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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巩汉

编辑| 时光

初审| 方园

前言

2013年，上海某影院，一场低调的超前点映散场。

记者们围住一个45岁的女人，她笑着，光彩照人，但不到10分钟，她恳切地问了一句——"可以了吗？" 然后消失进休息室。

这个女人叫马晓晴，曾经是中国最红的童星，拿过金鸡奖，和葛优、张国立同台。

然后她就不见了。

1979年，谢晋把她从人群里挑出来

1968年，马晓晴出生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父亲养花，母亲爱整洁，家里有书，日子安稳。

谁也没想到这个家会出一个演员。

11岁那年，谢晋来了。

那是1979年。

谢晋要拍《啊！摇篮》，需要一个叫小湘竹的孩子。

选角的眼光在人群里扫，停在了马晓晴身上。

就这样，一个上海女孩踏进了镜头。

没有什么戏剧性的转折，就是被看见了，然后被选中了。

但这一眼，改变了她后来三十年的走向。

从1979年到1986年，马晓晴拍了7部儿童片。

全国的观众认识了这张脸，记住了这个名字。

那时候没有什么流量、没有什么粉丝经济，能让观众记住，靠的就是一次次出现在银幕上，一次次被人认出来。

她做到了。

1986年，高中毕业，马晓晴做了一个让家人意外的决定——考上海戏剧学院。

家人反对，但她还是去了。

那时候她大概觉得，演戏这条路要走，就得走正规的。

但上戏读着读着，出事了。

美国旧金山音乐艺术学院来亚洲招生，全亚洲只要两个人，每年提供9200美元奖学金。

马晓晴去考，考上了。

这个结果放在1980年代末的中国，几乎是奇迹。

那是出国潮最猛的年代，能拿着奖学金去美国，多少人想都不敢想。

她去找上海戏剧学院申请出国，学院拒了。

没有商量余地，就是拒了。

这一拒，把马晓晴从上戏推出来了。

她退学，离开上海，往北京去。

这个选择在外人看来可能是冲动。

退了全国最好的戏剧学院，只因为学院不让出国？但换一个角度想，她是被卡住了——一扇门堵死了，另一扇门她偏不坐等，直接走出去了。

这股劲，后来一直在她身上。

1988年，《顽主》和一个盛夏的北京

1988年7月，马晓晴到了北京。

她来拍一部王朔小说改编的电影——《顽主》。

她把这部片子叫做"我的第一部成年电影"。

在这之前，她是童星，演的是孩子。

从《顽主》开始，她是演员，演的是人。

《顽主》的班底现在看都是大名字。

葛优、张国立，那时候还没到后来的位置，但已经是圈里公认有前途的人。

马晓晴和他们同台，不怯场。

这部戏把她从儿童演员的壳子里撬出来了。

演完之后，她获得了1989年金鸡奖最佳女配角唯一提名。

注意，是唯一提名。

那一届，最佳女配角这个位置只提名了她一个人。

这个信号很清楚——评委会认可了她，认为她值得站上那个台。

但奖没拿到。

评委会主席，正是当年把她挑出来的谢晋。

谢晋在评委会上提出，不要颁奖给她。

理由是：年轻女演员这么早得奖，拿了奖就会往外国跑。

这话怎么理解？是保护，还是某种控制？是担心她飘，还是担心她真的出国？没人说得清楚。

但马晓晴失去了那座奖杯。

被选中的人，这一次被按住了。

按住她的，还是当年发现她的那个人。

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停一下：谢晋1979年看见了马晓晴，1989年又出现在她的关键节点上。

两次，都是她人生转折的位置。

第一次，他给了她机会。

第二次，他拦住了一个奖。

这两次之间，是整整十年。

没有奖，她继续拍戏。

1992年，《北京人在纽约》开机。

这部戏后来成了一代人的记忆。

那几年她像是开了窍，什么戏都接，一年拍好几部，台词记了一遍又一遍，角色一个换一个。

她后来回忆这段时间只用了一句话——"我就拼命地接戏，什么样的戏我都演。"

这种劲头，到1997年结出了果实。

《我也有爸爸》，第17届金鸡奖最佳女配角。

这次，奖真的落在了她手里。

从11岁被谢晋看见，到29岁拿下金鸡奖，这条路走了整整18年。

中间有退学、有拒绝、有那一次唯一提名却没拿到奖。

但她到了。

那届金鸡奖的名单后来都进了电影史的记录。

马晓晴在里头，名字清清楚楚。

站在1997年的那个位置往回看，这条线清晰得让人叹气。

7部儿童片，出国梦碎，退学北上，《顽主》入行，唯一提名被拦，拼命接戏五年，金鸡奖落手。

每一步都有代价，每一步也都在推她往前走。

他叫路学长，她在他家住了很长时间

1988年，马晓晴在北京遇见路学长。

那时候她刚到北京拍《顽主》，路学长是北影厂的年轻导演。

两个人就谈起来了。

马晓晴在他家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段感情，是她后来北漂岁月里最深的一道刻痕。

路学长这个人，命运很拧。

他1964年出生，北京人，电影学院出来的。

7、8岁就查出了严重的肾病，身体从小就不好。

好不容易电影学院毕业，本想大展身手，旧疾复发，又躺了两年。

一个想拍电影的人，被病按在床上，什么也做不了。

1993年，路学长换肾。

这是他重新站起来的起点。

换完肾又等了3年身体稳住，他才能去拍自己第一部长篇处女作——《长大成人》。

这部片子送审就送了3年，改了10多次，1997年才终于上映。

一部处女作，从想拍到拍出来，前前后后折腾了整整多少年，外人根本算不清楚。

但他硬是拍出来了。

就是这样一个人，和马晓晴谈了一段恋爱。

他们在1988年相遇。

那时候他病着，她刚到北京，刚踏进成人演艺圈的第一步。

两个人都在某种意义上的起点上，彼此靠着，度过了北漂早期那段最动荡的日子。

这段感情没有轰轰烈烈的结局，也没有什么戏剧性的决裂。

路学长一直打电话，一直写信。

马晓晴后来说，他们"最终还是认认真真分手了"。

这个"认认真真"四个字，说的不是体面，说的是真的结束了，没有含糊。

两个人后来各走各的路。

路学长继续拍片，拍出了《卡拉是条狗》，在中国独立电影圈留下了真实的位置。

马晓晴继续演戏，演到金鸡奖，再之后又消失了一段时间。

他们之间的故事，到分手就算结了账。

但这个结账，有一个延迟很久的后记。

2014年2月20日，路学长在老同学王小帅的车上突然告危，经抢救无效离世，享年50岁。

肾病跟了他一辈子，从7、8岁跟到50岁，换过一次肾，拍过两部代表作，最终还是把他带走了。

他走的时候，马晓晴已经回上海多年了。

这两个人的故事里，有一个特别清楚的时间结构：他们1988年相遇，那是她到北京的第一年，也是他病后蛰伏的某个节点。

他们分手，在某个具体的年份里各自散开。

然后他2014年去世，那一年距离他们相遇已经26年。

人生里有些事情，时间拉得足够长，才能看清楚它的重量。

回上海，然后就不想离开了

2000年代初，马晓晴离开北京，回了上海。

她在北京待了十几年。

父母年纪大了，弟弟结婚了，家里需要有人在。

她回去。

然后——"回来就不想离开了"。

就这一句话，十几年的北漂结了账。

回上海之后，她的堂兄开了一家景观设计公司，她是股东之一。

但她不去坐班，只在需要的时候开开会。

平时的日子怎么过？父亲养花，她跟着养花。

闷了就去电影院，或者在网上下载片子看。

她还在写东西——剧本写，小说也写，写的是自己情感经历的真实故事。

这段日子，从外面看，就是消失了。

她离开了观众的视线，观众也慢慢忘记了她。

那几年娱乐圈换血换得快，新面孔一个接一个，1997年金鸡奖的那个名字，逐渐变成了老一辈才知道的记忆。

没有经纪公司帮她维持曝光，没有综艺节目把她拉回来刷一波存在感，她就是消失了，消失得很彻底。

2006年，她尝试了一次转身。

编剧并执导了一部剧情片，入围上海电影节亚洲新人单元。

票房惨淡。

这个结果放在外人眼里，可能是失败。

但往另一个方向想——她动了，她试了。

一个在演员位置上站稳过的人，主动去坐导演的椅子，这本身就需要一点胆量。

结果怎样不重要，她动了，这才重要。

然后又是沉默，又是养花，又是看电影。

直到2009年，电话打来了。

打电话的是王全安——导演，老朋友。

他在拍一部叫《团圆》的电影，需要马晓晴。

这部戏讲的是台湾老兵回大陆寻找前妻的故事，时代背景厚重，情感张力足。

王全安需要一个能撑住这个分量的女演员。

他想到了马晓晴。

她接了。

《团圆》2010年参加柏林国际电影节，拿下最佳编剧银熊奖。

这个结果震了很多人。

那不是亚洲小奖，那是柏林，银熊奖。

马晓晴以演员的身份，在世界级电影节的舞台上重新出现，出现在新闻里，出现在观众的记忆里。

消失了将近十年的名字，重新进了公众的视野。

但她没有借这个风口回来。

《团圆》在国内一直到2013年9月才获准公映，一刀未剪，与柏林电影节版本一秒不差。

马晓晴出席了上海的超前点映，45岁，笑着，全程光彩照人。

记者围上来，她配合，问答，回应，一切都在正常进行。

然后不到10分钟，她恳切地问了那句话——"可以了吗？"

她已经不属于那个场子了。

见面会结束，她回到休息室，消失了。

记者们留在原地，马晓晴走出了画面。

就像1979年走进镜头一样自然，这一次，她走出去了。

她在那次公映活动前后明确说过："今后不会再演戏，兴趣已经不在这里了。"

这不是意气，也不是赌气。

她说得平静，说得确定，说得像是早就想清楚了很久的事。

有些人离开一件事，是因为被逼走的。

马晓晴不是，她是自己走的，走得清醒，走得干脆。

结语

从1979年到2013年，马晓晴在镜头前走了34年。

11岁被谢晋看见，18岁退出上戏，20岁到北京，29岁拿金鸡奖，30多岁回上海，45岁在上海说"不再演戏"，然后真的不演了。

这条线拉直了看，很清晰。

但每一个节点背后，都有一个选择，都有一道冲突，都有一段她没有说完的话。

退学这件事，是上戏挡了她的路，还是她借机离开？拿了金鸡奖唯一提名却没拿到奖，是谢晋的某种"保护"，还是她人生里第一次被按住？和路学长分手，是因为两个人走的方向不同，还是因为那段时间她太忙、他太病？2000年代回上海，是真的为了父母，还是也为了自己？

没有答案。

也不需要答案。

她现在在上海，和父母住在一起，养花，看电影，写小说，偶尔开一次景观公司的股东会。

这个生活没有剧情，没有反转，没有高光时刻。

但她亲口说过一句话，放在这里做结——"我觉得不太适合结婚，不适合做家庭主妇"。

她选了另一种活法。

安静的，自己的。

这已经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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