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贵史料︱1920年11月，美国著名学者杜威在武昌高师的演讲（下）

校史今日︱1920年11月4日，美国著名学者杜威来武昌高师发表演讲

珍贵史料︱1920年11月4－5日，美国著名学者杜威在武昌高师的演讲（上）

杜威在鄂讲演记（二）

▲社会进步之标准

五号杜威博士在武昌高等师范，续行讲演，上午九时半登台，所讲者，为“社会进步之标准”，其辞云：

吾人对于社会，可就个人之身体为比较，然则研求社会之进化与退化，亦犹交友者对于友人之注意：一则必先研求其身体上之是否健康；二则考查其财产如何，盖财产问题，亦足为人生作为上之障碍或促进也；三则考查其人有无自治心，其居逆境是否能坚持到底，不出轨道；四则考查其人有无公共心，能否牺牲一切，以维持社会共有之利益。此四种标准，即可资为考察国家与社会之标准也。

今日所谈社会上改良之要点，第一在注重体育。吾人对于体育上之注意，一必知妨害生命者之所在，二必研究所以御防之方法。如污秽物及微生虫，皆足为病之传染，西人研究科学，而谋所以防御之方法，计算所得之结果，每人可增寿十年。中国之婴孩，每多三四岁而病夭者，推其原因，固不仅属于微生物之关系，即饮食上之不注意，亦为一大原因。故吾人欲求体育上之发达，则必从科学上研究补救之方法，并多设卫生机关。诚以体育之发达与否，不独关系于个人生命，且足影响于国家社会之进步也。盖人之身体不健康，则遇事多抱悲观，一味退缩，绝无奋进之思想。我以一般青年，个个要注重体育，遇事勇往直前，绝不回顾，个人与社会之进步，便能逐渐加增。

第二，对于财产之实业注意。但是财产虽是人生的要素，却也是不良的一种物件，徒有财产，不可认为进步，如有人以不正当之行为，而得有财产，或以正当得之，而不用之于正当之途，皆为进步之大害也。一国实业之发达，使一部分人财产加增，而金钱阶级，乃发生种种之不平的现象，盖金钱势力，足以左右政治，此吾人所引为深痛也。机器之发达，交通之便利，与夫制造厂之繁多，实业上之种种革新，我认为一部分人类的财产加增，不敢认为公共的进步。最好是对一般普通人民，使之财产加增，或研究普通人民储蓄之方法，而使之财产加增。如农夫耕田，必研究田之害虫，与防御方法，农夫必研究出产物应如何畅销，如何方法而使之运输便利。又必研究银行制度，遇有借贷时，必如何而可以减少利息。凡此皆为普通人民财产加增之所宜注意者也。

以上体育、财产、实业三种，均为谈进步者所注重之点，若纯从抽象上研究，则离事实愈远，非有彻底觉悟，循序渐进不为功。战后各国，人人都有此觉悟，所以群起而谋公共的幸福。中国的学生，渴慕学理之输入，这种心理，实为可敬，但徒恃渴慕两字不为功。第一要研究各种真理，注意于内容的剖解，不徒事表面的讲求。第二要研究如何改良，用如何方法，可以达到目的。我尝见一般人对于外国知识的输入，或认为不合国情，存一厌弃的心，或认为金科玉律，一味盲从的，这都是心理上的弱点。我狠望一般青年学生，各有自决的奋心，第一须能牺牲一己之利益，以谋公共之利益，第二须能内应各国之学理，以迎合社会之情势。要知道为一问题而牺性此身，比之留着此身以解决问题，却容易得多。学生时代，是最好用机会，因为出而任事，有种种困难情形，若学生时代，则无此环境，却可为出身社会之试验场也。我今有简括的两个条例，望各位注意：（一）自能与推考心；（二）公共幸福心。做学生时如此，将来在社会任事时亦如此，大家都抱着这两种主义做去，自然可以敦促共同的进步了。

《民国日报》1920年11月11日

（另见《杜威博士在鄂讲演记（二）》，《新申报》1920年11月10日；

《杜威博士来鄂讲演杂记》，《时事新报》1920年11月11日）

杜威博士在鄂讲演记（二）

杜威博士，四日上午在国立师范演说，已见本报，是日下午二钟至四钟，又断续演讲，题为“教育上之自动”，翻译为林卓然君，演词如下……（下略）

五日上午讲题为“社会进步之标准与现象”，博士云……（下略）

当博士演讲时，听者甚多，正鸦雀无声时，忽讲台对角，红光灼灼，直射讲坛，一时众声鼎沸，秩序紊乱，有跌伤者。盖某照相馆用镁光摄影，以补日光之不足，一般人误认为危险物，故呈此恐怖现象也。夫镁光照相，乃普通常用之法，此并非众人脑筋，无此常识，实因少数人一时忙乱，脑中无判断力耳。闻显真楼曾向校长通知，并无错处，唯已损失机器一架，价值数十元云。

是日下午，又讲学生自治，词意与博士曾在他处演讲者相同，兹不录。

《新申报》1920年11月10日

杜威博士来鄂讲演杂记

（公武）

杜威博士，这回在鄂讲演三日，备受一般人的欢迎。湖北教育界，向来是暮气沉沉的，今儿居然来了名人讲演，空气清新，颇觉得有耳目一新的光景。他的演说词，各报都有记载，我这次通信，可以不必重录，不过将这事的前因后果，同一些有趣味的新闻，归纳起来，给读者看看也，可以晓得武昌教育界的情形罢了。

我上面不说过此间教育界，向来是暮气沉沉的吗，什么新文化运动，除最少数的青年学生努力宣传外，这些大老官的教育领袖，都是故意作难的多，所以新文化社会事业，在别处轰轰烈烈似的一天一天的向上，这里却漠不相关的冷冷视之。联合会的解散，平民教育机关的摧残，都是此种心理的象征。即如杜威博士讲演一事，去年杜威、胡适之、陈独秀等一般学者，也曾到汉两次，何以连理也没有人去理他们，今年这般大吹大擂来欢迎，中间的线索，自然有蛛丝马迹可寻了。原来他们所以这样的欢迎，并不是觉得于教育上有如何影响，纯然是一种敷衍面子主义，并且这事的发动，此间教育界系外〔处〕被动地位。在杜威、罗素一般人没有赴湘讲学之先，北京湖北同乡就有信来，教此间的当局预备遮留几天，争争门面。后来此间的少数学生，和肯努力于文化运动的一个小书铺（利群书局)，又发布了好些印刷物，激动一般人去欢迎这些大学者，并且在教育厅也曾请愿过，此事后来便发生了效力，才有杜威欢迎筹备处的来立。这个机关来立以后，可忙得一个不亦乐乎，最困难的，是地点问题，武昌偌大一个地方，可找不出一个容一二千人的公共场所来。论及湖北的教育会呢，那又稀糟达了极点，闹出的笑话，于这回通信没多关系，也不必述及，这里自然不能集会。临了才找出高师的雨操场，勉强容得千把人下去，但是此间的学生中学以上的，合共有七千余人，杜威博士的讲演，只有一次，所以每次仅能轮流去听讲，这也要算筹备处的人员惨淡经营的结果了。

讲演第二天（初五），场上又出了一个趣事，便是杜威博士正演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写〔显〕真楼的照相师，因为日光不充足，用镁光来照相，当时陡然之间，红光纷纷，一般人以为发现什么危险，各自逃走，全场秩序大乱，写〔显〕真楼的照相器具也弄碎了，损失约数十元，有某军官之子弟及高师谭校长的公子，都受了重伤，后来解释明白，匆匆竣事，这也可见会场的组织和秩序了。

讲演场中，尚有一件的特别事情，便是各学校都要预备特别校旗一面，上面写着中英校字，此是这回特地预备的，五色招展，颇为热闹。向来此间的学校，有这样校旗的很少，此次居然沾杜威博士的光，有了校旗，这是我们要感激的。

武仪〔汉〕学生联合会，实际上巳经消灭了许久，不过名义上尚有这个名目，此次就用这个名义去请杜威博士特别讲演，借文华公书林为地点，听讲的人，却不限于学生，因为会中经济困难，入场券要一角办一张，算招待杜威的费用，这要算苦心孤诣了。杜威本急于要回北京去，因为这里要求恳切，才多留几天。汉口的青年会，起初请他讲演，后因他不能耽搁，也就作罢，发出去入场券，也通告作废了。

总之杜威这回在鄂，要算备受一时的欢迎，然而平心说句话，此间教育界的欢迎，不是为他学术的影响，实在是一种敷衍门面的主义，他们不是欢迎杜威是个学者，是欢迎杜威是个美国人，否则像孑民、稚晖先生，也到这里好几次，也没有人去欢迎。我说此间的教育界，这回欢迎杜威的事情，纯然是一种敷衍面子主义，这话也并非武断，即如北京的湖北同乡，和此间的少数鼓吹的人的思想，其目的也莫非为过鄂不留，不欢迎，是没脸面的事惜〔情〕（此间的舆论和利群的印刷物都是这样说），那教育当局的无诚意，为面子起见更不消说了。别的事情且莫论，我且把校长团的杜威欢迎筹备处的欢迎人员，聚宴抱冰堂的鼎鼐大人物，写给读者看看，便可以见得我那两句话——“欢迎杜威是个美国人，不是欢迎杜威是个学者”，不是句信口开河了。那些欢迎的人如下——政务厅长、实业厅长、教育厅长、省议会议长、警务处处长、财政厅长、商会会长、农会会长、地方审判厅厅长、地方检察厅厅长、高等审判厅厅长、高等检察厅厅长、长署科长、武昌县知事、江汉道尹、印花税处长、烟酒事务局局长、美国领事、文华校长、文学校长，另外还有些校长、教员，可一时记不清楚许多呢。

又汉口报云，五日杜威博士在高等师范讲演，上午九时半登台，所讲者为“社会进步之标准与现象”，博士云……（下略）

《时事新报》1920年11月11日

杜威过鄂演讲志盛

（人言）

武汉各界筹备欢迎杜威来鄂事，已志前报，兹将近日情形，详记于下：

自上次教育厅会议后，教育界当派高师英文主任林卓然君赴湘专请罗素，因海程劳顿，精力疲倦，蔡孑民先生赴欧期迫，均急须入京，吴稚老因勤工俭学事，尚须在湘勾留数日，仅杜威博士与其夫人乘长沙轮于三号晚六时到汉，各校长齐至轮埠迎接，同在交通旅馆寄宿一宵。四日早七时，即乘楚盛轮渡江，由路厅长特备马东两乘，一载杜氏夫妇，一载林翻译等三人，先至校厅谒路厅长，随到文华大学与孟良佐校长作片刻谈，即往高师雨操场开始演讲。先由主席路孝植民〔氏〕报告，演题为“教育与社会进化之关系”，听者约一千三四百人，凭劵入场，秩序异常谨肃，历两点钟之久，绝无一咳睡声，学生求知之心，亦不可谓不切。

是日下午，接演“自动教育”。五日上午，演“社会进化之标准”。当时因某报馆特派摄影者烧镁以助光线，不慎致焚，本无若何危险，适是日在坐者，有军官子弟学校学生（即丘八爷），太无知识，以为是外来的炸弹爆发，尽命骇奔，鼓动群众，恐怖的情绪，一时大为振动，落鞋落帽者，不计其数。经台上人多方解释，始渐安靖，而人心终难嘱一，可见兵之为祸，无所不尽其极，亦可为杜威在华演讲以来之创见也。

五日下午，演“学生自治”，以上皆各校学生分班往听。至明日（六日）上午，即各校教职员往听。明日下午，则系武汉学生联合会专请在文华公书林演讲“学生今后应取之方针”。七日上午，则应汉口青年会之请。其夫人亦于五日下午在女子师范演讲。离汉期闻即在八号午间矣。

九、十一、五

《京报》1920年11月9日

杜威讲演会中之趣闻（武昌）

湖北教育之腐败，现在已无可讳言，官厅压迫，校长推殊，使学生固有之本能，无发展之余地。此次杜威由湘北旋，吾鄂一般教职员，为顾全面子计，不得不勉强请其演讲，其实皆大不愿意也。兹将演讲中所发生之趣闻，汇志于左：

▲某教员之逃席　杜威连日所讲，皆“教育上之德模克拉西”，叫学生自动、自治，注重平民教育，实行社会服务。某教员听之，大不谓然，当谓其同伴曰：“请他演讲，是请他劝学生用心读书，听我们的教训，那晓得他总在叫学生革我们的命，真是岂有此理！”遂逃席而去。

▲教职员之争执　演讲筹备处原规定中学以上之教职员合学生，可以听讲，其余小学之教员、学生皆不得享此权利，以致大起争论，其理由则谓“平民教育注重在小学”，决不能仍有阶级制度，教厅办法，颇不彻底（指限定听讲及教职员另期听讲而言），官僚式的态度，牢不可破，岂不与杜威所讲的平民主义，背道而驰吗！

▲乏化学之常识　六日十点三十分，照像馆用快镜拍影，因光线难收，故用煤电泡收光，讵霹雳一声，白烟上冲，军官子弟学生说不好了，以致一霎时秩序大乱，男女学生，皆向山顶奔逃，有伤腿部或面部者，椅凳毁坏不少。有湖南中学生某大呼诸君请坐，不过裂炸电泡（司电失于理料），并无何事，始渐渐就席，恢复原状。最奇者，招待自逃避后，直至杜威毕，仍未见踪迹。可见中国事先无布置，事后又不见维持，殊令外人笑我拙也。

《民国日报》1920年11月12日

“被动教育”底大出丑

力子：

今天上午——十一月五日——我到武昌高师去听杜威演讲，翻译先生口口声声称“杜先生说”的笑话，且一笔表过不提。单把当时会场秩序大乱，听讲的跑得一个精光的情形和我底感想，写一点给你看：

讲演会今天请了个照像的来拍照杜威演讲的情形；因演讲人底姿势时常动着，照像的就用放光快照法。放光的时候，一响，一亮，烟子一冒，大家一惊；但当时已有人很清楚地声明叫大家不要惊慌，是照像。有个甚么为士官子弟办的学校(？)——完全是丘八大爷底子弟住的——里那些蠢如乃父乃兄的丘八小爷以为是炸弹，大喊而跑。其余听讲的人，除了极少数的人外，都被他们弄得莫明其妙，都盲从着四散逃走。跌的，倒的，落了鞋的，眼镜、帽子被人抢的……闹得一团糟。幸喜开会在该校雨天操场，四面都是空的，很容易散开，只伤了几个年老的，其余微伤的约数十人；没有踏死人。雨操场周围是树林，跑出去的都钻入林子内去躲。后来经没逃的喊了出来，才重理坐位，听杜威继续演讲。

我对于这件事故，发生了三种感想：（一）常识教育缺乏；（二）没有镇静的修养；（三）军阀无处不代表中国出丑。

武昌底理科教员，修身教员们！你们平日抱的空谈主义，混饭主义，……已经在杜威面前破产了。杜威主张的实验主义的教育，你们又觉得怎样？

武昌底学生们！你们受的被动的教育，盲从的教育，在杜威面前破产了。杜威讲的要自动等等，你们又觉得怎样？

士官的子弟！你们未必全像乃父乃兄那样坏；但专为你们而设的军国民主义的学校，训练你们糟到乃父乃兄的那个样儿，你们也应该早早觉悟呵！军国民主义的教育，只见杀人；所以对于照像馆底放光，很会联想到炸弹。你们既是杀人为业，为什么要来听杜威底演讲？杜威讲德国教育失败底结果，你们觉得怎样？今日你们已经在杜威面前表现你们底失败了，回头吗？唉！我想你们最没奈何的，就是你们底父兄了！

渠一，九，十一，五，

《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11月9日

学生自治

（杜威在武昌讲演）

今天来此，要与诸君谈的就是学生自治问题。现在先说怎样就不算自治——自治不是无规则，不是无秩序，也不是无政府，自治是要有规则，有秩序，作各个人行为之标准的。每每一个国家专制政体改革的时候，人民便会发生种种的错误思想，狠是危险，像俄国就是一例——工人作不作工，做不做事，都要随他各个人的心愿，要怎样便怎样，以为这就叫做自由，这才算得自治，所以终久又会有一个人或少数人出来，利用群众纷乱薄弱的心理，施其操纵把持的手段。一般平民先受贵族的、有产阶级的压迫，牲牺许多性命去推翻，结果还是二五一十受领袖的、少数人的任用同指挥。现在俄国勒令平民劳动，其实还和往日要人去当兵一样的强迫。这并不仅俄国如此，而且也是历史上一种常有的现象，所以我觉得，国家若是没有法律，没有秩序，而想维持巩固，简直是万不可能。

不过，民治国家立法的意义，要使各个人一切的机会平等，有绝对的言论自由，要以公众的利益、全国人的幸福为前提，政府也一样处在这种立法之下，遵守秩序，各有一定的职务同权限，不是随着己意，像专制国内的政府，藉着法律去倒行逆施（中国恐怕正是这样）。人民也只知道尊重那些合理的法律，去守秩序，不是有甚么理由去遵从政府，因为政府也是要遵从为人民谋幸福的立法。这种立法，须有两件要素，一是个人，一是公众，都要平均的发展，一样的注重。我游历中国现已年余了，看见很有许多学生能够主张自治，实在很好，不过，还有一些地方忘记了上面的第二种要素——公众，总想自己在在去治别人，而自己又未能遵守社会上公众的规则同秩序。

现在还就政治来申说，因为国家与个人或团体都是一样，诸君要晓得真正民治政体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要各个人真正能够约束自己，而与群众心理谐和一致才行。诸君总都知道民治政体是近数百年间才发明的，试想数百年前的人难道说都不喜欢自由、自治，得着圆满的幸福吗？为甚么迁延许久，并没有影响呢？因为发达到真正民治，须具有两种必要的条件：（一）要个个人肯牲牺自己的一时的快乐，为公众谋幸福，把公众所得的利益当作自己得的利益一样；（二）要各个人的本能都得尽量的发展，养成一种坚忍的责任。我们要想得着真正的自由，就非付相当的代价不可，徒顾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是决不为功。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人是社会间的一份子，社会受害，个人不能独免，个人要享幸福，就非顾及全社会的幸福不行。比仿我们所处的地方，交通便利，铁道或通衢多，自然非常顺畅，非常欢喜，但是你要想想，若是个个专为自己一人私利，不肯牺牲他所有的地基，或不肯牺牲金钱去修整建筑，或者一些工人也都说：“我们自顾不暇，那有工夫帮公众做事。”那吗，那能得到这些平均的、普遍的福利呢？由此更可以晓得，我们若是自己想得真正永久的幸福，非牺牲眼前的、个人的快乐不为功。这是就大概论，现在还可分两层说：（一）为甚么要谋公众的福利；（二）怎样才能谋公众的福利。

先说第一层，比仿我们遇着瘟疫流行的时候，患病的人除医生和看护人外，便没有那个愿与接近，必定还要另备一种养病室，给他单独居住，这于病人本身是没有甚么利益，并还有些不便的地方，不过因公众的卫生、防止传染的危险，社会上就不得依个人、少数人的不便，遂不设这种适当的、合理的法则来裁制。再如有一个人独行郊外或深处山林，或者还可以任个人冲动的、自私的感情去做事，若在城市或人多的地方，就不能这样做，就要遵守公共的秩序，像甚么“车子行人各走一边”“不准随地便溺”等等，就是万不可少的规则。若是专就各个人自私自利的谋方便，而没有一种裁制，决会发生许多冲突、许多危险，使全社会都感痛苦，都觉不便。往日专制政府是为着少数人的方便，牺牲公众的幸福，我们才说他是公敌，难道说在民治致府，还能不注意及此吗？所以说人与人相接触，无论在那个地方，做甚么事，都不能够没有一种秩序，要有秩序，就不能没有合理的规则，来裁制各人自私自利的冲动的感情，换一句话说，就是不能不谋公众的平均的福利。

但是这种规则怎样的定呢？由那个去定呢？那是我们狠应注意的事，因此就要谈到第二层了。我们要晓得，无论那一件事，由少数人、一部分人包办，总是不行。即令那些少数人有若何的学识，实在也决不能及那全体的大部分人的切实经验。即令存心不害群众，但总有许多疏忽、未见到的地方，实在难得面面兼顾，且而没有亲自尝过一些苦痛，决不能彻底的明白，怎样才不使大多数人感着苦痛，并不能真正知道把痛苦与人受是不应该。欧西有一个谚语说：“要知道鞋子合不合脚，须要自己拿来穿。”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各个人须都能有强健的责任心，不甘为奴隶或被动物，尽量发展各人的本能，来谋公众的福利。在一个专制政体中，人民都是富依赖性，以为国家是政府的少数人的，因此绝无自信的能力同联合的诚意。比仿有四五十人的一个小团体，有一个人提甚么议，大家都是想着看于自己方面有没有好处，有没有妨碍，尽是些猜忌的、自私自利的结晶，终久还不过只是一盘散沙罢了。所以要有真正合理的规则或法律，就非使个个人团体生活的训练，负责任的相信人的诚心不可。比仿我们就专指振兴实业，说不是光有巧妙的机器就够了，还是要人民有团结力，和衷共济的来使用，才能实现，政治也是一样。

再还有一种要注意的，就是要使各个人之言论有绝对的自由，尽其所知的发挥出来，俟大家的研究选择，不要像专制政府那样的由少数人武断独行，才算是真正“德谟克拉西”的组织，不然无论甚么政体，名词还好听些，都不能够存在，并且是真正达到民治的大障碍一个。专制致〔政〕府不徒只用兵力、武器来压制人，还有种种方法从无形中逼迫，使人服从。我常听说有许多人在会场中提议，也有一种方法使人赞成——用言语或别的法术来操纵人，迷惑人，这不是民治政体中所应有的事。

总之，真正的民治就是要各个人有绝对的言论自由，充分发展他们的本能，养成团体生活的习惯，共同讨论研究，取长舍短，实现一个最完善、最美满的“德谟克拉西”的政治。

我以上所说的，是从政治的各方面来研究，至于学生自治，也总不外乎此。现在中国各地学生，都复注意自治，武汉若果也是一样，那么诸君对此必定很有兴趣，可惜时间不多，愧难详细讨论，现只能谈一个大概，便诸君注意，作我归题的一个结论。

我曾说过，民治政体不是容易达到的事，诸位在学生时代，就要有这种预备，养成这种习惯，不要随便混混过去，总要战胜你们的环境，造你们可爱的将来——注重学生自治，但是有两件事当明了（一）学校是甚么？（二）学生自治的目的是甚么？我觉得学校就是一个缩小的、集中的社会，把社会上一切应用的计画、工具拿来训练青年，叫他们为现在和将来社会之用。那么，自治就是要养成各个人共同生活的习惯，思考、研究的能力，充分发展其固有之本能，要具有公开的、普遍的、和谐的互相讨论的诚心，来谋公众的普遍的幸福。有时学生做事很易失败，多半是因为对上面两条不能真正的了解，纯本个人一时冲动的感情，求局部的愉快，就不顾及公众和团体的秩序同幸福，像专制政府不顾舆论一样。以后要晓得，这都是不应该，顶好还是用适当的方法，联络你们的教职员，各尽所能，求达你们所要达的目的。

《京报》1920年11月13、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