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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巩汉

编辑| 时光

初审| 方园

前言

2004年2月10日，台北荣民总医院的急救室里，一个老人停止了呼吸。

抢救了将近一个小时，没拉回来。

他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女人。

那些曾经拿他的钱、住他的房、喊他干爹的，一个都不在。

这个人叫黄任中。

他这辈子养过上百位情人，花掉二十亿新台币，睡过能躺下九个人的大床。

可最后，就这么走了。

从百亿富豪到欠税大户，从后宫成群到孤独病逝，这个人的一生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财富、权势、欲望背后那个最真实的空洞。

显赫根基——太子爷的乱世出身

1940年1月28日，重庆。

黄任中出生了。

他爹叫黄少谷。

国民党元老，先后坐过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外交部长"、"司法院长"的位子，从1954年一路做到1987年，在台湾政界是货真价实的顶层人物。

这个背景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黄任中这辈子，起跑线就在别人终点线的上头。

1949年，国民党撤台，黄家跟着走。

台北那几年，黄任中的玩伴是蒋家子孙，出入的是戒备森严的官邸，见的都是权贵圈子里的人。

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

整个台湾像一座高压锅，政治空气绷得死紧，权贵阶层却在其中活得极其滋润。

黄少谷主掌司法，整个家族就是那张无形大网的一部分，而黄任中，打小就是被这张网护着的人。

可这种环境没教出一个规矩孩子，反而养出了一个野惯了的少爷。

小学六年，换了五所学校。

每一所都因为打架出走。

台北市警察局少年组，他的档案叠得比谁都高。

堂堂司法高官的儿子，最后没招了，父亲动用行政手段把他送去"代管"。

这件事本身就很讽刺。

管别人家孩子的人，管不住自己的儿子，最后还是靠权力摆平。

那些被黄少谷管住的人，哪个敢拿他的儿子怎样？规矩，只对没背景的人有效。

进了台北建国中学，照样不老实。

跟校外帮派搅在一起，持械斗殴，一次次进警察局，一次次被老爷子捞出来。

1960年，黄少谷被逼无奈，把儿子打包送去美国，送进普渡大学念机械工程。

结果没多久，又因为打架被开除。

父亲的老友叶公超出面，把他塞进了宾夕法尼亚军事学院。

这所学校管得严，军事化训练，出了名的不好混。

但黄任中在里头反而稳了下来，展出了惊人的数学天赋。

毕业后，拿到纽约大学数学研究所的全额奖学金，成了博士候选人。

但他没读完。

钱不够，辍学了。

这是他第一次被现实卡住。

没有父亲兜底，没有权贵光环，就靠自己，他在钱面前停下了。

1968年，波士顿市政府文化局多了一个副局长，28岁，华人，叫黄任中。

这是华人首次出任这个职位。

他在任上提出用派乐队的方式平息街头骚乱，方案真的奏效了，小有名气。

那时候，如果故事就此延续下去，他或许走的是仕途。

一个华人政务官，在美国60年代的政治土壤里，本来可以走出另一条路。

可他没有。

1971年，他辞掉职位，买了张机票，回台湾了。

为什么回来？有人说是嗅到了台湾经济腾飞的机会，有人说是父亲在背后推了一把。

但不管哪个原因，黄任中自己心里清楚——美国那边的路，他走不长。

他的根，他的资源，他的真正底气，都在台湾。

商业帝国的建立与巅峰

回台湾之前，黄任中在美国电子行业积累了几年经验。

那时台湾电子产业刚起飞，到处是机会。

他没靠家里的关系要位置，直接创业。

从一间修电视零件的小铺子起步，说服美国橡树公司到台湾设厂，硬是打破了日本企业在电路基板领域长期的技术垄断。

这一步走对了。

1970年代，台湾正处在经济腾飞的风口上。

政府大力扶持出口导向型产业，美日订单源源不断，整个电子产业链需要大量本土代工厂。

黄任中踩准了这个节奏，加上父亲在政界的人脉暗中铺路，拿订单、谈合作，比别人顺得多。

订单来了，钱跟着来。

他把那间小铺子扩成装配厂，拉来海外大型企业合作，业务铺到铜箔、玻璃纤维布、环氧树脂。

没过几年，楠梓电越做越大，员工从几十人涨到七千人。

到1985年，他旗下已有45间电子工厂。

同年，他另起炉灶，成立皇龙投资公司，把触角伸进金融、股票、地产和建筑。

台湾商界，他排得上号了。

然后是那笔改变一切的买卖。

1984年底，黄任中以每股17.5元新台币的价格，从姐夫胡侗清手里接过2500万股远东航空的股票。

那时候没人看好这票，便宜得像废纸。

他买了，然后压着不动，一放就是十年。

这需要极大的耐心，也需要极强的信心。

十年里，台湾股市几起几落，远东航空的股价也曾经跌过，换了别人，早就割肉出局了。

但黄任中没动，就这么死扛着。

1995年，以每股225元卖出。

一进一出，净赚56亿新台币。

那年，他登上了《福布斯》全球华人富豪榜第214名，身家超过3亿美元。

站在顶上，他开始飘了。

他不再满足于在商场厮杀。

钱已经花不完，他开始琢磨怎么"玩"。

在台北阳明山，他置下上千坪的豪宅，里面养着花鸟鱼虫，建了私人动物园。

家里那张缅甸红木特制大床，四面镶着落地镜，能躺下九个人。

他公开承认，这就是他用来行乐的。

情妇，登记在册的，超过一百位。

他学着古代帝王，给女人们排了等级。

正妻、知己、干女儿、徒弟，一级一级分得清楚。

普通女伴，一个月零花钱五万新台币；当红女星，一个月能拿五十万；名牌包、珠宝、跑车，说送就送，连对方全家的生活费都包揽下来。

二十多年算下来，砸在女人身上的钱超过二十亿新台币。

但你要说他多情，又不尽然。

他对那些女人的态度，更像是管理一个资产组合——按等级分配资源，维持运转，讲效率，不讲感情。

女人对他来说，是财力的展示，不是内心的寄托。

他自己说过，这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美女。

说得坦然，没有一点遮掩。

钱能买来排场，但买不来的东西，他还不知道。

挥霍与危机——从百亿富豪到欠税大户

1996年10月16日，黄少谷去世，享年95岁。

这一年，黄任中56岁。

父亲一走，那根撑着他的柱子彻底没了。

他把名下所有实业产权全部卖掉，转而专职炒股、放贷、做地产投资。

钱还在账上，但他的重心已经完全转向享乐。

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

黄少谷去世前，黄任中还维持着相对正常的商业运作，旗下的实业还在转。

父亲一走，他像松了一根弦，该收的不收，该管的不管，那些压着他的最后一点责任感，跟着父亲进了墓。

同年，他认识了香港女星陈宝莲。

陈宝莲，原名赵静，上海出生，四岁父母离异，由外婆带大，12岁随母来港，17岁参选亚姐入行。

她拍过周星驰的《国产凌凌漆》，在香港三级片盛行的年代，是最红的几张脸之一。

认识黄任中那年，她23岁，他56岁。

两个人的原点都是缺失。

陈宝莲从小没有父亲，一路在不稳定里长大，骨子里渴望的是一个能依靠的人。

黄任中给不了真情，但他给得了钱、给得了保护、给得了一种"被人在乎"的假象。

他对外说陈宝莲是"干女儿"，但娱乐圈心知肚明。

他给她买房、配车、出国留学的费用全包。

她从小缺父爱，他给钱又给宠，一头就陷进去了。

但黄任中的"后宫"太大，情分被稀释得所剩无几。

陈宝莲与他身边的其他女人起过冲突，情绪越来越不稳定，媒体开始频繁拍到她公开崩溃的画面。

一个本就脆弱的人，在一段本就不稳定的关系里，一点点耗尽了自己。

与此同时，黄任中那边，麻烦来了。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

他之前把上百亿放贷给了华隆、台凤、国产汽车、东荣五金、长亿、凯聚这些企业主，收了股票做抵押。

风暴一来，台湾股市崩盘，这些企业一个接一个垮掉，老板们纷纷跑路，他手里的股票直接变成废纸。

光杨天生、翁大铭、黄宗宏三人，就欠他50多亿，本金全部套牢。

账上几乎不留余钱的高杠杆打法，让他在风暴里顶不住了。

百亿身家，大幅缩水。

更狠的还在后头。

税务部门翻出了旧账——1995年那笔56亿的股票套现，他偷了税。

加上欠税、罚款、滞纳金，数字越滚越大。

豪宅被查封。

古董、字画、豪车，一样样被抬走拍卖。

消息传出去，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那些藏了半辈子的名画古董，鉴定出来不少是廉价赝品。

这是他整个人设里最致命的一刀。

他玩古董、藏字画，装的是文人气质、高雅品位。

结果打开一看，全是假货。

这不只是丢钱的问题，是把他精心维持了几十年的那层"贵公子"皮，当着台湾全岛的面扯了下来。

装了一辈子的"顶级贵公子"人设，就这么塌了。

2002年，黄任中因恶意欠税，被台湾法务部管收三个月。

堂堂百亿富豪，就这么进了牢房。

同年，另一件事让舆论的板子全砸到了他头上。

2002年夏天，上海某高层公寓24楼。

陈宝莲刚刚生下儿子，还不到一个月。

产后抑郁压垮了她，深夜，她留下遗书，从24楼纵身跳下。

那一年，她29岁。

外界将矛头对准了黄任中。

他没有公开承认孩子是自己的，也没有站出来说任何话。

陈宝莲的儿子最后由王菲的台湾前经理人邱瓈宽收养，取名邱煌祎。

那一百多个情妇，一出事就散了。

一夜之间，干干净净。

人散了，才知道从来就没人在。

欠税数十亿，孤独离世，百亿家族债务悬案

出了管收所，黄任中已经是个老人了。

豪宅没了，名车没了，那张特制大床也被法院拿出去拍卖。

他靠姐姐接济，一天一天熬着。

身上堆满了病——糖尿病、高血压、肾衰竭。

肾不行了，每周得做三次透析，才能勉强喘口气。

昔日那些声色犬马，把他的身体透支到了极限。

纵欲几十年，是有代价的，代价就写在这一身病里。

曾经那张足以躺下九个人的大床，最后换成了医院的一张单人病床。

2003年10月，旧病一起发作，住进了医院。

病房里，只有几个亲戚和老部下守着。

那些情妇，一个都没来。

没人来，也没人打电话，也没人托人问一句。

那一百多号人，有的已经嫁人，有的换了新的靠山，有的早就忘了还有这么个人。

黄任中用二十亿买来的热闹，在他最需要人的时候，一分钱都换不回来。

2004年2月10日，黄任中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病逝，终年64岁。

遗体在太平间停了整整五天，都没人牵头料理后事。

最后还是他姐姐出钱，把他草草安葬在新北金山金宝山。

葬礼简单，没有排场，没有送行的人群。

一个在台湾商界叱咤风云几十年的人，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走了。

没有追悼会，没有缅怀的声音，有的只是债主们还没算清的账目。

但故事没有就此结束。

他留下的不是遗产，是一个债务黑洞。

儿子黄若谷，背上了26亿新台币的巨额债务，主要来源是欠税和投资失败的窟窿。

黄若谷避居海外，再没回来。

父亲给他的，不是荣耀，是一个逃不完的烂摊子。

2015年，台湾财政部赋税署公告当年欠税大户名单。

个人欠税排行榜前三名，全部是黄任中家族：

第一名，黄任中本人，1995年度欠综合所得税18.25亿余元；

第二名，黄若谷（已迁居国外），欠2004年遗产税18.22亿元；

第三名，黄任中胞姐夏黄新平，欠2000年综合所得税逾12亿元。

三人合计欠税近49亿新台币。

财政部官员表示，黄任中已过世，亲属移居海外，国内无财产可扣押，追缴几乎无从下手。

按照法律规定，2007年前移送、欠税超过50万元的老案，追缴期限到2017年3月。

期限一到，再不还，只能注销。

那49亿，最后就这样从账面上消失了。

没人赔，没人还，没人负责。

一个花了半辈子享乐的人，最后一次占了台湾社会的便宜，是靠着一条追缴期满的法律条款。

黄任中这辈子，用56亿的手笔赚进来，用20亿喂了女人，用高杠杆把剩下的全押进了风暴里，最后留给这个世界的，是一张49亿的欠条和一个跑路海外的儿子。

他有过真实的商业才华，那笔远东航空的股票不是运气，是判断力。

他有过真实的拼劲，从小铺子到45间工厂，不是全靠爹撑起来的。

可他用欲望把这一切败得干干净净。

钱是他赚来的，也是他亲手毁掉的。

他睡过九个人的大床，最后一个人死在病房里。

前半生美人环绕，后半生欠债累累。

钱堆不出一个安稳的晚年。

这就是黄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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