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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年，美国威胁中国保留不平等条约，毛主席为此写了一篇旷世雄文

1949年，解放军已经打进南京，美国却还想给中国的新政权立规矩：要想得到承认，先保证履行“国际义务”。

旧政府倒了，外国通过旧政府取得的利益，却想继续留下来。中国人民经过多年战争，好不容易争得独立，难道还要接着背那副旧枷锁？

大家好，今天我们就讲讲，毛主席为什么写下《别了，司徒雷登》，以及这篇文章背后那场关乎国家主权的较量。

一、南京换了天地，美国还想开条件

1949年春，国民党在大陆的败局已经难以挽回。美国投入的军事援助和政治支持，没有保住蒋介石的统治。

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司徒雷登却留在南京。华盛顿需要观察局势，也希望保留同中共接触的渠道，给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寻找出路。

这时的中国，困难确实很多。战争破坏需要修复，工厂需要恢复生产，城市需要粮食和燃料。建设一个新国家，资金、设备、技术，样样都缺。

美国看到了这种处境，认为自己仍然握有影响中国的手段。

5月13日，国务卿艾奇逊指示司徒雷登，承认新政府要考虑三个因素：是否实际控制国家、能否并愿意履行国际义务、是否得到人民普遍赞同。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国际义务”。

国民党政府同外国签过的条约，新政权准备怎样处理？美国希望得到保证，再考虑法律上的承认。中国共产党则明确主张，旧外交关系必须重新建立，损害国家利益的条约不能继续束缚中国。

双方的分歧，从一开始就摆在了这里。

二、纸上写着互惠，现实却很悬殊

1946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同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涉及商业经营、投资、航运等广泛领域。

这些条款放在纸面上，讲的是双方权利。但当时的中国和美国，根本处在不同的经济起点。

中国刚经历长期战争，大量工厂设备损坏，交通运输困难，民族工业恢复生产都不容易。美国却拥有雄厚的资本、先进的设备和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

让双方在这样的条件下展开竞争，中国企业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美国企业能够利用资本和商品优势进入中国市场，中国企业却很难同等规模地进入美国。名义上的相互待遇，无法消除现实中的巨大差距。

中国共产党批评这类条约，针对的正是它们对国家经济自主权的损害。

国民党需要美国支持，美国希望扩大在华利益。双方形成的这套关系，如果由新中国原样继承，中国人民取得的政治独立，就会继续受到经济上的牵制。

旧政府签下的东西，不能因为换了一面旗，就自动变成新中国必须承担的义务。

三、毛主席先把外交的规矩立起来

面对这种局面，毛主席提出“另起炉灶”。

意思很明确：新中国不直接继承国民党政府建立的旧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重新建立关系。

这个决定，把中国从被动等待承认的位置上拉了出来。

美国可以考虑是否承认新中国，中国也有权决定，接受什么样的外交关系。双方要谈，就按照平等原则谈。

与之相连的，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清理外国在中国的特权和控制，巩固国家独立，必须摆在前面。不能为了尽快获得承认，就把本来应该清除的束缚继续留下。

这并非轻松的选择。

设备难买，资金紧张，对外贸易可能受到限制，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困难。但如果刚建立新政权，就拿国家权利交换承认，以后每逢困难，对方都可能照着同一个办法施压。

毛主席要守住的，就是这个开头。

国家可以在困难中恢复生产、寻找合作，却不能把自己的独立，交给外国政府决定值多少钱。

四、司徒雷登的交情，改变不了美国政策

司徒雷登在中国生活多年，担任过燕京大学校长，同中国教育界有广泛联系。

这样的经历，让一些人对他抱有期待：既然他熟悉中国，也认识不少中国人，是否能够推动美国改变政策？

接触当然可以进行，但决定两国关系的，终究是政府采取什么行动。

中国方面提出，外国若愿意建立外交关系，就应当停止帮助国民党残余力量，并撤走在中国的武装力量。

这些条件都很具体。嘴上表示友好，行动上继续支持内战的一方，双方很难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

美国当时仍然承认国民党政府，也没有按照中方要求改变立场。司徒雷登个人的交往能力，无法解决这个根本矛盾。

1949年8月，司徒雷登离开中国。8月5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中美关系白皮书。

厚厚的文件，既是向美国国内交代，也是替此前的对华政策辩护。

艾奇逊强调国民党自身的失败，试图减轻美国政府的责任。扶持的政权倒了，美国却还希望保住自己作为中国“朋友”的形象。

毛主席的评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接连发表。

五、《别了，司徒雷登》锋芒指向哪里

1949年8月18日，《别了，司徒雷登》发表。这是毛主席批驳美国白皮书的五篇评论之一。

文章抓住了一个绕不开的事实：美国提供大量支持的国民党失败了，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胜利。

武器、金钱和外交支持，都没有替一个失去民心的政权挽回命运。

美国可以编写白皮书，却无法抹掉中国人民经历过的战争，也无法凭自己的解释，否定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

文章的另一重锋芒，指向国内对美国的依赖心理。

当时有人担忧，没有美国援助，国家建设会不会寸步难行？经历了长期战乱，人们盼望尽快恢复生活，这种担忧有它的现实背景。

但如果由此认定，中国只有得到美国认可才能发展，就容易接受美国附加的政治条件。

毛主席要让人们看到，中国革命已经证明，外部强权无法决定中国人民的全部命运。接下来的建设，同样需要相信并组织自己的力量。

这篇文章最硬的地方，是把国家前途重新放回中国人民自己手中。

面对施压，先在思想上站稳，才不会在外交上轻易退让。旧条约是否继续存在，也就不能由美国一句“国际义务”来决定。

六、文章之后，中国把原则写进制度

外交上的独立自主，最终需要落实到国家制度中。

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处理旧条约的办法。

国民党政府同外国政府订立的条约和协定，由中央人民政府加以审查，按照内容，分别予以承认、废除、修改或者重订。

这几种处理方式，把主动权说得清清楚楚。

哪些条约符合国家利益，哪些应当废除，哪些需要重新谈判，都由中国自己审查决定。旧政府签过字，不能成为外国要求新中国全部接受的理由。

与此同时，《共同纲领》也明确了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

中国愿意合作，也愿意同外国建立正常关系。对方需要接受的前提，是中国已经有权自己作主。

回头看，美国试图利用承认问题影响中国的选择，毛主席则通过外交方针和系列文章，把独立自主的立场讲透、立稳。

《别了，司徒雷登》的分量，也就在这里。

它面对的是1949年的具体处境，回答的却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国家遇到困难时，能不能拿自主权去换外部强权的认可？

新中国给出的回答，落实在随后处理旧条约的办法里：合作可以谈，条约可以订，但中国接受什么，必须由中国自己决定。

参考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毛泽东在1949年三大外交决策中的形势判断》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46年》

中国共产党历史网：《毛泽东为什么要写〈别了，司徒雷登〉等评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上的今天》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