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一票之差，他把7个战犯送上绞刑架！

1948年12月23日凌晨，日本东京巢鸭监狱，7名日本甲级战犯被执行绞刑。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武藤章，这些曾经参与发动和指挥侵略战争的人，终于受到法律制裁。而在这场审判背后，有一位中国法官付出了极大努力，他就是梅汝璈。

说起梅汝璈，可能不少人连他的名字都写不准确，有人写成梅汝敖，还有人写成梅汝菊、梅汝云、梅汝愚、梅汝泉。可就是这位经常被写错名字的中国人，在1946年的东京，为中国争取到了应有的尊严，也为严惩日本战争罪犯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旧陆军省大楼正式开庭。中国、美国、英国、苏联等11个战胜国各派出一名法官，组成国际审判庭。

28名日本甲级战犯被起诉，其中20多个进入实际审理程序。这场审判持续两年半，经历818次开庭，前后900多个日夜，判决书超过1200页，仅宣读就持续了8天，是当时国际司法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审判之一。

代表中国参加审判的梅汝璈，当年42岁，出生于江西南昌。12岁考入清华，20岁赴美国留学，获得斯坦福大学学士学位，又取得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他长期从事法学教学和研究，对英美法律和国际法都有深入了解。接到赴东京担任法官的任务时，他清楚自己面对的不仅是一批日本战犯，还有无数遭受侵略的中国同胞。

临行前，母亲叮嘱他一定要把案子审好，不能让那些受难的人白白牺牲。梅汝璈没有忘记这番话。

可到了东京，他很快发现，即使战争已经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想得到应有的尊重，依然需要据理力争。

1946年5月2日，法庭进行正式开庭前的预演，澳大利亚庭长韦伯安排法官座次，美国法官排第一，英国法官排第二，中国法官却被放在第三。梅汝璈当场表示反对。

他认为，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时间最长，付出的代价极其惨重，理应按照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安排席位，中国应该位列第二。

这可不是没有依据。中国抗战造成3500多万军民伤亡，财产损失超过2000亿美元。有关抗战贡献的统计中，还有中国军队打死打伤130万日军、约占日军二战伤亡七成的说法。

面对如此沉重的牺牲，中国法官当然不能接受不合理的安排。梅汝璈脱下法袍，明确表示，如果不重新考虑座次，他就拒绝参加预演，甚至准备辞职回国。

据流传的回忆，他还半开玩笑地说，既然不愿意按照受降顺序排列，那不如找一台秤，按照体重分座位，谁重谁坐中间。

话虽然说得轻松，态度却十分坚决。经过交涉，法庭最终按照受降签字顺序重新排列，中国法官坐到了庭长身旁，位列第二。梅汝璈争取的不是个人待遇，而是中国作为战胜国应有的地位。

关于东京审判，还有一段广为流传的国旗故事。据说法庭悬挂11面参审国国旗时，中国国旗原本排在第二，梅汝璈坚持争取，美国法官作出让步，中国国旗被排到第一。

有人把它称为1840年以来中国国旗第一次在列强共同参与的国际场合位居最前。不过，这段故事的具体经过和相关说法仍需更多史料核实，不能完全当作已经确认的历史事实。

真正艰难的较量，还在法庭审理和量刑阶段。日本侵略中国多年，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可11名法官来自不同国家，对战争责任、法律依据以及死刑是否适用，都有不同意见。

特别是涉及日本高级战争领导人的处罚，各方争论十分激烈，远没有外界想象得那么容易。

澳大利亚庭长韦伯倾向于以流放荒岛等方式处理部分战犯，印度法官帕尔则主张全部被告无罪，并写下几十万字的不同意见书。

后来，日本一些右翼人士不断利用他的意见，为侵略战争辩护。法国法官对部分法律依据和量刑提出异议，苏联法官支持严惩战争罪犯，美国法官也有自己的考虑，各国法官之间始终存在分歧。

梅汝璈坚持认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人参与侵略中国，造成严重罪行，不能简单从轻处理。

面对那些不赞成死刑的法官，他不断列举证据，说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暴行。他曾表达过极其坚定的态度，如果不能严惩这些战争元凶，自己就无颜面对江东父老，甚至宁愿蹈海而死。

有关死刑表决，最广为流传的数字是6票赞成、5票反对，仅仅相差一票。部分历史研究对这一具体计票过程仍有讨论，但梅汝璈为争取严惩首要战犯所作的努力，有大量相关史料记载。

东京审判也不是他一个人就能决定结果，而是由国际法庭依据证据、法律和多数法官意见共同作出判决。

除了量刑，梅汝璈还十分重视判决书中有关中国遭受侵略的记载。当时有人希望集中起草，减少工作量，但他坚持认为，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必须充分呈现，中国法官有责任参与相关部分的撰写。经过争取，他成为判决书主要起草者之一，负责处理大量涉及日本侵华罪行的内容。

那段时间，他不断查阅证人证言、审讯记录和日军犯罪材料，面对近5万页法庭文件和大量证据反复核对。

判决书中专门记载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就是在他的坚持推动下得到充分呈现的。整份判决书长达1200多页，其中涉及中国的部分约250页，相关中文材料有十来万字。这些记录让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有了正式的国际司法认定。

南京大屠杀尤其不能被轻轻带过。1937年，日军攻占南京后，对中国军民实施大规模屠杀，造成30多万同胞遇难。

松井石根作为相关日军高级指挥官，对这场惨案负有重大责任。梅汝璈坚持把事实写清楚，把责任讲明白，就是不允许如此严重的罪行在审判中被淡化。

1948年11月12日，东京审判正式结束。7名战犯被判绞刑，16人被判无期徒刑，另有两人分别被判20年和7年有期徒刑。同年12月23日凌晨，7名被判死刑的战犯在巢鸭监狱被处决。

对于经历多年战争的中国人民来说，这份判决来得不容易，虽然远不足以弥补全部损失，但至少让部分战争元凶承担了法律责任。

梅汝璈始终强调，惩罚日本军国主义者，不等于仇视普通日本人民。他曾说过：“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

他也提醒世人，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这种态度说明，他要坚持的是法律公正，而不是把战争责任推给整个民族。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评价梅汝璈，为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

1973年，梅汝璈去世，享年69岁。从东京法庭的座次争执，到对死刑量刑的坚持，再到把日本侵华罪行写入正式判决，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有实际意义。历史应当记住那7名被处决的战犯，更应当记住梅汝璈这个名字，以及他为中国受难同胞争取司法公正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