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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I李Lin环球

编辑I李Lin环球

前言

哈喽，今天小李又来唠点国际事。

7月底，日元一度跌到1美元兑换近164日元，触及约40年来低位。8月10日，日本企业界仍在公开担忧弱日元带来的进口成本压力。

能源、原材料、食品都要花更多日元去买，出口企业可能从汇率中获益，普通家庭面对的却是另一套账：工资没有跟着汇率变化，生活成本却可能被进口价格一点点往上推。

汇率表上一个看似抽象的数字，放到东京新宿歌舞伎町的大久保公园周边，就变得相当刺眼。

刺痛日本的不只是汇率

日本媒体在2023年至2024年多次调查这里的街头揽客现象。入夜后，一些年轻女性在公园以及附近酒店区等候买方，网络主播、猎奇拍摄者也开始往这里聚集。

2024年6月的采访中，记者还见到了主动接触这些女性的外国男性。当地支援团体负责人称，大久保公园在海外网络传播后，外国买方增加，2万至3万日元的价格在弱日元环境下，对部分外国游客显得更加便宜。

这件事需要把话说准。

并没有可靠资料能够证明，在这里消费的“多数都是拿着美钞的欧美游客”，更不能把一次交易概括成“几十美元”。公开报道能够确认的是，外国顾客确实出现并有所增加，弱日元扩大了部分游客的购买力优势。

把所有外国客人直接描述成欧美人，把复杂的社会问题包装成一场“西方人挑选日本女性”的猎奇画面，情绪很足，证据并不够。

在我看来，真正值得追问的也不是外国游客究竟来自哪里，而是另一件更难回答的事：日本为什么会有一批年轻女性长期暴露在这样一种高风险的生存渠道里？

日本女性就业结构里的脆弱性，确实是绕不开的一环。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女性就业者中非正规雇佣比例达到54.4%，男性为22.2%。这里的“非正规雇佣”不能简单等同于“随时会被裁掉的临时工”，它还包括兼职、合同工、派遣等多种形式，可女性集中度明显更高是不争的事实。

收入稳定性、职业晋升以及长期保障一旦偏弱，房租、育儿、学费这些固定支出就会变得尤其沉重。

女性贫困的数据也需要放回正确年份来看。

过去研究确实出现过“20至64岁独居女性约32%处于贫困状态”的数字，这属于较早时期的研究结果，不能写成2026年仍然“常年稳定在32%”。

网上流传的“单亲妈妈贫困率61.8%”同样不宜直接当成现状。日本厚生劳动省2025年调查公布的2024年收入数据中，全国相对贫困率为15.0%，有孩子的劳动年龄家庭中，只有一名成年人的家庭贫困率仍达到44.7%。

这个数字已经足够沉重，根本不需要再用未经核实的数字加码。

44.7%意味着什么？我的理解很简单：对于相当一部分独自抚养孩子的人来说，生活不是“少买一件衣服”这么轻松，而是任何一次失业、生病、涨租、学费支出，都可能把本来就很薄的现金流撕开一道口子。

弱日元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更像一个压力放大器，而不是唯一原因。就业结构早就存在，贫困问题早就存在，育儿负担也不是日元跌到160以后才冒出来。

汇率下跌带来的进口成本压力，又在这些旧裂缝上压了一层。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日元，解释不通；假装汇率对底层生活完全没有影响，同样不现实。

日本纪实作家中村淳彦长期采访贫困女性和性风俗从业者，2019年出版《东京贫困女子》。

书中有一个很典型的案例：一名21岁的国立大学医学部学生，在缺少家庭经济支援的情况下，一边依靠奖学金完成学业，一边通过所谓“爸爸活”和性风俗收入承担教材、社团等开销。

另一名20岁女大学生从儿童养护机构长大，没有家庭汇款，白天打工仍难以覆盖大学学费与生活费，最终进入性风俗行业，并与中年男性进行金钱交易。这个案例在2017年的采访中就已经出现，说明所谓“年轻女性贫困—性产业”的关联，远早于这一轮日元贬值。

这恰恰是我认为最需要警惕的地方。

过去人们很容易把进入性产业解释成债务、家庭巨变或者个人消费失控。现实显然没有这么简单。确实有人因为男公关店消费、奢侈消费进入其中，日本媒体对大久保公园的采访也记录过类似情况。

也有人只是为了学费、住房和生活开支。把前一类人说成全部，是偷懒；把后一类人的处境全部归结为“个人选择”，同样是在回避制度问题。

至于“日本有300万女性全职或兼职从事这一行业”的说法，我没有找到足以支撑这个精确数字的权威全国统计。讨论日本性产业规模可以，拿一个无法确认来源的数字当铁证，反而会削弱真正站得住脚的问题。

社会救助这一环，也有过非常刺眼的争议。

2014年，大阪生活保护行政问题调查团接到一名30多岁女性投诉。她声称自己多次申请生活保护遭拒，窗口工作人员还对她说过让她去性风俗行业工作之类的话。

律师方面公开了这项投诉，大阪市则回应称这种话绝不应该说，同时表示没有掌握能够确认该说法的情况。也就是说，这是一项有明确当事人和调查团记录的指控，不能写成政府已经承认的事实。

生活保护也并非法律规定必须“等几个月”。日本《生活保护法》的制度安排要求原则上在申请后14天内作出决定，存在特殊原因时也应在30天以内完成。

真正的问题，是制度上的期限和一个身无余钱的人眼里的“今天晚上吃什么、房租怎么办”并不是一回事。

这也是灰色产业最危险的吸附力：它给的是即时现金。

福利制度需要申请、核查、确认资格，普通就业需要招聘、排班、发工资，急着交房租的人未必等得起。

我的判断是，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在最困难的几天里及时托住人，最快给钱的行业就可能反过来成为事实上的“兜底渠道”。问题不在于每一个进入其中的人都被迫，而在于经济压力会让人的选择空间越来越窄。

法律上的不对称更加值得讨论。

日本《卖春防止法》第3条原则上同时禁止卖春以及成为交易相对方，第5条却把公共场所招徕、客待等卖方行为列入刑事处罚范围。对于成年人之间单纯的买方行为，该法没有设置与街头招徕相对应的直接处罚。

当然，涉及未成年人、强迫、人口贩运等情形还有其他法律，不能混为一谈。2026年，日本法务省已经成立专门讨论机制，研究包括买方规制在内的制度调整。

这种制度结构产生的现实观感很尴尬：站在街边的人最显眼，也最容易进入执法视线，付钱的一端承担的法律风险却明显不同。

有人因此进一步推断，警方处罚这些女性是为了地方财政“缺钱罚款”。

这就说过头了，目前没有可靠证据能够证明这种财政动机。批评制度可以很尖锐，证据边界却不能丢。真正值得批评的，是为什么风险和执法压力更多集中在交易链条里更弱、更容易被识别的一端。

日本经济最风光的年代，高值日元曾赋予日本消费者很强的海外购买力。如今汇率走向另一端，接近164日元兑换1美元时，外国游客在日本获得了明显更强的相对购买力。这种角色变化的确很讽刺。

我却不赞成把它简单写成“外国人靠美元支配日本女性”。

汇率只能解释购买力差，它解释不了一个人为什么会站到大久保公园，也解释不了为什么有人缺几万日元学费就会进入风险如此高的行业。真正需要解释的是就业、住房、育儿、教育成本、社会救助和性产业监管共同形成的那张网。

把这一切归结为“日本没有主权、没有民族骨气”，情绪上很痛快，逻辑上反而把最重要的问题遮住了。

国家尊严从来不只是汇率牌价。货币今天可以跌，明天也可能反弹；股市可以创新高，企业利润也可能很好看。一个社会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地方，是经济往下走的时候，最脆弱的人有没有一块安全垫。

如果福利和劳动保护接不住她们，最快兑现现金的灰色产业就会趁机补上这个缺口；如果需求端几乎没有对应的法律成本，风险又更容易向卖方集中；如果弱日元再给外国消费增加一层价格优势，大久保公园这样的问题就不会因为警方多巡几次街而真正消失。

结语

日元贬值真正暴露出来的，不是谁拿着美元在日本更阔气，而是一个发达经济体在繁荣数字之外，究竟有没有能力让最困难的人保留“不卖掉自己也能活下去”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