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英语踢出主科？100 余年前 清朝人用血泪印证了 “听不懂” 的代价

恭亲王奕訢盯着手里那封信，手心直冒汗。信是被扣下的英国参赞巴夏礼写的，人家答应用中文谈和，可字里行间偏偏夹着几行谁也不认得的洋文。满朝文武，愣是找不出一个看得懂的人。

他怕对方藏着猫腻，不敢把信发出去，只好派人四处打听。折腾了好几天，才在天津挖出一个懂英文的广东商人。那人对着信辨认半天，答案出来了——那几行字，不过是巴夏礼的签名和日期。

一个泱泱大国，因为看不懂几行字，差点误了和谈的大事。

说这段，是因为有个教数学的教授抛出一番高论，说要把英语从主科里踢出去。他的理由挺顺耳：反正绝大多数人既不出国，也不读英文文献，学它纯属浪费工夫。

话锋一转，他还把这事拔到了“中国人崇洋媚外该结束了”的高度。连学俄语出身的那位报社前主编都看不下去，专门写长文开怼，说把学英语骂成崇洋媚外，是偏激又狭隘。

要我说，这位教授的见识，连晚清那些守着老祖宗牌位的腐儒都不如。人家在洋务里摸爬滚打，好歹还明白外语是条活路。

英国人来中国很早，明朝末年就派船队到澳门求通商。可国内压根找不到会说英语的，中英两边搭话，还得拉个葡萄牙人在中间转译。

又过了快两百年，马戛尔尼使团来见乾隆，语言不通的难题照旧。使团怕英文国书译成中文出岔子，特意备了拉丁文本，交给乾隆身边的传教士核对。航海最发达的国家找上门，天朝竟凑不出一个像样的英语翻译。这点可怜的家底，为日后一连串吃瘪埋下了根。

到了鸦片战争，广东十三行里倒是有几个会洋话的买办。

可他们那点英语，只够在生意场上讨价还价，离开买卖就两眼一抹黑。阅读写作更是奢望，给本英文书，认得几个字母就算不错。你让他们用英文写封信，比登天还难。

英国人的小船开进浙江余姚那回，当地百姓没见过洋人自己驾船上门，吓得不轻。知县亲自交涉，比划半天谁也没整明白，英国人撂下两封信就走了。

信里写的啥没人知道，一路送进京城。皇帝下令赶紧翻译，可那帮买办看英文纯属白给，最后托关系找到写信的人，才闹清内容——人家不过是通知知县，不带他去宁波了。

两场仗打下来，但凡脑子没进水的清朝官员都看明白了：天朝上国的日子到头了。更要命的是，条约白纸黑字写着，往后中英交涉的文书，中英文打架时以英文为准。

可翻遍全国，找不出几个读得懂英文公文的人。主权、国际法这些新词，买办们一个也解释不了。学不学英语，这时候已经成了关乎国运的大事。

奕訢等人给皇帝递了折子，话说得透：想跟外国人打交道，得先摸清对方脾气；想摸脾气，就得先通他们的语言文字，不然只能任人蒙骗。这是大清当家人头一回正眼看英语。

于是中国第一所官办外语学校京师同文馆挂牌，专门培养翻译，还请了英国传教士来当教习。可最头疼的不是没老师，是没学生。

那会儿满社会把学洋文等同于投降。保守派领袖倭仁上书反对，咬定立国靠礼义不靠权谋，朝廷不该拜洋人为师。京城街头还冒出讽刺奕訢的对联。家家都怕孩子沾上这名声，官方只能转头从八旗子弟里招人，开出优厚津贴，学成还能当官，这才勉强凑齐一个班。

就算这样，这些学生照样被人瞧不起，有的连亲戚都断了来往。

有位叫张德彝的翻译家，赶上朝廷派团出洋，一辈子八次漂洋过海，在海外待了大半辈子，官做到驻英公使，还给光绪当过英文老师。可就是这么个人物，一提自己同文馆的出身，心里始终发虚，到死都没摆脱被老派读书人当成杂流的那块心病。

比同文馆走得更远的，是那批留美幼童。一群平均才十来岁的孩子被送去美国。负责人容闳给耶鲁校长写信，特意要求把孩子们拆开，分散寄宿在美国人家里——怕他们凑一块儿又说起中文。

这招真灵，有官员去探望自家在美读书的儿子，发现没多久孩子就能跟房东神侃了。后来修铁路的詹天佑、民国头一任总理唐绍仪，都是这拨人里出来的。

还有严复，公派留学英国，回来译出《天演论》，把进化论和西方经济学搬进中国，被胡适称作介绍近世思想的头一人。没有这批懂英文的脑子，就没有后来的思想启蒙。

有门路的权贵，干脆把洋人请回家当家教。曾国藩给孩子请外教，按他的老规矩，读书得从权威经典入手，于是孩子们的外语第一课，学的居然是《圣经》。

这么教出来，长子当上了出使几国的公使，另一个儿子照着西方算法，把圆周率算到了小数点后一长串。

民间的教会学校也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上海还办起了中国头一所全用英语授课的学校。到晚清末年，这类学校遍布各地，学生数以万计。后来在近代政坛呼风唤雨的那些外交人物，不少都是这路子出身。

这股英语热，连皇帝都卷了进去。年轻的光绪帝正式学起英语，跟老师说自己想弄通西洋字义。此后很长一段日子，他每天清晨雷打不动上半个钟头英文课，还订了报当每日功课。

消息传出去，民间报纸忙着拍马屁，说皇上圣明、大清有救了。连大洋对岸的《纽约时报》都发文章，说一国之君思想一变，整个帝国都要跟着变。

可洋记者不懂什么叫垂帘听政。光绪学了几年英语，就因为跟老佛爷关系紧张，被勒令停了课。庚子以前的老佛爷，是一句话就要洋人的命；大祸之后朝廷发现真不行了，又一次掀起外语热，连她本人都学起点头yes摇头no、来是come去是go，好跟列强的太太们周旋。光绪这才重新捧起英文课本。

末代皇帝溥仪也走过这条路。

他请了个英国人庄士敦当帝师。这人原是派驻中国的小秘书，爱钻汉学，很快成了中国通。溥仪对洋文化比对四书五经上心得多，有时课上到天黑，庄士敦得在宫里过夜。

为让这位先生住得惯，溥仪在故宫装了电灯——这是故宫头一回通电。后来皇后婉容也跟着学，还能跟溥仪用英文通信；另一位妃子对英文兴趣寡淡，有人说她后来失宠离婚，不会英文多少也占了点由头。

等皇室都在学，英语早已走进学堂。朝廷颁下新式学制，白纸黑字规定高小、中学都得开外语课，课时占了相当分量。

英语从同文馆那种官办特例，变成了全民的基础功课。到清朝末年，受过系统英语教育的人以十万计，这批人正是后来近代化建设的骨干。

绕一圈再说回那位数学教授。晚清人学英语，是在积贫积弱、被人摁在地上打的处境里逼出来的选择。如今国力起来了、腰杆硬了，于是又有人喊，取消英语主科，别浪费时间。

可工具分两种。一种是螺丝刀，够用、能解燃眉之急就行；另一种是望远镜，它决定你能看多远。英语就是那架认知的望远镜。

你不懂它，就读不到全球最前沿的成果，弄不懂国际规则，只能等人翻译，永远慢半拍。

真要把英语踢出主科，受伤的从来不是有钱有势的人家。他们的孩子学校不教，大可上私立、花钱请外教，跟当年曾国藩一个路数。

真正没退路的，是普通家庭的孩子，他们学外语就指着公立这一条道。把英语踢出主科，等于把它悄悄变成了特权，拉大的是穷人家和富人家之间那道看不见的认知鸿沟。

一百多年前，奕訢为几行看不懂的签名熬了好几天。如今却有人想把看懂世界的那把钥匙，从普通孩子手里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