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郁芬：冯玉祥夸他忠厚老实，五虎将排名最末，唯一的一个汉奸！

1925年11月13日上午，兰州督署后花园里摆着酒席，刘郁芬满面春风，一杯一杯给李长清敬酒。李长清是甘肃陆军第一师师长，体格矫健，娴熟架操，在甘肃军政界素以悍将闻名，此时带着营以上军官赴宴，毫无防备。

酒过三巡，刘郁芬说了几句就走了，接着赵登禹便出场了。

此人就是后来在喜峰口砍鬼子的抗日名将，当时在刘郁芬手下当差。赵登禹是武林高手，力大无穷，而李长清也是兰州有名的拳术高手，所以刘郁芬专门派他来。

赵登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走到李长清身边，趁其不备，飞起一脚把人踹倒，反关节拿住胳膊，埋伏好的手枪队随即一涌而出，把参会所有人的枪都缴了。

李长清的一个营长来晚了，听见里面动静，骑马扭头就跑，被外面埋伏的人一刀飞去，天灵盖当场削掉。

李长清被抓后第五天半夜，被勒得半死半活，埋进了督署府后花园，对外则说是押送到包头听冯督办训示去了。

这段细节，宣侠父在《西北远征记》里有详细记述，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还密不外宣。那个时候，大概没人相信，刘郁芬，这个能摆出这样一场鸿门宴的西北军嫡系中的嫡系，日后会成为西北军五虎之中唯一投靠汪伪政权的人。

刘郁芬，字兰江，河北清苑人，1886年出生，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步兵科毕业。他早年曾在姚村陆军小学英文班就读，后转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调往云南新军担任基层军官，并加入了同盟会。

辛亥革命后，刘郁芬回到北京，在北京陆军军士学校任职，1914年调任第十六混成旅参谋、教官，从此成为冯玉祥的亲信，历任第十六混成旅参谋长、第二十二旅旅长等职，参加了第一次直奉战争，一步步成为冯玉祥的心腹。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刘郁芬被提升为国民军第二师师长，跻身西北军核心将领之列。

1925年8月，北京政府任命冯玉祥为甘肃军务督办，冯玉祥自己不可能去甘肃坐镇，他需要一个人替他守住这块西北后方。他选中了刘郁芬，任命其为国民军入甘总指挥，代行甘肃军务督办职务，率国民军暂编第二师入甘。

刘郁芬率部从包头出发，经五原、磴口、银川，一路辗转向兰州推进，全程三千多里，走了整整43天。同行的还有李大钊派来的共产党员宣侠父、钱崝泉、贾宗周、邱纪明、李印平等人，他们以国民党党务特派员和政治宣传员的身份随军西进，在沿途秘密开展革命宣传并筹划在西北建立党组织。

刘郁芬进入兰州后，面对的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甘肃。全省有八大镇守使，各自拥兵自重，谁也不服谁，而最直接的威胁，就是手握甘肃陆军第一师的李长清。

李长清在陆洪涛中风瘫痪后，闯入督军府逼迫陆交出印信，又突袭第二旅黄德贵部，独霸了省城局面，压根没把刘郁芬这个“外来户”放在眼里。

冯玉祥的态度很明确。11月5日，他密电刘郁芬，令其尽快清除李长清，以防后患。

八天后，鸿门宴上演。刘郁芬拿下了李长清，看起来杀鸡儆猴，把甘肃各地镇守使震慑住了，实际上仅仅获得了表面的顺从。

过完年不久，甘肃各路镇守使就联合起来进攻兰州，打的旗号是“讨赤”，因为国民军被赤化了。就连驻扎在阿干镇的黄德贵也动手了，本来刘郁芬想利用黄德贵来牵制李长清，谁知黄德贵也参加围攻兰州的战斗了。

1926年5月，张兆钾的先头部队攻占西巩驿，向青岚山发起进攻，直逼兰州东大门。刘郁芬命令梁冠英部从定西撤至兰州以西的响水子和桑园一带，与张维玺旅的防线连成一片，与敌人对峙，等待从绥远赶来的援军。

梁冠英旅的战略撤退出乎张兆钾的意料。随后冯玉祥派郑大章骑兵旅从绥远赶来增援，吉鸿昌旅也陆续到达，刘郁芬趁机组织反攻，历时三个多月的兰州之战才以国民军的胜利告终。这一仗打完，刘郁芬在甘肃的脚跟才算真正站稳。

从1925年到1929年，刘郁芬在甘肃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前后整整四年。这四年，甘肃的面貌被他彻底改造，但代价也极其沉重。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统一军令政令。入甘初期就于1925年12月主持召开全省军事会议，决定由督署统一指挥全省军事，规定各镇不得自行扩充军队、不得自由行动。

然后次第削平地方军阀：诱杀李长清和包玉祥，击败张兆钾、孔繁锦、黄得贵、宋有才、韩进禄等部，将残部统统收编；1928年又挑起凉州事变，铲除马廷勷势力。

凉州事变的导火索之一，是刘郁芬入甘后因财政困难，曾派人向凉州镇守使马廷勷借款四十万元，马廷勷分文不给。不久刘郁芬的参谋杨光远在靖远甘盐池被土匪杀害，刘郁芬又怀疑是马廷勷主使。

1928年6月，刘郁芬派张允荣代理凉州镇守使，分两路潜至永登县城和红城堡外，拂晓时乘西军不备发动进攻。国民军旅长刘志远率人直扑镇守使署，马廷勷匆忙从后门单骑西逃。刘志远占领镇守使署后，搜出北洋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函件以及黄金3000余两、银锭10万余两、银币10万多元、衣物200多箱。

马廷勷逃到皇城滩后收集残部反攻，重占武威，杀武威县长张东瀛，在北城楼烧死民团300多人，在城中大肆杀掠，又焚烧了三教堂、重庆寺、八仙宫、仁寿山、香炉山等名胜古迹，最终由孙连仲率兵增援才得以平息。

虽然河州事变最终得以平息，但在这个过程中，刘郁芬却犯下了主甘期间的一笔血债。

1928年初，河州回民群众要求减免租税。赵席聘电告刘郁芬说河州回民抗捐抗税，图谋造反。刘郁芬接电大为震怒，叫喊“我要叫他们三百年，六百年都反不起来”。他一面命令赵席聘，如有抗捐税者以军法从事；一面下令将河州当地推选出来请愿的民众代表抓起来，以杀人立威。

赵席聘根据刘的电令，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南川杨妥家村因民事纠纷在押的马布哥等七名东乡族群众活埋。

刘郁芬的野蛮罪行和血腥镇压，激起了河州穆斯林群众的愤怒。当时有一首民谣说：“河州来了越雄，百姓活的真难行。收拾枪支就起身，撵走谁也好活人。”

十七岁的回族青年马仲英，为了反抗民族压迫，带领七个人、七匹马、七杆枪，从西宁到河州起事，提出“不杀回，不杀汉，单杀国民军的办事员”的口号，四方响应，从者云集，部队迅速发展到一两万人，号称“黑虎吸冯军”。

刘郁芬急派师长戴靖宇率兵由铁道、宁定向河州进发，旅长刘兆祥、李松昆率部沿河州东乡而来。李松昆部途经唐江时，焚烧了一千余户无辜群众的房屋。双方激战，戴靖宇左胸中弹，身负重伤返回兰州。

在当时，为了稳定地方统治，刘郁芬派出大批军事人员分赴各县招募新兵、强征壮丁，先后在甘肃征兵20余万人，扩编了暂编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六、第十七、第二十五等师，使国民军很快膨胀起来。

甘肃本来就是地瘠民贫的省份，连年大旱，百姓自己都吃不饱，哪养得起这么多兵？刘郁芬不顾甘肃连年大旱、地瘠民贫的客观条件，加重征收钱粮，以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四年累计强征各种捐税5000万元，使许多地方经济破产，民不聊生。

这是刘郁芬身上最难以洗白的污点之一。

他确实统一了甘肃，但他统一甘肃的方式是把甘肃榨干了。

不过话说回来，刘郁芬主甘初期，所部有一批共产党员做政治工作，确实带来了不少新气象。兴办学校、兴办公益事业，提倡男女平等、倡导妇女放足，宣传三民主义，规定官员外出不坐轿、不带仪仗队，制定了公务人员的上下班制度和薪水标准，甚至将黄河铁桥改名为“中山桥”并亲题匾额。

宣侠父随军入甘后，在第二师尉以上军官中讲授《三民主义》《国民革命史》，进行革命教育，发展党的组织。

1925年底，宣侠父、钱崝泉等与甘肃籍共产党员张一悟接上关系，在兰州建立了中共甘肃特支。这些举措对当时甘肃的封建势力和封建思想构成了不小的冲击。

然而“宁汉合流”之后，刘郁芬迅速转向。他接受了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制定了“清党”、反共等条例，搜捕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1927年4月20日，为防止所谓“共党阴谋煽乱”，国民党甘肃省主席刘郁芬电令各级党部及民众团体一律停止活动。当初随他入甘的宣侠父，因为骂他是“反动军阀”，气得刘郁芬直接向冯玉祥提出辞职，使冯玉祥对中共干部产生了明显的不满。

初步了解了刘郁芬在西北军中最重要的一段历史，再来看他在西北军中的角色，冯玉祥对他的评价，就好理解了。

冯玉祥对刘郁芬的评价是“忠厚老实，做事谨慎稳重，是我早年最得力的助手”。在西北军“五虎”中，张之江和李鸣钟是早期主要助手，宋哲元和鹿钟麟是后期骨干，而刘郁芬的定位是“长期主政地方”。说白了，冯玉祥在外面打仗，刘郁芬替他守后方。

1925年冯玉祥命刘郁芬率第二师入甘时，第二师下辖第三、第四两个混成旅及直属手枪团、炮兵营、工兵营、骑兵营、辎重营等，共约1万人。师长刘郁芬，参谋长为蒋鸿遇，第三混成旅旅长孙良诚，第四混成旅旅长张维玺。1926年3月，刘郁芬任甘肃军务督办，免兼该师师长，由孙良诚接任师长。

1926年冯玉祥五原誓师后南下参加北伐，甘肃和陕西就是他的战略后方。刘郁芬坐镇兰州，不仅要对付地方军阀的反扑，还要为前线提供兵源和粮饷。

没有刘郁芬在后方搜刮，冯玉祥的几十万大军根本撑不起来。这也是为什么冯玉祥对刘郁芬格外宽容——即便刘郁芬被宣侠父骂得闹辞职，冯也只是一笑而过，把他调走了事。

但冯玉祥的信任，在关键时刻并没有变成保护。1929年，冯玉祥与蒋介石决裂，刘郁芬任冯部第三路军总指挥、第二军团总司令。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刘郁芬被安排为西北军后方司令兼陕西省代主席，负责整个西北军的后勤保障。

这个安排本身就说明问题：刘郁芬始终是“守家”的人，不是决战的人。中原大战中冯玉祥把韩复榘、石友三放在前线，结果这两个人临阵倒戈投了蒋介石，西北军全线崩溃。冯玉祥失败下野，刘郁芬也随之退出西北军，闲居北平。

1930年7月，杨虎城率十七路军进入陕西，刘郁芬带着甘陕两省政府官员和家属准备东渡黄河去投靠冯玉祥，当时冯在山西，杨虎城倒也大度，慷慨放行，刘郁芬才安全渡河。

至于刘郁芬和蒋介石的关系，则更为复杂。

1932年1月，蒋介石任命刘郁芬为陕甘青宁四省“剿匪”总司令，让他围剿红军。这个任命与其说是信任，不如说是利用——蒋介石需要有人替他稳住西北，而刘郁芬在西北经营多年，有人脉有经验，用起来顺手。

刘郁芬也确实接了这个差事，但蒋介石从来没有真正把他当成自己人，西北军系统出身的将领，在蒋介石那里始终是“杂牌”。

刘郁芬当了两年多“剿匪”总司令，手里没有实权，也没有得到蒋介石的任何实质性重用。1933年之后，他基本回到北平闲居。

这种闲居状态持续了好几年。

1939年8月，刘郁芬在北平加入了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参与筹备未来的政权，并当选为汪派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刘郁芬出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和开封绥靖主任。

1942年8月，他改任汪伪军委会参谋总长，这是伪政权军事系统的最高职位之一，刘郁芬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待到死。

西北军“五虎将”中，其他四人的结局完全不同。

张之江后来投身武术事业，担任中央国术馆馆长，以推广国术为己任。李鸣钟曾任国民政府委员。宋哲元在卢沟桥事变中率二十九军奋起抵抗。鹿钟麟抗战期间担任过河北省政府主席等职。五虎之中，四人投身抗战或保持了基本的气节，唯有刘郁芬，选择了一条让所有老袍泽都蒙羞的路。

冯玉祥本人对刘郁芬投汪一事的态度，史料中没有留下直接的激烈言辞，但可以想象，当冯玉祥在重庆得知自己最信任的“后方大将”成了汪精卫的参谋总长，心中会是什么滋味。

当年那个“忠厚老实、做事谨慎稳重”的评价，在刘郁芬穿上伪军制服的那一刻，就成了一种讽刺。1943年4月2日，刘郁芬在北平病死，终年58岁。他死得早，没赶上抗战胜利后的汉奸清算，以他在汪伪政权中的职位和影响力，如果活到1945年之后，等待他的必然是以汉奸罪论处。

关于刘郁芬，同时代人的评价并不算多。

冯玉祥的评价——“忠厚老实，做事谨慎稳重”——是最常被引用的一条，但“忠厚老实”这四个字，对照刘郁芬在鸿门宴上诱杀李长清的手段、主甘期间强征5000万捐税的狠辣、以及最终投敌当汉奸的选择，显得格外刺眼。

西北军旧人的回忆里，有人评价他“虽然为人仗义，但却是个大老粗，没有什么政治头脑”。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刘郁芬确实是行伍出身，做事不讲究政治操守，只看眼前利益。主甘期间搜刮民脂民膏如此，最后投靠汪伪也是如此——在他眼里，可能这只是又一次“找靠山”而已。

但他终究是西北军“五虎”之一。五虎将的排名中，张之江居首，李鸣钟次之，宋哲元第三，鹿钟麟第四，刘郁芬最后。这个排序或许也反映了西北军内部对他的某种评价——能力有，资历够，但格局始终差了一层。

他适合当守将，不适合当主帅。他在甘肃四年经营出的军政体系，在冯玉祥败退之后迅速瓦解，他自己也在北平闲居了近十年，最终走上了那条最不该走的路。

刘郁芬这个人，说到底是一个在军阀时代被权力和生存逻辑裹挟的军人。他有过能打的仗，有过能干的政绩，也有过难以原谅的污点。

但历史留给他的最终标签，不是“西北军五虎将”，不是“甘肃督办”，而是汪伪政权的参谋总长。一个替冯玉祥守了半辈子后方的嫡系将领，最终以汉奸的身份走完了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