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避寒

编辑|避涵

1928年，柏林莫阿比特法院。庭审正进行到一半，门被撞开，六七个手持武器的人冲进来，把枪口对准了法官、书记员和警卫。

一个叫奥尔加·贝纳里奥的19岁德国女孩站在最前面，用清脆的声音说放他走。她从关押室里救走了自己的男友，一个后来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成为唯一全程参与长征的西方人的德国人，中文名叫李德。

孤儿院、监狱和那场传奇营救

李德，德文名奥托·布劳恩，1900年9月28日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伊斯马宁。他从来没见过自己的父母，是在孤儿院长大的孩子。

一战爆发时，他被应征入伍，但仗打完了，他几乎没上过战场。退役后去读师范，本来想当个老师安安稳稳过日子，但没消停几年，他就被卷进了德国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从此再也没过过安稳日子。

那是魏玛共和国年代，整个德国社会撕裂成无数碎片：右翼民族主义者和左翼共产党人在街头打架，警察不知道该管哪边。李德这样的年轻人，在那个时代很容易就找到了自己的"阵营"，他选了左边，而且选得很彻底，直接跑去搞地下组织。

1921年，他第一次被德国当局逮捕，罪名是从事非法组织活动。头一回进去，关了一阵出来，这人非但没收手，反而越陷越深。

1926年，他第二次被捕，这次扣的帽子更重——"叛国罪"。

叛国罪在魏玛德国，那可是要送上特别法庭的重罪，判下来不是关几年的问题，是能让人在监狱里耗掉半条命的那种。

李德在柏林莫阿比特监狱里等了将近两年，案子一直拖着，等着被押往莱比锡最高法庭受审。就在这个当口，他的女友奥尔加·贝纳里奥出手了。

奥尔加是慕尼黑一个犹太律师的女儿，15岁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思维缜密，胆子大得出奇。她把计划跟几个可靠的同志说了，分工明确：几个人守住出口，几个人控制庭内人员，她负责把人带出去。

1928年4月，庭审当天，一切按计划进行。

据当年报纸的记载，这场劫狱行动干净利落，几个警卫和法院工作人员被制服，无人伤亡，李德和奥尔加随即消失在柏林街头。德国检察院随后发出通缉令，悬赏5000马克缉拿二人。

但追不上了。

他们取道捷克斯洛伐克，辗转跑到了莫斯科。

两人到莫斯科后，短暂停留了一段时间，随后逐渐各奔前程。奥尔加被共产国际派去执行其他任务，最终因为在巴西从事地下工作被捕，1936年被纳粹德国以"礼物"的名义引渡回去，关进集中营，1942年在毒气室离世，年仅34岁。

她救出来的那个男人，在地球另一端的中国走着长征，没有收到她的任何消息。

李德到了苏联，进入了大名鼎鼎的伏龙芝军事学院，这是苏联培养高级军事人才的顶级院校，毕业的学生大多去各大集团军当指挥官。

李德不是随随便便混日子的，他学得扎实，毕业后真的去苏联红军里干了活，先当骑兵师参谋长，后来进了莫斯科陆军大学进修，再后来被分配到苏军总参谋部。

一个两度坐过德国监狱的孤儿院孩子，成了苏联红军的参谋级军官。

命运的戏，还没到最精彩的部分。

从上海弄堂到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2年，苏军总参谋部给了李德一个任务：去中国。

任务说起来不复杂，带着经费和密码本，秘密进入上海，处理一件紧急外交事务。他原本以为是走一趟就回来的差事，结果这一去，就是七年。

到了上海，他被介绍给了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

博古当时有个困境，中央苏区的军事局面很糟糕，红军虽然接连挫败国民党前四次围剿，但第五次规模更大，国民党调集了大量新式武器和新式战术，红军的老路子渐渐跟不上了。莫斯科那边来的建议，是推广正规的阵地战，用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方式跟对手硬打。

博古需要一个懂苏联军事的人来执行。

李德就这么从"临时经手人"变成了"军事总顾问"，挂了个华夫的化名，住进了中央苏区。

从表面上看，这个搭配挺不错，一个有伏龙芝文凭的德国军事理论家，配上一批在大山里打了多年游击的中国指挥官。但问题就出在这里。

李德的战术来自苏联教科书，是为欧洲平原上的大规模机械化战争设计的。

拿来套在中国南方山区的游击战上，就像拿扳手拧螺丝，方向对，用错了工具。

他坚持让部队筑堡垒、守阵地，不准主动出击，等对方来攻。国民党的炮兵优势在固定阵地战里被发挥到了极致，红军打得极为被动。

红军将领私下怎么看这位外国顾问？彭德怀直接说过：不知道中国情况，不调查研究，只会搬书本。毛泽东则把这套战法比作"把钢铁铸成一个整块而不用于制造刀矛"。1934年，损失开始滚雪球般扩大，赣南、闽西老区相继丢失，兵力锐减。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踏上了后来被称为"长征"的路。

长征初期，李德是最高军事决策的三人团成员之一，和博古、周恩来一起掌着指挥棒。

但这条路走得太惨烈。

湘江战役，红军渡湘江时遭到四面合围，短短几天，出发时的八六千人，打剩了三万多。战士们在渡口拼死冲锋，江水被染红，尸体顺流而下。那场仗让整个红军从上到下都看清楚了，这样的打法，走不下去。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

会议期间，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被集中批评。李德坐在角落里，神情阴郁，一言不发。他听不太懂中文，一旁的人在给他做翻译，但批评的内容他都明白，他的那套阵地战，让红军付出了惨重代价。

遵义会议之后，李德失去了军事指挥权。

但他没有就此消失，他继续走在长征的队伍里。在那段不再有决策权的日子里，他反而有机会冷静地观察这支军队。

他看到了毛泽东指挥下的运动战是怎么打的——避实击虚、灵活穿插，和他在伏龙芝学到的那套截然不同，却在山地游击战中屡屡奏效。他后来在回忆录里承认，自己那时候开始真正理解，为什么中国红军需要自己的战术，而不是照搬苏联的模板。

1935年10月，当红军到达陕北的时候，李德也在其中，他是整个长征路上唯一一个从头走到尾的西方人。

走完这段路需要什么？脚力、意志、还有一份说不清道理的执着。不管怎么说，这个德国人，做到了。

东柏林书房里的最后25年

1939年8月，李德离开延安，乘飞机返回莫斯科。

他离开的时候，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最艰难的阶段，延安依旧在打仗。他和两位曾经的中国妻子就此天各一方，再无相见。

在莫斯科，他度过了二战的岁月。那几年他在苏联做翻译、写分析报告，是一个坐在后方书桌前的文职人员。战争的枪声离他不算太远，但他已经不再是战场上的人了。

共产国际1943年正式解散，很多曾经跟他并肩工作的同僚就此散落各地，他自己也慢慢淡出了苏联体制内的核心圈子。

1954年，身居民主德国的李德(中)

1949年，东德成立，李德辗转回到了他出生的那片土地——德国，落脚在东柏林。

他在东德的日子，没有什么戏剧性的波折。他写文章、做翻译，偶尔为报纸供稿。这个曾经两度坐牢、策动长征决策的人，此刻的身份是一个安静的知识分子。

东德官方待他不错，给了他一个稳定的位置。那个年代，有在中国的革命经历，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资历，只是他的那段经历有点复杂，他既是长征的参与者，又是遵义会议上被批评的那个人。

这种复杂，让他在公开场合很少主动提起这段历史。中国已经有了官方的叙述，他的版本跟官方版本有出入，贸然开口，容易引起麻烦。

他把自己的那段历史埋在心里，藏了很多年。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才动笔写回忆录。

1973年，李德以德文写成的回忆录《中国纪事》（Chinesische Notizen）在东德出版，副标题是"1932—1939年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回忆录"。

这是他对那段历史的最后陈述，书里有他的辩解、有对遵义会议批评的回应，也有他对长征的真实记录，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二万五千里，带着他独特的、有时候与中国叙述不尽相同的视角。

他在书里说，自己犯过错误，但那些错误并不全是他的责任，整个共产国际的战略框架本身就存在问题。

这话，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是很需要勇气才能说出来的。

书出版一年后，1974年8月15日，李德在保加利亚的瓦尔纳度假时病逝，享年74岁。

他没有等到这本书在中国出版。《中国纪事》的中文版，是他去世多年以后才在中国面世的。书里那些自辩，中国读者看到的时间，比他期待的晚了整整一代人。

回望他的一生：孤儿院长大，两次系狱，被女友从法院劫走，辗转逃进苏联，在莫斯科的课堂里学军事，到中国当顾问，走完二万五千里，在遵义被否定，在东德的书房里写完自己的故事。

最后25年，这个在历史大舞台上折腾了半辈子的人，终于安静下来，只剩手里一支笔。

【主要信源】

1. 《德国人李德：唯一走完长征的西方人》，《小康》杂志，陈远鹏，2016年10月

2. 《中国纪事——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回忆录》，（德）奥托·布劳恩著，1973年德国出版，中译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