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AI运动席卷美国，75个数据中心项目被叫停，1300亿投资要打水漂

随着对人工智能潜在危险的认识加深，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多样化的反对运动，试图遏制这项技术的发展。今年3月，加拿大温哥华爆发了一场抗议，反对与人工智能开发相关的数据中心建设。

人工智能的风险日益显现：从可能导致人类灭绝的威胁，到对就业市场的冲击，以及对人类认知能力和心理健康的影响；从对民主制度和隐私的挑战，到军事与民用安全问题，以及权力和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隐忧，问题层出不穷。

尽管多年来已有警告声不断，但随着近期新的证据浮现，警示声更为强烈。随着人们对这些风险的关注加剧，一场反对这场缺乏保障的技术竞赛的全球公民抵抗运动正在兴起。

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实验室员工频频发出警告或选择辞职，引发了媒体的广泛关注。然而，这只是更大规模社会政治运动的一部分。各国公民纷纷行动，试图阻止新的数据中心落地；教育和文化行业的从业者举行罢工；黑客通过“投毒”数据干扰人工智能模型的开发；慈善家资助旨在设计新安全护栏的项目；设计师制作特定服装，扰乱人工智能视觉系统的识别；家长则因未成年子女使用聊天机器人遭受伤害而提起诉讼。

这些行动形式多样，数量不断增加，从表达异议到抵制，甚至包括破坏。巴黎高等师范学院高级人工智能研究员、巴黎政治学院2025年发布的《从拒绝到监管：人工智能抵抗图景》共同作者艾谢·吉泽姆·亚萨尔指出：“抵抗运动显然在全球范围内积聚势头并不断扩大。”

南安普顿大学教授托马斯·德凯瑟表示，反对人工智能的力量前所未有地多样化。他在《技术负面性》一书中探讨了人类反对某些技术发展的历史。“人工智能影响深远，因此引发了不同群体的反应。这也解释了为何这一运动仍在发展，并预计将继续壮大。”德凯瑟说。他指出，围绕同一个数据中心的斗争可能源于多种动机，包括环境保护、电费上涨、房产贬值，或对人类灭绝的恐惧。

因此，这场运动正变得更强大，影响范围更广。牛津大学人工智能伦理研究所副教授卡丽萨·韦利斯表示：“这具有文化意义，因为公众已经听到了它的声音。这也促使政治人物采取更具批判性的立场。”

在美国，这一趋势尤为明显。当地跨党派公民团体反对建设数据中心的行动，增强了一些政治代表反对相关开发项目的意愿。人工智能公司10sLabs旗下项目“数据中心观察”估算，到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有75个数据中心项目被阻止或延期，预计投资额达1300亿美元，相当于2025年全年总量。

美国已提出多项立法倡议，以阻止、限制、延缓或禁止数据中心建设，联邦国会也在推进相关工作。这一议题已成为11月立法选举竞选中的重点问题之一。但反对建设数据中心并非美国独有的现象。许多国家也出现了抗议行动，欧洲也在其中。

这只是抵抗运动中最直观的一部分，背后还有更庞大的力量。今年9月初，悉尼大学教职员工举行罢工，要求获得应对人工智能的保护和保障措施。8月，一批学生活动人士占领了华盛顿一栋被开放人工智能公司用于游说活动的建筑；据当地媒体报道，其中13人被捕。

类似事件仍在持续发生。益普索今年春季开展的一项民调显示，在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法国和荷兰等许多富裕民主国家，认为人工智能带来的问题多于益处的人已占多数。在受访的32个国家中，整体而言，对人工智能的正面看法仍占上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受访者最为乐观，对总体结果产生了显著影响。不过，与2025年的上一轮调查相比，乐观情绪普遍下降。

地缘政治竞赛。公民反对行动与政治决策之间的传导机制，已在不同层面显现成效。但决定性的较量发生在最高层面，即国家领导人和行业龙头企业之间。在那里，决策逻辑较少受到公民压力影响。这场竞赛的主要参与者是美国和另一大国。地缘政治行为体之间、企业行为体之间的极端不信任，迄今阻碍了实质性决策。

各方都担心，一旦选择放缓脚步，竞争对手便可能获得通往决定性优势的自由空间，并由此取得近乎难以想象的主导地位。不过，即便这种推动惯性的因素十分强大，变化迹象仍在出现。彭博社本周五报道称，开放人工智能公司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已向员工表示，他愿意放缓开发进程。

这一表态的背景，是“抱脸”公司事件造成的严重声誉影响。报道称，开放人工智能公司的人员违背该公司意愿对其实施黑客攻击，而该公司甚至未能察觉。专家早已注意到这些风险。图灵奖得主、语言模型技术奠基人之一约书亚·本吉奥，今年2月接受采访时曾发出警告：“已有实证证据表明，人工智能会违背我们的指令行动。”

“人择”公司负责人达里奥·阿莫代伊日前也在网上撰文，主张“放缓提升模型能力的速度”。阿莫代伊表示，有两件事让他相信必须提高警惕：其一，人工智能已进入由人工智能自身开发人工智能的阶段；其二，是“抱脸”公司事件。基于这一判断，阿莫代伊提出三步监管方案：大型企业向外部检查人员开放访问权限；协调制定适用于民主国家企业的共同安全标准；尝试与相关国家协调。

奥尔特曼随后在社交平台X上回应，表示支持放缓速度的主张，尤其支持向外部检查人员开放权限的承诺。危险证据不断增多，力度更强，也更广泛地进入公众视野，引发社会愤怒和恐惧，从而形成更大压力。即使撇开这些压力，对风险本身的担忧也正在推动变化。就连唐纳德·特朗普领导的高度自由主义政府，也开始考虑在这一领域施加限制。

大型企业领导人，包括谷歌深度思维公司负责人德米斯·哈萨比斯和奥尔特曼，在最近的事件发生前就已陆续提出降低风险的制度设计。例如，哈萨比斯曾提出建立一套部分借鉴美国金融业监管局的标准体系。美国金融业监管局是一个私营机构，在公共部门授予的权力下，为证券经纪商制定并执行规则。

哈萨比斯设想建立一种混合型机制，尤其在模型推出前实施监管。他表示，该机构不能完全由行业主导，也不能完全属于公共部门，因为后者缺乏快速行动所需的专业知识。另一方面，美国和另一大国也正就人工智能问题展开对话。路透社报道称，双方正为未来几天两国代表团可能举行的会晤做准备。

人工智能正成为一种可能重新塑造国家间力量平衡的技术：它既有望提高生产率、进而增加财富，又能增强军事能力。争夺的，是一种在历史上尚无先例的、规模和强度都极高的世界主导权。一些专家将这一问题与核问题相提并论。两者的相似之处在于破坏潜力，尽管人工智能在建设性用途方面与核技术存在巨大差别。

在这一框架下，人们不免想到“相互确保摧毁”、两大超级大国限制部署并建立透明与信任措施的协议、借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际条约，以及类似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组织。

无论如何，目前针对生存性风险尚无实质性安排，对其他挑战也缺乏重要回应。这些挑战包括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进步可能对劳动力市场造成的大规模冲击，以及新技术具有强大操纵人们思想能力而对民主制度构成的风险。

欧盟在上一届立法周期通过了一项具有开创性的法律，但在实施上仍显犹疑。而且，欧盟即便是重要市场，也并非行业中的重要参与者。这场较量才刚刚开始。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这些不同形式的抵抗能否以某种方式汇聚起来，从而提高效力。

作者：安德烈娅·里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