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LY
从8月到10月底,朱之文在密集举报声中接连取消十几场演出,有时人已到现场、妆也化好了,最后还是没能登台。
一次次临时变卦让他备受困扰,他也把话说得很硬:这次不再退让,要和所谓“黑粉”追究到底。
就在争议持续发酵时,媒体找到了两名相关人员,可他们给出的说法,却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这场风波最先让人看见的,是一张张突然作废的演出安排。
10月21日,朱之文已经抵达济南黄河国际会展中心,演出却在开始前几小时取消。
曲阳那场更直接,他衣服换好、妆也化好,只能重新脱下演出服,坐车回家。

更早的一场泰安活动中,朱之文已经赶到菏泽高铁站排队候车,却在检票前接到主办方电话,只能拖着行李折返。
把这些具体遭遇摆在一起,才会明白“16场”背后,都是已经付出的时间和突然落空的安排。
因为一场演出背后有场地、审批、舞台、安保和宣传,艺人已经动身,主办方也往往投入了人力和成本。

演出临时停下,最直接的损失当然是报酬,可已经花出去的交通、住宿和筹备费用,同样不会自己回来。
更麻烦的是信誉风险,哪怕取消原因还没有查清,下一位主办方看到争议,也可能先选择避开。

说实话,最让我担心的正是这种后果:一个还没有经过核实的标签被反复写进举报材料,合作方为了避险,往往会先取消活动。
等事实终于查清,错过的机会和已经造成的损失,可能再也补不回来。
不过,这16场演出被取消并不是因为同一个原因。

有媒体向多地的主办单位及相关部门求证后发现,已经核实的部分场次另有审批、场地安全或主办方临时退缩等原因,朱之文也没有因此被有关部门认定为“劣迹艺人”。
这层关系必须分清:密集投诉确实增加了主办方的顾虑,却不能据此断定16场活动全由同一批人搅黄,更不能把演出取消当成朱之文存在问题的证明。

10月30日,朱之文提到约有15场演出受到影响;到了11月6日,他给出的数字变成了至少16场。
前后数字略有差别,是因为统计时间不同,但十几场演出接连发生变动,已经足以说明他的工作安排遭到了明显干扰。
好在演出并没有彻底中断,11月1日,他参加了河北金山岭长城公益音乐会,11月3日又在湖北安陆顺利登台。

到了11月6日,他在高铁站接受采访时透露,新的商演和公益活动邀请已经陆续进来,只是具体地点不便公开。
演出开始恢复,说明主办方没有集体把他拒之门外,但取消风波留下的问题并没有随之消失。
要弄明白事情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就得顺着媒体找到的两名相关人员,看他们究竟说了什么。

有媒体在10月23日联系到的第一名受访者,被报道化名为刘明,来自浙江湖州。
他没有回避自己的行为,明确表示自己是实名举报人,并称已经把有关“偷税漏税”的材料递交国家税务总局。
除了税务问题,他还质疑朱之文在商演中翻唱其他人的作品,认为相关演出可能涉及版权和演出资格问题。

这些都是严重指控,可严重程度越高,越不能只看举报者说自己“有证据”,最终仍要由税务、版权和演出管理部门分别核查。
刘明与朱之文此前已经发生过纠纷,这也是媒体继续追问他的原因。

2023年,朱之文曾以名誉权纠纷起诉刘明,随后双方庭外处理;
而刘明在一份落款7月3日的承诺书上写明,不再发布关于朱之文的不实消息,也不再侵害其名誉。

面对记者追问,刘明承认承诺书出自自己之手,却解释说他承诺的是不发布没有依据和不属实的内容。
也就是说,双方真正争执的地方,已经从“有没有写过承诺”转向“这次反映的内容到底有没有事实依据”。
我不愿意替任何一方提前下结论,但同一个人曾经卷入名誉权纠纷,后来又针对同一对象实名举报,外界自然会要求他拿出更完整、更能经得起核查的材料。

第二名受访者在报道中被化名为王平,来自山东济宁,他对“举报者”这个称呼并不接受。
他的说法是自己只是在按照相关政策反映情况,想核实朱之文有没有挂靠演出公司、备案手续是否完整,以及服装和曲目是否与申报内容一致。

王平还承认,早在2020年前后,他就曾数十次向有关部门反映与朱之文相关的问题,2023年后停了一段时间,今年又重新关注。
这一段经历让我很难把他的行为理解成一次偶然咨询,因为数十次反映已经形成了持续关注,而不是看见一场活动后临时提出疑问。

可持续关注本身也不能自动等于违法,关键仍在三件事:提交的信息是否真实,表达方式有没有越界,实际目的能不能从证据中得到证明。
两名受访者的说法不同,一个明确承认举报,一个强调合规核实,但他们提出的问题都落在朱之文能否继续参加演出上。

媒体还联系到被化名为韩文的第三人,因为刘明称部分材料来自他。
韩文承认早年与朱之文关系较近,却否认参与这轮举报,也不愿再谈过去的纠纷。
三个人的说法没有完全对上,单靠几通采访电话,很难判断材料究竟从哪里来,又有哪些人真正参与其中。
要把事情彻底弄清楚,仍要看税务和版权方面的核查结果,以及警方对相关证据的调查。

围绕税务指控,朱之文向记者解释,他的演出收入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由演出方在当地代扣代缴,另一种取得税前收入后回户籍地申报。
媒体随后向税务部门求证,并称朱之文描述的纳税处理方式得到证实,目前公开报道里也没有出现税务机关对他作出处罚的消息。

这不等于媒体可以替税务机关完成全面稽查,却说明“偷税漏税”不能仅凭一封举报材料就被写成确定事实。
版权问题同样需要拆开来看,翻唱不等于剽窃,商业演出使用仍在保护期内的歌曲,通常需要由主办方或组织者完成授权和许可手续。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工作人员向媒体表示,演出曲目需要核查授权,但申请主体一般是主办方,不是谁唱歌就由谁单独办理。
截至相关调查报道发布,也没有著作权人公开主张朱之文侵权。

把这些信息摆在一起,我更愿意守住一条清楚的界线:可以举报具体问题,但不能在调查结果出来前,把“有人举报”直接换成“已经违法”。
“劣迹艺人”这个标签尤其如此,个人可以表达质疑,却无权靠重复发布就完成行业定性。

人民日报在评论此事时提醒,事实还没查清,被举报者的演出机会和声誉已经受损,而举报者与被举报者承担的成本并不对等。
这种不对等原本是为了保护真正的知情人,让隐蔽问题有机会被揭开。

可一旦举报变成批量、模板化和反复纠缠,合作方为了避险先取消活动,被举报人就会陷进“被举报、自证、再被举报”的循环。
依我看,解决办法绝不是抬高所有举报门槛,那会连真正需要监督的问题一起挡住。

更合理的做法,是把普通误解、证据不足和有组织的重复骚扰区分开,让如实举报继续受到保护,也让被证实失实并造成损失的行为承担责任。
朱之文已在10月23日向单县郭村镇派出所提交截图和录音,10月29日又与律师补充材料,公安机关已经受理。

截至目前,公开信息还没有显示警方已经作出立案、处罚或责任认定,因此“恶意举报”“集资分钱”等说法,仍然主要来自朱之文一方的陈述,需要调查结果落地。
11月上旬,朱之文又称有人通过电话或中间人求和,但他不准备接受,打算继续走法律程序。
这一步真正要解决的,已经不是他能不能重新登台,而是谁应当为失实信息、重复骚扰和已经产生的合同损失负责。

16场演出还能重新安排,错过的时间和受损的合作信心却很难原样补回。
举报当然是公民的权利,可这项权利要站得住,靠的从来不是电话打得多、群里人多,而是事实经得住查,行为守得住边界。




更新时间:2026-11-18
本站资料均由网友自行发布提供,仅用于学习交流。如有版权问题,请与我联系,QQ:4156828
© CopyRight All Rights Reserved.
Powered By 61893.com 闽ICP备11008920号
闽公网安备3502030203484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