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的中美博弈，正在呈现一种耐人寻味的局面。

美国继续限制先进芯片和技术流向中国，但今年1月，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修订了出口许可审查政策，将英伟达H200、AMD MI325X等芯片从“推定拒绝”改为“逐案审查”——前提是满足性能指标低于规定阈值、产品在美国境内供应充足、收货方有安全保障措施、须经独立第三方检测等一系列条件。

而在10月16日，中国商务部、科技部发布公告，就修订《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公开征求意见，拟将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光伏三个领域40项技术纳入管理，其中人工智能领域涵盖大模型、智能体、算力集群等23项技术。

双方都在管控，但谁也没有把门彻底关死。这就产生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美国真是可以概括中国所有外部压力的“唯一敌人”，为什么中美之间一边竞争，一边又始终留着谈判和交易的空间？

这个问题，中国半个多世纪前就遇到过一次。而那一次，局势比今天凶险得多。

最危险的压力来自身边

今天谈中美竞争，人们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国家之间的敌友关系，好像从一开始就写好了。

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最重要的外部合作对象恰恰是苏联。

156项重点工程，对中国建立独立工业体系影响深远。但如果按照“过去谁帮过我，谁就永远值得信任”的逻辑，中国后来根本不可能调整战略。

上世纪60年代，中苏分歧不断扩大。1969年3月，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这件事改变的不仅是中苏关系的温度，更是中国对整个外部安全环境的判断。

当时中国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处境。美国当然仍然与中国严重对立——朝鲜战争打过，美国军力长期部署在东亚，双方没有外交关系，台湾问题又横在那里。但美国和中国毕竟隔着太平洋。

苏联不同。双方有漫长的陆地边界，苏联又拥有庞大的常规军事力量和核力量，一旦边境冲突升级，对中国形成的是贴着国境线的直接压力。

1969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周总理的安排，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对国际局势进行了持续研究。

周恩来在指导研究工作时明确指出：“毛主席的一贯思想是，主观认识应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做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

几位老帅向中央提交的研究报告得出了一个关键判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

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苏联”或“美国”这两个名字，而是背后的判断方法。苏联不久前还是中国最重要的外部合作伙伴，美国则长期被视为主要外部对手。可局势一变，判断必须跟着变。

要看的其实是四件事：对方有没有能力影响核心利益？有没有现实意图？地理和产业上能不能真正卡住你？以及，它现在到底在做什么？

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中国开始重新思考与美国的关系。不是因为美国突然“变好了”，而是中国面临的力量结构已经发生变化。

如果继续让中美关系完全冻结，同时又与苏联高度紧张，中国就可能承受来自两个超级大国的双重战略压力。

尼克松为什么能来？

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这就是后来人们津津乐道的“乒乓外交”。但真正推动中美靠近的，当然不是几只乒乓球。

美国那时候也不好过。越南战争消耗巨大，苏联的全球影响力不断上升，美国需要重新调整亚洲战略。中国同样需要减少同时面对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利益在这里碰上了。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1972年2月，尼克松正式访华，成为第一位在任期间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总统。访问结束时，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两国关系由长期隔绝开始走向新的阶段。

但有一点特别容易被后来人忽略：中美关系破冰，不等于中国“倒向美国”。当时双方在台湾问题、国际秩序、意识形态等方面仍然存在大量根本分歧。

《上海公报》没有刻意抹掉这些差异，而是如实列出两国存在的分歧，同时肯定共同点。中方在公报中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中国一边改善对美关系，一边并没有把战略自主权交出去。

很多人理解国际政治，总习惯问一句：到底站哪边？但真正成熟的大国很少这么做。

因为一旦公开告诉全世界“我无论发生什么都只能跟甲合作”，议价能力立刻就少了一截。甲知道你没地方去，自然没必要给你太多让步；乙知道你绝不会来，也没必要认真争取你。

1970年代中国做的事情恰恰相反。既不接受苏联对中国外交和安全选择的支配，也没有因为打开中美关系就变成美国阵营的一部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把自己的战略回旋空间做大。这套逻辑放到2026年依然看得很清楚。

美国BIS将H200等芯片的审查政策从“推定拒绝”改为“逐案审查”，但限制并没有消失。

企业需要满足合规、客户筛查、第三方检测等一系列要求，排除情形仍然适用“推定拒绝”。既然技术竞争这么激烈，为什么还要留下一道许可窗口？

答案其实很现实。安全是利益，企业利润也是利益，技术生态和全球市场份额同样是利益。美国希望限制中国获得最先进算力，这是一套政策目标；美国芯片企业又不愿意轻易丢掉庞大的中国市场，这是另一套现实利益。两件事并不矛盾。

反过来也一样。中国将人工智能技术纳入出口管理，说明技术竞争已经不是简单的“美国卡、中国接”。当一个国家拥有越来越多关键技术、产业链环节和资源筹码之后，它自己同样会建立出口管理体系。

芯片是一张牌，稀土和关键矿产是一张牌，市场规模是一张牌，供应链是一张牌。竞争开始进入更深的阶段——大家都在考虑，如果把某一张牌打出去，自己要付出什么成本，对方又能不能找到替代方案。

美国是不是中国今天非常重要的战略竞争者？当然是。在半导体、人工智能、贸易、金融、安全等领域，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竞争短期内看不到消失的迹象。

但如果因此进一步得出结论——中国所有问题都来自美国，只要解决美国这个对手，其他问题自然迎刃而解——那就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一个国家真正容易吃亏的时刻，往往不是外部有人出招，而是内部停止了判断。

芯片被限制，如果最后得出的结论只是“美国太坏”，却不去解决光刻设备、EDA、制造工艺、算力生态和人才体系的问题，那情绪再激烈也造不出一颗芯片。

海外市场遇到贸易壁垒，如果只剩下一句“别人针对我们”，却不研究当地规则、品牌能力、产业布局和市场结构，同样解决不了问题。

反过来也一样。如果看到美国某项政策出现调整，就马上认为“关系要全面缓和了”，于是重新把关键供应链押在外部，也可能再次陷入被动。

外交部公开的历史资料里，周总理当年向几位老帅转达的意思非常明确：客观情况不断变化，人的认识也应随之变化，原来的判断必要时就要修改。

这恐怕才是那段历史最应该落脚的地方。不是说半个世纪前的人能够提前预言2026年的格局——没人有这种能力。真正重要的是不迷信昨天的答案。

苏联曾经帮助中国建立工业体系，并不意味着苏联永远不会形成压力。美国曾经长期与中国对立，也不意味着中美在任何时候、任何领域都不存在共同利益。同样，今天中美竞争激烈，也不能推出未来几十年所有议题上只能对抗。

国际关系里最不值钱的东西，就是“永远”。利益变了，关系就可能变；技术变了，筹码会变；产业结构变了，谁更依赖谁也会跟着变。

所以今天中国真正需要守住的，不是一张固定的“敌友名单”，而是几样更实在的东西：关键产业得握在手里，核心技术要有备份，市场不能只押一个方向，国际合作要尽量多元。

更重要的是，遇到变化时要有能力重新判断，而不是让情绪替自己做决定。

“全面照搬美国”和“彻底与美国切断一切”看起来站在两个极端，底层逻辑却有一点相似：前者觉得外面有标准答案，后者觉得外面只剩敌人。两种思路，都容易把复杂世界压缩成一句口号。

能合作的时候合作，该竞争的时候竞争；别人有长处，该学就学；涉及核心利益，该补的短板必须补。门可以开着，方向盘必须握在自己手里。

1969年，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远比今天紧张。真正帮助中国走出夹缝的，不是突然找到一个“永远可靠的新朋友”，而是重新看清了力量变化，利用大国之间原本就存在的矛盾，给自己腾出了空间。

到了2026年，道理没有过时。美国的压力当然值得认真应对。但如果一定要追问“谁才是中国真正的敌人”，答案恐怕不该简单落在任何一个国家名字上。

真正危险的是产业失去韧性之后还以为可以买得到，是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却不愿承认短板，是国际格局已经变化却还抱着几十年前的答案不放，更是面对复杂世界时主动把自己的判断权交给情绪、标签或者某一种看起来万能的理论。

外部对手再强，至少还能看得见。最麻烦的，反而是自己已经失去主动，却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参考资料：

商务部 科技部公告2026年第48号 就修订《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公开征求意见并对相关技术出口实施临时登记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s://www.mofcom.gov.cn/zfxxgk/fdzdgknr/ztfl/blgg/art/2026/art_718071a95e6948cdb652e2f08f42267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