杆红旗一杆杆枪”，看着身背马枪，手持传单，一路宣传、一路唱歌的红军小战士，当时还在东冶镇沱阳学校上学的父亲热血沸腾，革命的火种就此播种在他幼小的心灵里。自此，父亲在学校积极参与抗日宣传工作，并于1938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担任了学校的党支部书记。那年，父亲刚刚十四岁……

说起前人的故事，现在很多人难以相信那是事实。十四岁的党支部书记能说明什么呢？一、说明那时我们党正处在蓬勃发展、大量吸收新鲜血液的黄金时期；二、说明当时对敌斗争的残酷性。父亲曾多次给我们讲起那段让人热血沸腾的青春岁月。

1939 年，刚满十五岁的父亲放弃了家中优越的生活条件，怀揣着学校党组织的推荐信，到八路军晋察冀二分区报到。接待他的是聂荣臻的妻子张瑞华。当她看到父亲的推荐信时十分诧异，惊讶地问：“你这么小的年纪，咋就成了正式党员了？顶多算个预备党员吧？”父亲急切地争辩道：“我不只是正式党员，还是党支部书记呢！我是去年初入的党，当时组织上公布的年满十八岁入党的条例还没实行呢。”张瑞华看着他那着急的样子，不禁笑了起来。由于父亲是高小毕业，在当时的革命队伍中就算是“知识分子”了，所以组织上给他开了介绍信，安排他去第二军分区司令部担任译电员。

年轻的父亲怀揣着介绍信上了路。但他一路忐忑不安，不时地从兜里摸出那个密封的信封对着太阳仔细地瞧，想辨认出其中有无“正式党员”这几个字。我们奇怪，就问父亲：“为什么你要那么费劲儿地去看呢？”父亲说：“我是正儿八经的正式党员，我怕组织部门把我的党员身份给改成预备的呢！”

每每听到他讲起这件事，我们都能想象出他那稚气未脱的少年模样——父亲眼里透出的那种纯真、怀恋之情，把我们带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也让我们发现了他那股认真执拗劲儿的源头。

父亲说，即便是在反扫荡最为艰苦的时期，他得伤寒打摆子，全身一阵儿像在火里，一阵儿像在冰里时，只要一清醒过来，他就会问：“根据地情况怎么样？党中央毛主席怎么样？”他从未丧失过革命斗志，从未动过返回家乡的念头。

刚直不阿 勇于担当

父亲是一个生性耿直、清正廉洁的人。

我大弟弟名叫红旗，“文革”时，有人给我父亲贴了一张《红旗与帽子》的大字报，并在批斗大会上拿此说事，说我父亲竟敢拿自己儿子和《红旗》杂志相提并论。作为“走资派”、批斗对象，一般人在批斗大会上是不敢吭气的。但生性耿直的父亲，当即便反驳道： “我喜欢红旗这个名字有错吗？我儿子1956年出生，《红旗》杂志1957年创刊，这两件事怎么能扯在一起呢？”

从进城到退休，我父亲始终在一个单位工作，也甘于在一个单位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讲：“一个人一生能做好一件事情，就算一个非常完整的人了。”

在我们几个孩子的印象中，“文革”前，父亲很少回家。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办公室里，不是处理新闻稿件就是看书。由于长期从事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他养成了对待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好习惯。他生性耿直，当看到有些同志在工作中出现问题时，他会发脾气，跟人家急；但他始终对事不对人，他从来不给人打棍子、扣帽子、穿小鞋，也从没有整过一个人！即便是在“文革”期间给他写过《红旗与帽子》的大字报并批斗过他的那个人，在“文革”后也被他调回了单位工作。

他的老上级和老朋友，原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后任过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刘江伯伯就曾多次对我们讲：“你们的父亲就是这样一条真汉子。在‘文革’时期，很多人都往我身上泼脏水，可你们的爸爸把许多栽在我身上的所谓罪责往他身上揽。真算得上是条铁骨铮铮的汉子！”

嗜书如命 坚持锻炼

我的父亲痴迷读书，是出了名的。了解他的老同志们都说，他真是个嗜书如命的人。记得小时候，常听妈妈抱怨，说父亲不交工资，也不与她商量就把自己的工资拿去买书了。“文革”开始不久，父亲就被从机关办公室赶了出来。在办公室存放的书，大多也被“造反派”抄没了。父亲后来说，被抄 走的书，合计价值五百多元。当时的书非常便宜，想必那也是一笔不小的损失吧。即便这样，可以拿回家的书也很多。由于没处放，我们就把它们一堆堆地摞起来当床睡。那时，学校停课了，我们待在家里看了不少书，由此也养成了爱读书的好习惯。

父亲跟我们说过，他刚入伍不久，捧着一本厚厚的马克思《资本论》看， 被领导看到，笑着说：“你小小年纪，这种书，你也能看得懂？”父亲听了这话很不服气，从此发奋读书。解放后，他不光买了全套的马克思、恩格斯等思想家的著作以及《毛泽东选集》，还买了许多中外文学名著以及历史、哲学、宗教、体育等方面的理论书籍。他常说：“读理论著作，如同饮白酒，头几口很辣，但愈饮愈有滋味儿，是会上瘾的。”

父亲是1949 年后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专业招收的第一批脱产学员。他曾骄傲地说：“那可是我自己考上的，当时山西考取的只有我一人。”“文革”中，“造反派”抄我们家时，曾抄出过一大包他做的笔记。“造反派”如获至宝，但最后一查，竟然全是学习马克思、列宁著作以及《毛泽东选集》时的笔记！后来，父亲住毛泽东思想干部学习班时，每天一大早就去锅炉房读《毛泽东选集》，以至于最后竟读了八遍！当时就有人说，《毛泽东选集》中的标点符号，张文昭都知道在哪里标着呢！

父亲自退休后，仍然保持着爱读书的习惯。每年，他都要读六十到八十本书。在他的日记上常可看到“今天读书八十页”“今天读书六十页”的记录。父亲不只读书，还画书、标书、记书、抄书……他像孩子般单纯执着、如饥似渴地“啃书”。父亲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 “读书就像呼吸一样，不读书便形同行尸走肉！”除了马列著作，什么逻辑学、修辞学、中外历史、哲学、艺术哲学以及太极拳、气功、围棋等，他也多有涉及。在他读过的这些书上，都留有他的笔记。

除了爱读书，父亲自参加革命时起，就养成了锻炼身体的好习惯，练就了一副好身板。解放后，单位参加劳动，他都是“模范”，即便拉板车，他也 是驾辕的。他不光注重身体锻炼，还特别注重脑力锻炼。他酷爱围棋，一有闲暇，不是打谱，就是找人手谈。著名围棋国手江铸久、方天峰的父亲都曾是他的棋友。他不光自己下棋，还把母亲和二弟也培养成了围棋爱好者。退休后，他每天上午长跑十公里，还参加过太原市的马拉松比赛，他酷爱打网球、打太极拳。除了锻炼躯体，他便是在家中看书、打棋谱、写日记……在他八十三岁之前，从未输过一次液。他常常告诫我们：“你以为你的业务好是靠辛苦，我的身体好就不是靠辛苦吗？人有好的身体，才会干好一切啊！”我弟弟以前比较懒，懒得锻炼身体，他和我父亲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弟弟说：“人的寿命长短其实和锻炼身体没有多大关系。”父亲反驳道：“你说的可能也有点道理。但你我同活了八十岁，我精神抖擞地活了一辈子，你病病歪歪地活了一辈子。哪个人的生活质量高呢？”

言传身教 从严治家

父亲不光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对家人的要求也是如此，在有些事情上，甚至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

我母亲1946年参加革命，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母亲与父亲一起在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先后任人事科科员、幼儿园园长、采通部副主任等职。但是两次涨工资，因名额有限，父亲硬是把母亲的涨薪指标让给了生活困难、资历却不如她的同志。

我姐姐小学毕业考中学时，差两分没考上重点。有人找到父亲说，可以帮我姐姐转重点，并说他已帮他女儿转了。姐姐听说那位叔叔的女儿比自己少二十多分都能转，她也想转。但我父亲却拒绝了。他对姐姐说： “自己的路要自己走，自己负责。”后来，姐姐发奋读书，不仅成了学习课代表，还早早加入了共青团，成了团干部。

“文革”中，知青插队下乡，许多机关单位都设置了自己的知青点。大弟弟本想到广电厅子弟的知青点插队，可父亲不让，并对他说：“你得学会吃苦，你得自己成长。”于是，大弟弟就被父亲送到十岭关外的五台县。那是一个离县城十里开外的小村子。大弟弟后来戏谑地讲：那是个五里河床五里山路，连鸟都懒得拉屎的地方。别的知青点有做饭的，但这个村没有，什么事情都得自己做。知青们都像村里的光棍汉一样无依无靠：自己收割粮食，晒干后磨成面，自己担水，自己做饭；每天起早贪黑，背着自己蒸下的窝窝头下地干活。有一次，父亲出差到五台县，抽空去村里看望大弟弟。大弟弟高兴坏了，忙活着烧火做饭，想让父亲尝尝自己的手艺。没想到临近晌午时，县里有人开车来接父亲，父亲竟二话没说，抬腿跟人家走了。大弟弟失望至极，以至掉下泪来。

两年后，山西省广电局到五台县招工，在大弟弟他们村就招走一个。大弟弟去找父亲，问为啥不招自己。父亲说，按规定插队满两年才够资格。大弟弟说，我插了两年啊。父亲说：“哪有两年？你才一年零九个月，还差三个月。”一下子把大弟弟堵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就这样，弟弟插队竟整整插了五年！直到1979年才凭自己的文艺特长在县文化馆拿到一个自然减员的指标，正式参加了工作。弟弟后来说，父亲把我扔在村里五年，起初我确实恨过他，可现在我明白了，五年的艰苦生活让我体验到了底层民众的生活，也让我经受了艰苦生活的历练，为我今后的人生奠定了基础。

在我们子女的印象中，父亲是个雷厉风行、干事不拖拉的人，只要想起该做什么事就必须马上做，今天要做的事就绝不拖到明天；若是有什么东西找不着，哪怕是翻动天地也必须找着，容不得半点马虎。

我大弟弟三四岁时，在院子里玩耍，一不小心，差点掉进窨井里。父亲看到后，赶紧跑去，一把将还挂在井口的弟弟拽了上来，先让他走了两步，看他没事后，随即就在他屁股上狠狠地打了一巴掌。晚上，姥姥摸着弟弟屁股上高高肿起的几道红印，心疼地数落了父亲两句。可父亲却说：“从小就马马虎虎，连前后都看不清，将来长大了还能干些啥？”

在对待公与私的问题上，父亲总是给我们划清底线，告诉我们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大弟弟上幼儿园时，曾在机关木工房的附近捡了几颗钉子拿回家。父亲得知后，立即让他送了回去。1964年，父亲率工作队到阳高，有些同志从收割后的大田里捡了一些豆子。父亲知道后，让人将豆子全部收集起来交回了生产队。他曾和我们说，当时在他住的那个屋子里，放着许多生产队的红薯，但他即便饿得前胸贴后背，也没吃过一个。记得有一次，一个县里通讯组让人给我们家送了一桶油，父亲说什么也不要，可那人不由分说放下就走了。无奈之下，父亲便让我将油送到了机关幼儿园。他经常告诫我们：“不是你的东西，你一个针尖儿都不能动，动了是要付出代价的！”

如果说，母亲给我们的是血肉的话，那么父亲给的便是骨头。正是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我们姐弟五人都没有辜负他老人家的期望，都靠自己的努力，闯出了一片天地。

我大姐参加工作后，一直做会计，因成绩突出，曾当选为山西省劳动模范。大弟弟后来从事新闻工作，一直从记者干到了晚报副总编，多次立功受奖，还连续两届当选为山西省人大代表。

我二弟弟也曾下乡插队，后随广电知青点的子弟们一起回到山西省广电局工作。但他始终觉得不自在，依他的话讲：我在这里干得再好，人家也会说我是沾父亲的光；干不好，还会给父亲抹黑。所以在1986年，他毅然决然南下，成为深圳特区的第一批建设者——深圳市人民广播电台的创始人之一。

我的小弟弟继承了我父亲爱读书的习惯，几经高考，考上了大专，他南下深圳后选择了在职苦读，在天津大学完成了本科学业，又在浙江大学拿到了硕士学位，成为广东省第一个工程造价专业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如今，他在将近退休的年龄，自费读取了博士学位。

在我的印象中，我们姐弟无论作出什么样的成绩，父亲都很少当面表扬我们。有一件事让我终生难忘。20世纪90年代，我还在大学教书，有一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全国各地的媒体都在配合开办与此相关的专题节目。当时学校选我做一期电视台的专题节目。虽然那时我已申请到国家课题，并有文章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但当我向父亲说起这件事情时，父亲淡淡地说：“你觉得自己变成一个公众人物，让人人都认识你，好吗？有意思吗？”当时我不解地看着他。父亲接着说：“做人还是要夹着尾巴，不要心高气傲，想想自己到底给国家作出了什么。不要在乎你是个什么，而要注重你做了什么。”父亲这番话，让我终生难忘。

我们不仅要把父母的优秀品格和清正家风保持下来，还要传承下去！让我们和我们的子女都成为毛主席说的那样的人：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编辑 | 刘家瑜

2026年

《山西妇女报》《生活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