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甘肃村民发现一本“天书”，专家仔细研读后，却陷入了迷惑

前言

1987年，在甘肃武威亥母洞寺遗址出土一批西夏文文书。当地村民看不懂这些文字，把它们叫作“天书”。这批文书中有一卷佛经，后来入藏武威市博物馆，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围绕这卷佛经的印刷方式，学术界争论了二十多年，至今没有完全统一的结论。

第一章 一个悬了八百年的疑问

北宋庆历年间，一个叫毕昇的印刷工匠用胶泥刻字，每字刻成一枚印，再用火烧使字印坚硬。他排版时在铁板上敷一层松脂和蜡，围上铁范，把字印排进去，加热压平，一版印完再把字印拆下来留着下次用。

毕昇发明的这套方法，就是泥活字印刷术。毕昇去世后，同时代的科学家沈括把这项技术记录在《梦溪笔谈》中，从刻字、烧制到排版、印刷，每一步都写得很详细。

但从北宋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境内没有出土过任何一件确证的北宋泥活字印刷实物。文献记载很详细，可实物证据一件也没有。

一些德国学者认为活字印刷是15世纪古登堡独立发明的。上世纪60年代，韩国学者根据庆州佛国寺释迦塔遗址出土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提出印刷术起源于朝鲜半岛。

1995年，韩国又以清州出土的明洪武十年金属活字印本《直指心体要节》为依据，主张活字印刷术的源头在朝鲜半岛。中国学者一直没有找到实物证据，国际学术界因此质疑活字印刷源于中国的说法。

第二章 祁连山北麓，一次施工中的意外发现

西夏崇宗正德四年，也就是公元1130年，西凉府僧俗在武威城南十五公里的祁连山北麓余脉修建了亥母洞寺。这座寺院利用天然洞窟加以改造，兼具修行、供奉和储藏功能。

西夏时期，河西走廊是藏传佛教向中原传播的重要通道，西夏统治者扶持佛教，河西走廊沿线修建了大量藏传佛教寺院。1927年，武威发生大地震，亥母洞的洞窟全被震塌，洞外建筑也基本被毁，此后亥母洞寺便成了一片废墟。

1987年5月，武威新华乡缠山村的村民在亥母洞寺遗址施工。他们要清理坍塌洞窟里的土石，整修寺院残留的建筑。施工过程中，有人在洞窟后部坍落的土石中发现了一大批文书和经卷。这些文书上的文字和汉字完全不同，村民们读不懂，有人把文书堆在一边。有的村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烧毁了一部分文献。

同年9月，孙寿岭带着同事赶到亥母洞寺遗址，那时他担任武威市博物馆副馆长。他们在洞窟堆积物中仔细翻找，最终找到了一卷相对完整的佛经，这就是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下卷。

第三章 一本没人能读的经书

西夏文由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命大臣野利仁荣创制，公元1036年正式颁行。李元昊造字的直接目的，是摆脱中原文化的影响，为党项政权建立独立的文化标识。西夏文借鉴了汉字的笔画和造字逻辑，但字形与汉字无一相同，总共六千余字。

1227年，蒙古军队攻灭西夏，在战争过程中对西夏的宫殿和典籍进行了系统性销毁。西夏文字从此失传，直到19世纪初“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被发现，学界才重新确认这种文字的存在。到20世纪80年代，国内能释读西夏文的学者很少，甘肃省博物馆的陈炳应是其中之一。

陈炳应1939年出生，福建诏安人，1961年从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到甘肃省博物馆工作，长期研究西夏文史与文物。

1989年，佛经被带回武威市博物馆之后，工作人员遇到一个问题，经卷上的文字没人能识。这批文书的文字笔画繁复、结构叠压，属于西夏文。博物馆工作人员暂时不能判断它的价值，认为它可能是普通的宗教抄本，也可能是一件改写历史的文物。孙寿岭把发现告诉陈炳应之后，陈炳应马上觉得“这是一个大发现”，因为这可能是国内发现最早的活字印刷实物。

第四章 印刷痕迹里的秘密

孙寿岭把《维摩诘所说经》下卷与馆藏的其他西夏文佛经逐一比对，他发现这卷经书的印刷品质明显不如雕版本。经面上的印墨轻重不一，经背的透印深浅有别，文字笔画出现了弯曲变形，行列排列不整齐，个别字还有断笔。

雕版印刷是把整块木板雕刻完成后，版面的行距、字距、笔画粗细在印刷过程中保持高度一致。活字印刷则不同，每个字印单独刻制、单独烧制，排入铁范之后，字形大小、高低、墨色浓淡都会出现个体差异。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毕昇的泥活字“薄如钱唇”，每字一印，烧制后“字平如砥”。泥字在烧制过程中会发生收缩和变形，排入铁范时高低不一，刷墨时压力不均，这些物理特性最终都会反映在印品上，形成雕版印刷不会出现的“不完美”。

孙寿岭反复查看经卷的每一个细节，他注意到经面上的墨色变化没有规律，同一个字在不同位置印出来的效果不一样。这种现象用雕版印刷不能解释，因为雕版是一整块版，同一版印出来的字应该是一致的。

孙寿岭据此判断，这卷经书很可能不是雕版印刷的，而是活字印刷的产物。他进一步推测，它用的是泥活字。

第五章 三年炉火，用实验说话

孙寿岭小时候喜欢刻名章，在黄胶泥上刻字烧着玩。他看了《维摩诘所说经》下卷之后，怀疑它是泥活字印的。1994年3月27日，孙寿岭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西夏泥活字版佛经》一文，正式提出《维摩诘所说经》下卷为泥活字印本。

这篇文章很快在学术界引起了关注，但也引来了质疑。有学者认为，泥活字酥脆易碎，不能承受印刷时的压力，不可能实际用于印刷。

孙寿岭决定用实验来回应质疑。他按照《梦溪笔谈》中记载的毕昇方法，用自家做饭的炉子反复试制泥活字。他选用纯度较高的红胶泥为原料，经过打泥、制作字丁、刻字、烧制、排版、印刷等步骤，一步一步摸索。

烧制泥活字对温度的要求非常苛刻，温度低了字印不够硬，温度高了字印又会开裂。孙寿岭烧了一炉又一炉，失败了就重来。就这样反复试验了三年，孙寿岭终于成功烧制出数千枚西夏文泥活字，并排印出了《维摩诘所说经》下卷的完整仿本。

1998年3月31日，国家文物局和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在北京组织召开“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印本鉴定会”。与会专家在三个方面取得一致意见，一是确认这是一件活字印刷品，二是印刷时间约为公元12世纪前期，三是应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但对它究竟是泥活字印本还是木活字印本，专家们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有的专家认为是泥活字，有的专家认为是木活字，也有的专家持谨慎态度，认为尚需进一步研究。会议最后的结论是“诸说并存”。孙寿岭的复刻实验证明，用泥活字工艺完全可以印制出与古经特征相似的印本。但复原实验的成功，不等于古经本身的材质就此定论。

第六章 一部佛经的三重身份

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维摩诘所说经》下卷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认定的是“西夏文活字版文献”，鉴定会确定的印刷时间约为12世纪前期，孙寿岭本人则把它的印制年代考定在西夏仁宗时期，也就是公元1139年至1193年之间。

这卷经卷为土黄色夹丝棉纸，折叠装，残存53页半，尾部不全，每页七竖行，每行十七字，上下有粗墨线边框。经名之后有西夏仁宗仁孝皇帝的二十字徽号落款“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祛邪憞睦懿恭”。

孙寿岭认为，经文和经名由泥活字印刷而成，但这个徽号落款却是雕版印刷的。同一卷经书上两种印刷方式并存，说明泥活字印刷在当时并非唯一的印制手段，而是与雕版印刷配合使用。但这属于孙寿岭的个人推论，学术界对此没有达成共识。

第七章 泥土的胜利

孙寿岭的复刻实验完成之后，他用泥活字工艺印出的仿本与西夏古经在印刷特征上高度相似，这为“西夏古经可能是泥活字印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

2007年6月，孙寿岭的《泥活字的制作方法》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这项专利保护的是一种泥活字制作工艺，它证明的是孙寿岭掌握了这套工艺，不能用来直接证明西夏古经本身的材质。

2017年10月18日，甘肃省人民政府把西夏泥活字印刷术公布为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申报地区为武威市凉州区。非遗认定的是当代复原的泥活字印刷技艺，不是亥母洞古经本身。

2017年8月31日，中国印刷博物馆武威分馆在武威文庙内正式建成开馆，馆内设有武威活字印刷专题陈列，介绍西夏泥活字的制作过程。中国印刷博物馆武威分馆的介绍中说，西夏泥活字的发现与“复活”填补了我国泥活字版本的空白，为“活字印刷，源于中国”争取了话语权。

中国社科院西夏学专家史金波评价孙寿岭的工作时说：“关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中国有文献记载，但缺乏早期印刷实物。因此，寻找早期活字印刷实物，并进行科学论证成为国内印刷界专家们的重要任务。其中孙寿岭先生是用力最勤、成果突出的一位专家。”史金波肯定了孙寿岭在复原实验方面的贡献，这跟他是否认可古经本身为泥活字，是两回事。

泥活字印刷在中国印刷史上的位置比较特殊。雕版印刷在唐代已经成熟，宋代达到高峰。活字印刷虽然在北宋由毕昇发明，但因为泥字易碎、排印效率有限，在实际出版中长期不是主流。元代王祯推广木活字，明代和清代的工匠又推广铜活字，活字印刷才大规模使用。

第八章 展柜里的证据

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下卷现藏于武威市博物馆，被列为镇馆之宝之一，在“武威历史文物展”展厅中展出。这卷经书收录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一件出土时被村民当作“天书”的经卷，最终成为一座博物馆的学术基础。武威地处河西走廊东端，汉代设郡、唐代置府，是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枢纽。西夏控制河西走廊期间，凉州也就是武威，是西凉府治所，也是西夏佛教文化的中心之一。

印刷术从北宋传入西夏，走的是与佛经传播几乎相同的路线，经由河西走廊，从中原进入西夏腹地。这卷佛经究竟是用泥活字还是木活字印成，学术界还在继续研究。它已经证明的事情是确定的：12世纪前期，河西走廊确实有人在使用活字技术印制佛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