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俶纳土归宋——投降的亡国之君得到极高赞誉的深层次原因

钱俶纳土归宋始末

钱俶,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末代国君,948年即位,遵照祖训先后奉后汉、后周、北宋为正朔。

974年宋太祖赵匡胤发起灭南唐之战,钱俶出兵协同。南唐被消灭后,十国割据政权仅剩南方的吴越和北方的北汉,统一中原仅是时间问题。

976年钱俶率众入开封,受到太祖礼遇。978年初,太祖去世,宋太宗赵炅又召其入朝。

钱俶知道此去大概率有去无回,自知不是大宋对手,但为社稷民生考虑,出发前拜祭祖庙,痛哭落泪,随后率众踏上北上之路。三月,钱俶以祝贺太宗赵光义即位为名入朝觐见。

赵炅给予了很高的接待礼仪,后听从宰相卢多逊的建议,否决了钱俶朝贺完毕后归国的请求,将其扣留下来。

期间,原南唐清源军节度使陈洪进也来到开封,觐见太宗皇帝,奉上《纳地表》,献出泉州、漳州,结束割据,归顺宋朝。

钱俶看到南方政权全部被平定,深感不安,遂上表奏纳所有将士及武器装备,请求解除国王封号、天下兵马大元帅及相关礼遇,只“求归本道”,但仍未获准许。

其实钱俶在此时尚不想纳土请降,但事到如今局势已不在他掌握中。

正当慌乱之际,丞相崔仁冀说:

“今朝廷意可知,大王不速纳土,祸将至矣!”

钱俶身边其他大臣都认为不可,崔仁冀厉声说:

“今已在人掌握中,去国千里,唯有羽翼乃能飞去耳!”

钱俶已明白赵炅的意图就是想吞并吴越国,所以才拒绝解除封号,再拖延抵抗已无意义。于是钱俶主动上表,献纳吴越国两浙十三州。

而赵炅也给予钱俶最高的荣誉,移封淮海国王,此后吴越官员和钱氏家族全部乘舟车搬到开封,吴越国从此纳入北宋版图。

“称藩纳贡,远交近攻”长期国策是保全钱氏的政治基础

公元929年,钱俶出生于临安的吴越王宫功臣堂。937年其父钱元瓘即位,两年后,十岁的钱俶与其他诸子一样,出任内牙诸军指挥使、检校司空。

941年钱元瓘去世,第六子钱弘佐即位,钱俶任衙内诸军右都知兵马使。

947年六月,钱弘佐去世,其子尚年幼,故诏命七弟钱弘倧继立,钱俶被召回朝中,任相府参事。

但钱弘倧个性严急,刚即位就欲收回权力,与内牙统军使胡进思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胡进思发动政变,软禁弘倧,迎立钱俶。

948年,钱俶即吴越国王位,恪守钱氏“善事中国、勿废臣礼”的祖训,对外尊崇中原王朝的宗主地位。

自开国君主钱镠到钱俶,先后向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纳贡。中原王朝衰弱时,甚至向北方的辽国称过藩。

但其实吴越对中原政权的态度和关系也是经历曲折和循序渐进的变化的。这是由地缘政治和国家实力的此消彼长决定的。

从地缘上看,吴越国地处东南,疆域最广时占据13个州,势力范围大概包括现在的浙江全境、苏州、上海和福州一带。

其北、西两面是民风彪悍的淮南地区,先后由南吴、南唐占据,这两个政权多次与吴越交战,妄图吞并这里,所以吴越通过勾连中原大国牵制淮南政权求生。

同时吴越国内农业、商业发达,社会稳定,在社会经济发展上强于中原,所以在钱氏开国至钱俶即位初期,在军事、政治上保持很高独立性。

比如钱俶即位时的中原政权为后汉,后汉于949年册封钱俶为吴越国王,吴越国向汉廷进贡一次,对中原使者“辞礼颇倔”。

但汉廷对吴越采取委曲求全、大力笼络的态度,因为后汉需要吴越来制衡南唐。

这种若即若离的外交关系在后周时发生变化,951年,郭威取代后汉建立后周,954年郭威病逝,养子周世宗柴荣即位。

在此后的三年里,柴荣三次亲征南唐,于959年迫使南唐政府求和,割让江北十四州之地。

一方面间接打通了吴越进贡中原王朝的陆上交通,另一方面对吴越形成极大威慑。而钱俶也深知小国夹缝生存不易,懂得顺应时势。

959年后,进贡频次由此前的数年一贡,一年一贡改为一年连贡六次,卑词厚礼以奉中朝,对中原使臣态度转为极尽谦恭,使曾经松散的臣属关系悄然发生变化。

960年初,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称帝,改国号为宋。三月,钱弘俶(钱俶此前名叫钱弘俶)才不失时宜的改名为钱俶,以避宋太祖之父赵弘殷名讳。

赵匡胤有志统一全国,而当时尚有荆南、后蜀、南汉、北汉、南唐等割据势力。

所以赵匡胤对顺服且遥远的吴越政权大加笼络,不仅封钱俶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还重新册封钱俶为吴越国王。

钱俶好就好在得了便宜会卖乖,而不是坐地起价,在接见宋廷来使时,不再是面南而坐的帝王之仪,而是转为东西对坐的宾主之礼,军事上转为配合宋军对外战争。

971年,南唐后主李煜“阴结契丹,潜蓄异志”,此举被赵匡胤发觉。赵匡胤于974年出兵南唐,欲一举灭之,命钱俶出兵助宋。

对于出兵问题引起钱吴朝廷广泛争论,分为联唐派和联宋派,丞相沈虎子进谏道:

“江南,国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将何以卫社稷乎?”

李煜也写信给钱俶寻求联合抗宋,言明“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明天子一旦易地酬勳,王亦大梁一布衣耳!”

即南唐亡国后,吴越必唇亡齿寒,钱俶也将沦为亡国之君。

此言虽有道理,但钱俶早已有了主意,当时北宋已已消灭除南唐以外的所有南方割据政权,况且李煜荒废国政,南唐军队低迷消极,没有太大战斗力。即便没有钱吴协助,南唐被灭也是早晚的事。

所以他读完信后就将其丢到地上,说:“以此诱人,不亡何待?”

随后将李煜这封求援密函呈送汴京,同时罢黜沈虎子,以通儒学士崔仁冀代其为丞相,钱俶的表态让赵匡胤非常高兴,嘉奖其忠。

在北宋灭南唐之战中,钱俶亲率五万精锐围困南唐东线门户毗陵(今江苏常州),切断金陵与吴越接壤的最后防线。

975年南唐灭亡后,钱俶立即撤军回钱塘,将所占润常二州交割宋军。钱俶的行为被赵匡胤看作高风亮节和义胆忠心。

所以说即便南唐灭亡,吴越失去了地缘上的利用价值,但赵匡胤仍给予钱俶极高的礼遇。

比如南唐战事结束后,钱俶于976年初奉诏入朝后,宋廷特为其在汴梁京城内营建府第。

钱俶受到作为臣子的最高礼遇,不仅“剑履上殿,诏书不名”,而且夫人孙氏破例受封为吴越国王妃,赵匡胤多次设宴,让其与皇弟赵光义、赵光美(廷美)叙兄弟之礼。

同时这也意味吴越的独立政治地位基本丧失,从盟友关系变为藩属关系,彻底沦为中原王朝的附庸。

钱俶能够审时度势固然是赢得北宋尊重的原因,但光靠这一点尚不能让其名垂青史。

钱俶归降促成北宋经济文化的鼎盛

钱俶真正伟大的地方在于以和平统一的方式保全了江南的稳定和富庶,间接推动北宋社会经济大发展。

一直以来,钱氏家族把和平与安定作为治理吴越的主流。

钱俶执政时期更是大力发展经济,注意减轻赋税,在旱季开仓赈济,推行“募民能垦荒田者,勿收其税”,鼓励民间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减少农业人口流失。

组建专门治水机构,加强太湖流域的治水治田及水利设施维护,既增加了农田数量,也提高了灌溉效率,使粮食产量显著提升。

同时钱俶积极发展茶叶、桑树等经济作物种植,推动纺织、制茶、冶炼、制瓷等产业发展。

钱俶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极大推动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江浙商业繁荣提供物质基础,而且钱俶重农但不抑商。

杭州作为吴越首府,“商贾云集,舟楫辐辏”,呈现出“钱塘富庶,盛于东南”的繁荣景象,商品经济达到较高水平。

同时钱俶采取积极的对外政策,依托于濒海地理优势,大力发展海外贸易,设立博易务有效管理舶货征榷、抽解等事务,航海之利 “岁贡百万 ”。

钱吴瓷器远销东南亚,其贸易网络北至日本、朝鲜半岛,南达印度、大食等国。

而当时的北宋为统一南方割据势力,消耗了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钱俶主动纳土归降节省了北宋百万用兵开支,开创了地方政权和平移交中央政权的先例。

这不仅使江南大地免遭兵戈屠戮,保全了江南经济核心区,也使得吴越成为大宋最重要的财赋输出地,促进北宋经济发展和繁荣,为杭州成为“东南第一州”乃至南宋的延续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综上,钱俶放弃国君之位换取天下太平,值得他成为被爱戴的亡国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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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6-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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