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三十年前的南京采访

1996年夏天，正值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军委“红二十五军摄制组”专程从北京到南京采访老红军詹大南将军。我时任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报记者，借此机会，也登门对老首长进行采访。

据悉，有关红二十五军的历史，摄制组曾拟采访红二十五军老战士、时任军委刘华清副主席，刘华清工作忙，一时排不出时间就指示说：“红二十五军的历史情况，你们到南京采访詹大南同志。”詹大南在长征中，全程跟随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军长身边工作。

詹大南曾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离休后，在江苏南京休息。

一连两天的采访后，詹大南老首长的秘书陈华将这份回忆手稿交付于我，建议我在人民前线报刊发。当时报纸刊发了我采写的詹大南的一篇访谈录，有关这份用钢笔书就的完整回忆，想等等再发，结果一等这么多年，再也没有刊发。

值此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我重读已经发黄发脆的手稿，倍感亲切，遂加以整理，以飨读者，并谨以此文缅怀詹老首长在天之灵。

以下为老红军詹大南的回忆片段。

红二十五军的组建与鄂豫皖艰苦斗争

红二十五军是 1932 年秋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转移后，由中共鄂豫皖省委重新组建的革命武装。我最初担任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珊的警卫员，后来调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的特务员，那时的特务员，相当于现在的保卫干事。

红二十五军组建之后的两年，斗争环境极端险恶，接连遭遇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多次残酷的 “清剿” 与 “围剿”，同数十倍于己的强敌浴血抗争。1934 年 11 月，叠加王明 “左” 倾错误带来的危害，红二十五军已经很难在鄂豫皖根据地继续立足。遵照中革军委指示，为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计划开赴鄂豫边界桐柏山、豫西伏牛山开辟新苏区。实地侦察之后，判定这两处地域不宜建立根据地，部队随即冲破敌人层层封锁，向陕南挺进。1934 年 11 月 16 日，红二十五军自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踏上伟大的长征之路。

在鄂豫皖根据地两年多时间，红二十五军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部队鼎盛时期发展到一万余人，编有三个完整的师；到长征出发前夕，兵力已不足三千人，斗争之残酷、处境之艰难，可想而知。

为避开国民党几十万装备精良的主力部队，我们大多转战于人烟稀少的地域，运用“敌驻我扰”（当时没有这么讲）的游击战法，审时度势捕捉战机，伺机打击敌人。

我们每转移到一处地方，最多只驻扎三天。因为每名战士随身所带干粮只够维持三天，还要匀出一部分留给伤病员。那一阵子大小战事不断，既锤炼了部队，也依靠战场缴获补充给养、改善武器装备。

敌人重兵 “围剿”，却很难捕捉到我军主力。我们行军机动能力极强，情报工作做得十分扎实。那个年代没有通信设备，即便偶尔缴获电台，我们也不会操作。情报来源，完全依靠侦察员深入敌区、依托地下交通站，同时分析研判敌方报纸，综合判断敌人动向。常常敌人驻下之后，我们便伺机袭扰，充分践行毛主席提出的游击战争思想，敌人拿我们毫无办法。敌人把徐海东军长带领的部队叫作 “憨匪徐海东部”，这个 “憨” 字究竟是什么含义，时至今日我也没有完全弄明白，但我想，敌人骂的，就是我们强大的方面。

两年多艰苦的游击作战，我们的兵力减员四分之三，但也歼灭了大量敌人。保存下来的 2900 名指战员，全部是红二十五军的骨干精华，当中不少还是娃娃，十五六七岁的。 这些娃娃很多是鄂豫皖老根据地革命骨干的子女后代，小小年纪就跟着队伍走上了革命道路。部队行军能力十分突出，一天行军一两百公里是常有的事。红二十五军是继中央红军之后出发长征的部队，也是第一支抵达陕北的长征队伍。

结合红二十五军的历史，学习詹大南老首长的回忆。

长征路上的苦与斗

长征不仅是路长，还是苦征。那段岁月，一路上前面有敌人重兵拦阻，后面有敌军尾随追击，时时刻刻都要提防敌人的合围 “围剿”。行军途中，我们每个人背负很重的装具，我随身携带着望远镜、公文包、米袋、银元，还有一把配 20 发子弹的盒子枪。

条件虽苦，但全体指战员有着坚定的政治信念，精神始终饱满昂扬，无论走到哪里，没有人叫苦抱怨。国民党反动派处心积虑想要消灭我们，我们走到哪里，敌人就追到哪里。这个 “追” 有两层含义：一是国民党主力大军紧随不舍；二是国民党地方武装搜罗情报，勾结地主恶霸、地方治安团，那帮小兔孙子最容易掌握红军行踪。

有一次，我们吃完晚饭，准备夜间继续行军。徐海东军长召集两个班的通讯员，和军部人员在一个村庄等候后续部队。行军序列分为前、中、后三部分，军部处在队伍中间。恰在此时，国民党的一支分队也开进了这座村子。敌人搞不清村内虚实，就指使一个村妇进村探听情况。村妇竟然摸到了徐军长面前，徐军长大声喝问：“干什么的？” 村妇回答：“看看猪圈。” 徐军长拿起手电筒一照，村妇吓得扭头就跑。顺着村妇逃跑的方向，敌人立刻射来密集的子弹。因为是夜间，敌人摸不准我们的具体位置，机枪子弹大多是盲目扫射壮声势，我们没有一人负伤。这些国民党地方部队内心也是惧怕红军的。

在豫西地区，敌人经常焚烧老百姓的房屋。这并非敌人单纯和百姓作对，而是国民党地方对付红军的歹毒战法。红四方面军、贺龙所部都曾经转战豫西，红二十五军是第三支途经此地的红军部队，敌人对 “围剿” 红军颇有经验。焚烧民房，敌人可以一举三得：第一，火光能够暴露红军驻扎的位置，形成 “红军到哪里，敌人就烧到哪里” 的局面；第二，离间红军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当时很多群众并不了解红军，红军又多在偏僻边缘地域活动，部分百姓甚至误以为房屋是红军烧毁；第三，逼迫红军无法在村镇民房落脚休整。敌人的残暴行径，让当地老百姓蒙受深重灾难。

庾家河战斗与创建鄂豫陕根据地

我们自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途经豫西，于 12 月进入陕南地区，打响惨烈的庾家河战斗。此战之后，连续粉碎国民党军队两次大规模 “围剿”，活捉敌两名旅长，击伤一名旅长，成功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斗争时期，我们帮助地方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与地方武装，根据地群众生产热情空前高涨，老百姓扬眉吐气，军民鱼水情深，人民群众支援红军作战的热情十分踊跃。后来，军首长获悉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有可能北上，当即作出西进甘肃的决策，以积极的军事行动牵制国民党敌军，策应配合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这一阶段，我军同国民党军多次交战，还俘获胡宗南部一名少将，有力地完成了牵制敌军、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任务。随后，红二十五军挺进陕甘苏区。

永坪会师与红十五军团成立

1935 年 9 月 15 日，红二十五军抵达永坪镇，受到西北革命根据地党政军机关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与慰问。永坪镇是当时陕北较大的一个镇子。

9 月 16 日，刘志丹率领西北红军主力回到永坪镇，同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刘志丹是陕北苏区的创始人之一，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深受陕北人民和广大指战员爱戴，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 “老刘”。永坪会师，标志着转战万里的红二十五军长征胜利结束。

9 月 18 日，在永坪镇召开军民联欢大会，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政治部副主任。红十五军团的组建，极大地增强了陕甘红军的力量。

蒋介石察觉到中央红军、红二十五军北上，即将同陕甘红军会合，急忙调遣东北军四个军、陕北军阀两个师以及入陕晋军五个旅，企图把红军主力扼杀于保安、安塞一带。

劳山战役与榆林桥战斗

为粉碎敌人的重兵进攻，徐海东军团长审时度势，决定在劳山地区运用调虎离山之计，布设口袋伏击阵地。劳山一带群山耸立、林木繁茂，地形非常便于部队隐蔽设伏。伏击阵地从 “口袋口” 到 “口袋底” 绵延四十华里。参战指战员和过去一样，每人携带三天干粮，隐蔽进入阵地，严格规定不许生火、不许随意走动，整个山野仿佛无人一般。

待到第三天，即1935年10月1日拂晓，敌人果然沿着公路黑压压进入红军伏击圈。14时，当敌先头尖刀部队逼近我军团部所在山头时，徐海东军团长一声令下，战斗骤然打响。一排排手榴弹投向敌群，敌人顿时陷入混乱。

红 81 师师长贺晋年，甩掉手枪，端起上了刺刀的步枪，带头冲向敌群。敌军溃不成军，像受惊的兔子四处奔逃，可是无论逃向哪里，都遭遇我预先埋伏部队的迎头痛击，敌军阵脚彻底大乱，很快就被我军歼灭。

战斗结束打扫战场的时候，我们安排当地群众，把国民党军的伤病员送往甘泉县城。这一招十分高明：一方面，大批伤病员送到甘泉城内，给城内守敌造成沉重负担，吃饭、医治、看管都要耗费敌人大量人力物力；另一方面，也生动践行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对东北军官兵产生很大的心理冲击。

劳山战役胜利之后，敌军调整部署，以东北军第 107 师第 619 团和第621团1个营进驻榆林桥，构筑据点，步步推进，准备再次解甘泉之围，打通至肤施（延安）的补给线。红十五军团随即发起榆林桥战斗。

红十五军团乘胜南下，徐海东军团长亲自带领各级干部现地勘察地形，周密研究作战方案。榆林桥战斗打响以后，我军在火力掩护之下，逐窑洞肃清守敌。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就在这时，军团政委程子华派骑兵送来急信：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已经抵达陕北的吴起镇，离我们不远了。

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迅速传遍阵地，广大指战员群情振奋，一时间，“抓紧消灭敌人，迎接党中央、迎接毛主席” 成为全体官兵共同的口号。战士们作战更加勇猛，搭人梯、攀窑顶，甚至从窑洞烟囱向内投掷手榴弹，守敌伤亡惨重，残敌眼见大势已去，纷纷缴械投降。

三天之后，毛主席、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来到红十五军团军团部看望大家。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内心万分激动，我和所有战友一样，目不转睛地盯着毛主席看，不少人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当年的场景时至今日依旧历历在目。

劳山战役、榆林桥战斗是两场紧密衔接、互为策应的独立作战。在清理榆林桥战斗中的俘虏时，我们意外地从中查出榆林桥守敌团长高福源。这个东北军第619团团长高福源，曾经担任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在东北军内部有相当的影响力。

劳山、榆林桥之役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国民党东北军，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东北军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可以说，正是劳山、榆林桥两次作战行动是张学良放弃“剿共”政策，走上联共抗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争取高福源与西安事变的伏笔

程子华政委见到高福源，问他：“你打算怎么办？” 高福源答道：“杀了我。” 程子华政委说：“不杀你，说说你的第二个想法。” 高福源说：“那就放我回去。” 程子华政委又说：“也不放你回去。我们办有军事学校，请你去当教员。” 高福源当即表态：“我一定把教员当好。”

之后，周恩来副主席、彭德怀司令员、李克农等中央领导同志先后找高福源谈话教育，对他开展争取工作。高福源向我方如实介绍了大量东北军内部的实情。他被放回东北军之后，积极做张学良的说服工作，成为沟通红军与东北军的重要纽带，对后来西安事变的发生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劳山战役、榆林桥战斗，是红十五军团组建之后连续取得的两场胜仗，是红十五军团献给党中央、毛主席的见面礼，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奠基西北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这两仗的胜利，沉重打击了东北军的气焰，对 1936 年西安事变的发生也起到重要的助推作用。

雪中送炭：支援中央红军经费

中央红军历尽千难万险到达陕北的时候，补给断绝，衣食、医药、弹药处处紧缺。毛主席派人来找徐海东，希望筹措经费支援中央红军。

说实在的，当时红十五军团库房总共只有七千块大洋。徐海东叫我找来供给人员询问经费情况，得知库存共计七千块大洋。徐海东毫不犹豫地当即决定，拿出五千块大洋送交毛主席、送给党中央，留下两千块大洋维持红十五军团自身生活和作战开销。徐海东还特意交待“赶快送”马上送”。在那个极端艰难的时刻，这笔经费，对刚刚落脚陕北的中央红军而言，可谓雪中送炭。

后来听说，毛主席多次评价，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结 尾

詹大南老首长说，关于红二十五军的历史，可记述的内容还有很多，我的回忆仅仅是一鳞半爪。

还是毛主席说得好，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每到一处，就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哪里，向沿途百姓宣讲革命道理，唤醒广大民众跟着共产党，砸碎旧世界，翻身当家做主人。这也为此后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拉开了序幕。

我们应当永远铭记这一段烽火岁月，像毛主席所教诲的那样：“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詹大南老首长这份珍贵的回忆手稿，如收藏进党史、军史等馆都好啊！可我不知道找谁？如有热心者、有心者，请在文末告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