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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日本迎来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的50周年，执政党之一的社会党原本是反对安保条件、批评自卫队违宪，并主张反省战争、向被害国家和人民谢罪赔偿的最大的在野党。

然而，社会党同自民党合流执政后，竟自毁长城，宣布承认安保条约，表示自卫队“不违宪”，无异于公开否定了社会党建党以来的纲领和宗旨。这样，除了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社会党的政见与自民党已经没有根本的区别。

为了固守社会党的最后一块阵地，在村山富市首相等社会党官员的极力斡旋下，1995年6月9日，日本国会终于通过了一纸《战后50年国会决议》，围绕着这项决议的出台，朝野上下，社会各界纷纷攘攘、褒贬不一，各类团体也应运而生，各种宣传工具更是一齐开动，争吵不休，从中也可以透视出日本政界的战争责任意识。

1995年6月9日，日本众议院通过了《战后五十年国会决议》，决议题为《以历史为教训，重申和平决心之决议》。

全文如下:

本院值此战后50年之际，对由于战争而牺牲的全世界战殁者献上追悼之诚意。

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出现过许许多多殖民地支配及侵略性行为，我们认识到我国过去的行为给予他国国民，特别是亚洲诸国民的苦痛，表明深深的反省之念。

我们必须对过去的战争超越历史观之不同，谦虚地学习历史，建筑和平的国际社会。本院表明，决意在日本国宪法揭示的持久和平的理念下，同世界各国携手，开拓人类共生之未来。

从这份闪烁其词的决议中，我们至少可以指出以下令被侵略的亚洲诸国人民不能满意、不能理解、不能坐视的几点。

1、“英美同罪论”的国会决议化

决议首先提及: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出现过许许多多殖民地支配及侵略性行为。很明显，决议首先把矛头指向欧美诸国，提出“做坏事的不只是日本”，即，日本不过做了同欧美诸国同样的“殖民地支配及侵略性行为”，所以追究责任人人有份，这便是战争责任否定派的“英美同罪论”的翻版。

而且，通过日本最高权力机关把这一论调决议下来。再引申一步，日本的“大东亚战争解放亚洲论”、“大东亚战争自存自卫论”等也可以从这份决议中看到影子。

日本政界、学界的一些人士认为，日本发动“侵攻战争”(日本青山学院大学佐藤和男语)是在“万不得已”之下，为了“自存自卫”，为了“解放亚洲”才打响的，也就是说，30年代的亚洲，除日本等少数国家外，几乎都沦为欧美的殖民地，日本通过“大东亚战争”驱逐了白种人，使亚洲人民得到了解放，“大东亚战争的对手不是亚洲人，而是欧美人”等等。

有些人甚至借用个别曾为侵略者鞍前马后效过力的亚洲人士(实为民族败类)的话说:

我们不仅不该向日本索取赔偿金，还应该向他们支付感谢金。可见，决议把欧美诸国拉入日本同一个行列，其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指责殖民统治或“侵略性行为”，而是在“英美同罪论”的伞下，隐藏着“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和“自存自卫论”的谬说。

当然，不容置疑的是，英美等老牌帝国主义最早染指亚洲，用利舰大炮打开了东方的大门，以野蛮的方式奴役和掠夺这些国家和人民。老殖民主义的罪恶理所当然地被载入人类历史的卷册，更应该成为今日西方领导人的明鉴。在这里，我们无意为那些老牌殖民主义辩解，因为中国是曾经深受其害的国度。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指出的是，人类历史总是不断地向前运动、向前发展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西方为中心的帝国主义强国开始有意识地建立和维持一个避免战争的世界秩序，所以，才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各种战争规约、公约的制定，尽管，这些约章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业已形成的殖民统治秩序，在于维护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但是它带来的进步则是不能否定的。

因为，反对战争、追求和平毕竟是人类获取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前提保障，也是人类的共同愿望。已跻身列强的日本作为缔约国之一，理应身体力行，履行责任。然而，正是日本，第一个违反约章，挑起“九一八事变”，兵侵中国东北。随后，竟然脱离国联，越陷越深，以至走向全面覆灭的道路。

“英美同罪论”的要害在于割断历史，混淆限界。当人类历史出现某些进步的兆头时，诸如国际法的诞生、和平秩序的建立等，偏要逆潮流而动，非要碰个头破血流不可，同时还要受到历史的惩罚，这就是日本近代历史走向的最大舛误和失败。

进一步论之，如果上溯几百年或上千年，排除民族内战，人类历史上的种族战争也不乏其例，仅就东方而言，唐太宗征过高丽，忽必烈伐过日本，用“同罪论”的观点统而论之，人类永远不会有辨别是非的共同准则。

再下延若干年，如果有一天，场人类不愿意看到的大战爆发，而发动战争的国家或领导人以“英美日同罪论”为自己辩护的话，那些坚持“英美同罪论”的日本政治家、学者们又当作何解释呢?道理很简单，如同现代法律的“时限约束”一样，英、美有罪，但与日本不同罪。弱肉强食的时代，和平共存只是愿望和理想;和平共存的时代，以弱肉强食的手段欺凌弱小，当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2、没有承认侵略战争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对这场长达14年之久的战争性质究竟下何定义?

是检验日本政府是否真正怀有反省之念的试金石。然而，遗憾的是，我们从这份国会决议中根本看不到“侵略战争”的字样。决议只是闪烁其词地称世界近代史中出现过“侵略性行为”，提及日本时也是一句浮皮潦草的“过去的行为”而已。

对于本国历史上曾经进行的那场空前的罪恶举动连“战争”二字都不敢言及，决议的“反省之念”是否出自内心则令人生疑了。

这里，我们不禁想起几年前联合政权总理大臣细川护熙的讲话，他称，“我个人认为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发言公表后立即招致来自各界的攻击，细川后来不得已收回讲话，把“侵略战争”改称“侵略性行为”。

羽田孜就任总理大臣后似乎接受了细川的“教训”，在几次讲话中也称“侵略性行为”。这种称“行为”而不言“战争”的决议反映了日本政府反省战争的暧昧性，个中内情更令人莫测，当然，要让受过奴役和侵略的亚洲各国人民失望和碍难理解了。

决议对这场战争的责任只字未提，更没有针对亚洲、太平洋诸国及人民近年来提出的被害赔偿诉讼问题作任何交代。如果从积极意义上言，日本国会之所以在战后50年作出一份决议，似乎是为了给那场战争画个句号，从而取得亚洲诸国人民的理解和信任。然而，这个句号画得并不圆满，相反，内中的一些词句明显带有推诿战争责任之意图。

比如，决议中有一句话:

我们必须对过去的战争超越历史观之不同。

这里所谓“历史观之不同”，解释开来，即，对战争的认识有各种各样的观点，诸如肯定论、否定论，或肯定又否定等，那么，这场战争究竟是错了，还是对了?

根本没有阐明，仅仅用一句给亚洲人民带来了“苦痛”表示“反省之念”而已，当然不能说明日本最高权力机关历史观之真貌。相反，在暧味中露出的庐山真面目该是“肯定论”、“免罪论”等货色。

在这种前提下，决议提出“超越历史观之不同”，不过是提示外界:你可以持你的历史观，我也可以抱住我的历史观，但都要超脱出米，“谦虚地学习历史，建筑和平的国际社会”。说穿了，还是一个不认账。试想，连“侵略战争”都不想认账的历史观又如何能“同世界各国携手”呢?当然，对战争责任、战后赔偿等一系列问题就更不可能提到决议的日程之上了，这也许是决议持回避态度的内在原因所在。

我们说，曾经饱受日本侵略、奴役的亚洲人民并非热衷于纠缠历史旧账，更怀有摒弃前嫌朝前看的宽宏大度。然而，前提是尊重历史，老老实实承认这场战争的侵略性质，树立战争责任意识，唯有如此，才能得到亚洲人民的谅解和认同。如果继续在暧昧、回避的轨道上滑来滑去即便再做出一千次类似决议，只会激发亚洲人民的不信任感，使日本彻底沦为亚洲的孤儿。

3、自民党及政界的反响

《战后五十年国会决议》是在自民、社会、先驱三个执政党“合意”的基础上出台的。其中的社会党(现改称社会民主党)一直被政界一些人物称之“革新派”，加之三党政权的首相为社会党首村山富市，所以执政三党在“合意”这份决议前后就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也可以说，这份决议是三党相互争讲、妥协的产物。因此，当这份决议提交国会通过时，包括在野党在内全部投入到这场更加激烈的争辩之中。最后，在投票表决阶段，最大的在野党新进党全员缺席，共产党全员投了反对票，自民党议员中也有相当数量之人或缺席，或投反对票，结果，这份决议仅以出席议员的微弱超半数(实际不足议员总数一半)勉强通过。

决议通过前后，在政界反响最大的是自民党。毋庸讳言，自民党作为战后执政时间最长的最大政党，一直对战争责任持否定或暧昧态度。1993年8月，自民党在大选中失败，由野党组成的新内阁在经历不足两年的激烈斗争后崩溃，自民党重新抬头，与多年来一直作为竞争对手的社会党，外加先驱党联合组建新政权，由社会党首村山富市出任内阁首魁。

在这种联合执政的态势下，为了对付最大的在野党新进党，自民党不能置合作伙伴社会党的意见而不顾，于是，内阁内部出现了微妙的斗争、妥协、联合的局势，不伦不类的决议就是这样产生的。

然而，自民党议员中的相当数量的人对本党“迁就”社会党的举措颇为不满，早在1994年11月就组成一个《终战五十年国会议员联盟》，超过半数的自民党国会议员(计212人，自民党参、众议员总数为296人)加入了这一联盟，推举原法务大臣、因屡放厥词而辞任的奥野诚亮为会长，“自民党历史研讨委员会”事务局长、“日本遗族会”事务局长、战犯板垣征四郎之子板垣正为事务局长，其方针是反对“国会反省、谢罪决议和不战决议”、“绝不容忍战后被歪曲的历史认识”等等。

现将其《活动方针》全文收录如下:

值此终战50年之际，我们对在以前那场大战中，怀着自存自卫和亚洲和平解放之愿而献出宝贵生命的200余万战没者及战祸牺牲者表示慰灵和感谢之诚意，同时，反省战后以来我国所走的道路，展望未来，期待着新的前进。特别是，要纠正战后由于占领政策和左翼势力的跳梁所带来的，单方面对我国断罪和自虐的历史认识，基于公正的史实，解明历史的走向，以期恢复日本及日本人的名誉和自豪。

为此，国会反省、谢罪和不战决议，是旨在承认战后被歪曲的历史、绝不能容忍的为我国前途带来祸患的决议。我们本着本议员联盟成立之宗旨，回答国民切实的呼声和期待，提携广泛的国民运动，实现所期目的之同时，同广大亚洲诸民族开拓共生共荣之路。

这项《活动方针》再露骨不过地表明了自民党大多数国会议员顽固坚持“自存自卫”、“亚洲解放”的战争观，喊出了当年军国主义分子的老调，唯一不同的是把当年“共存共荣”的口号换成了“共生共荣”。

除自民党外，原本从自民党分化出来的新进党也站在反对战争反省的立场上，成立了一个“传播正确历史国会议员联盟”，由小泽辰男任会长，50余名新进党国会议员加入其中，该联盟在成立《趣意书》中写道:

今天，我们作为独立主权国家存在之事实，意味着前次大战的赔偿、战争谢罪已经完全终了，尽管如此，这个时期的所谓谢罪，是践踏了先人们的努力和名誉，也使我们肩负残暴非道德民族的标签永劫不得解脱。

为了制止和阻挠国会作出决议，一些政治家也纷纷登台表演，甚至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顽固对抗，抛售其战争观。

如羽田内阁的法务相永野茂门，村山内阁的环境厅长官樱井新等都是在这个时候跳了出来，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存在，鼓吹“亚洲解放论”、“自存自卫论”等等。

1995年6月3日，即国会决议作出的前6天，曾任副首相兼外务大臣的渡边美雄发言称，“统治韩国不是殖民地支配”、“日韩合并条约圆满缔结不是依靠武力”。6月7日，在自民党总务会议上，自民党议员中尾荣一表示，对于“低头谢罪的决议”绝不能赞成。

总务厅长官江藤隆美接下去讲:

这是有关国家尊严的问题，绝不能轻率地使用殖民地支配的语言。

8月9日，文部大臣岛村宣伸在发言中说:

战争攻击了对手，把这说成是侵略，亦或不是侵略，是个思考方法问题......胜的一方不都是把对方说成是侵略吗，如果只是日本单方面这样做了，有必要深入考虑这个问题，可是，世界上有许多各种各样的事例，总是抠这些东西是贤明的做法吗?

1995年10月11日，总务厅长官江藤隆美在会见记者也为日本统治朝鲜大唱了一番赞歌。

4、民间与地方的反决议运动

1995年3月，由自民、社会、先驱三党“合意”的战后50年决议即将出台之际，以日本遗族会及“报答英灵会”为主体的民间团体，为了阻止决议通过，组成了一个“终战五十周年国民委员会”，推举曾任日驻联合国大使的加濑俊一为会长，一直对东京审判持否定态度的青山学院大学教授佐藤和男为副会长，打着“日本国民”的旗号，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抵制决议运动。

3月16日，该委员会召开“阻止谢罪、不战决议紧急集会”，邀请自民党“终战五十年议员联盟”会长奥野诚亮到会讲话，奥野称:

搞侵略战争的是美英，我们与之战斗的是美英而不是亚洲。

呼吁日本国民千方百计阻止国会决议的通过。接着，该委员会采取两手抓的办法，一是大张旗鼓地在日本各地开展签名抵制决议运动；二是鼓动地方政府的县、市议会通过《追悼战殁者决议》，同国会决议分庭抗礼。这样，在《终战五十年国会决议》提交国会讨论之前，该委员会就征集到500余万人的签名。

全国40几个都道府县中有25个县级议会通过了《追悼战殁者决议》。

1996年3月，“终战五十周年国民委员会”宣布解散之际，身为该委员会副会长的佐藤和男推出一部《世界裁判东京审判》。

在这部书中，佐藤氏洋洋自得地记述了该委员会的“五大事业”:

一是召开了“亚洲共生祭典”大会，1995年5月29日在日本武道馆召开，邀请了13名亚洲诸国及地区的“代表”，日本国内出席者达万名左右。该会宗旨是“追悼为大东亚战争与亚洲独立而献出宝贵生命的全亚洲的战殁者”;

二是掀起反对“战争谢罪的国会决议”签名请愿运动，共征集5063647人签名，并得到众参两院285名议员的赞同;

三是敦促25个县作出“追悼战殁者、献上感谢诚意”的地方议会决议;

四是制作了“终战五十周年特别企画影片”，并展开了“各种纪念事业”。制作的影片有《独立亚洲之光》、《自由亚洲的荣光》等，在全国范围放映。另出版发行了《走向自由和独立之路》、《亚洲共生祭典》、《亚洲共生祭典报告集》、《终战五十周年国民运动报告集》等书类，还在名古屋建立起一座“亚洲共生之碑”;

五是编辑出版了《世界裁判东京审判》一书。

从佐藤氏津津乐道的“五大事业”可以看出，打着日本国民旗号的“终战五十周年国民委员会”的活动相当猖獗，而且有恃无恐。在这个组织的活动和影响下，宫城县盐釜市议会本来通过了一项提请国会通过“不战决议”的决议，内中着眼于两点：

其一是必须严肃认识本国侵略战争的历史；其二是必须对国内外战争受害者谢罪和赔偿。

该决议通过后不出三天(1995年3月13日该决议通过)，即3月16日就遭到近10个右翼团体的集会反对，这个市议会屈服于压力，于3月29日召开临时市议会，宣布撤回半个月前一致通过的《侵略战争反省决议》，改换成向战殁者表示哀悼之意的决议，该市议会议长称:

撤回(决议)的背景，间接上不能不说是受右翼的影响，实在遗憾。

据史家称，这种撤回一致通过的决议之举，可以说是“前所未闻”。

无独有偶，在学术界，一些坚持“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学者们也不甘寂寞，2月3日，由独协大学教授中村粲发起，在东京日比谷公园召开一次反对谢罪、不战决议的“国民集会”，参加者约4000余人，会后进行了示威游行活动，自民、新进两党组成的议员联盟20余人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并在国会议事堂接受了“国民集会”的请愿书。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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