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兰 | 真好，我还有妈！

老舍说：“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如今，我人生过半，偶尔还能在母亲面前耍耍赖、撒撒娇，已是莫大的幸福。

母亲是个能干又好强的女人。

母亲与父亲并肩支撑起整个家。她和父亲一同赡养了爷爷、奶奶以及胡爷爷三位老人，为他们养老送终，又含辛茹苦拉扯大我们六个姐妹，还一路帮衬着我们成家立业，从未有过半句怨言。

母亲是远近闻名的巧手厨师，寻常食材经她之手，总能做出让人回味无穷的美味。过去，乡亲们家里婚丧嫁娶，必定要登门请母亲去主厨，哪怕自己家里再忙，母亲也总是乐呵呵地答应，从不推辞。我们姐妹几个有时私下嘀咕：“自家的事都忙不过来，还今天帮这家，明天帮那家。”母亲若是听到了，就说：“乡里乡亲的，能帮一把就帮一把，自家的事缓一缓，打个夜工就做完了。再说，咱们家也有需要别人搭手的时候，你不帮人，谁又会帮你呢？”

每到过年，家家户户都要蒸肉糕，母亲蒸的肉糕堪称一绝，味道鲜美、模样精致。可自从母亲生病，再也没法下厨，那香喷喷的肉糕，就成了我们心底再也回不去的珍贵记忆。母亲蒸肉糕格外讲究，把肉糕蒸熟只是第一步，为了让它更美观，她会在表面抹上一层薄薄的鸡蛋黄，再用指头蘸上一种红色液体，在蛋黄上弹出无数细碎的红点，像极了金色天幕里绽放的红色烟花，煞是好看。这时，我们几个馋嘴的孩子早已垂涎欲滴，围在灶台边你挤我、我挤你，眼巴巴地盯着母亲的手。可是，我们越是着急，母亲仿佛越不着急。只见她把蒸格重新放回沸水锅里，焖上好一阵子才稳稳起锅，再慢条斯理地将肉糕倒扣在大圆盘里，先切下四条圆边，分成小块，又把中间的正方形均匀切成四块，这才开口：“边上的你们可以吃，中间的要留着待客，不能动。”我们心里都清楚这个规矩，不等母亲把话说完，就纷纷伸手去抓。刚出锅的肉糕油亮滑嫩、弹性十足，还很烫，我们不得不两只手不停倒腾，实在忍不住就直接塞进嘴里，烫得我们龇牙咧嘴，索性一甩头匆匆咽下去，心口都跟着发烫，却顾不上这些。我们几个傻笑着，争先恐后地抢着吃第二块，吃完才发现满手是油，手指被烫得通红，嘴里也烫出了小泡。有人曾问母亲，做肉糕的食材比例是多少，她总笑着说：“全凭手感，没有固定的比例。”

依稀记得，吃上母亲亲手做的最后一顿饭，大概是十四年前。那时母亲身体还很硬朗，一天，我们买了些时令水果，直奔父母家，还没走到楼下，就闻到了腊猪蹄独有的浓郁香气，我忍不住深吸一口气，瞬间口舌生津。我们三步并作两步跑上楼，母亲早已笑吟吟地等在门口，见到我们，温柔地招呼：“来了！”我探头往饭桌一看，顿时满心暖意：火锅咕嘟咕嘟沸腾着，热气氤氲；几盘小菜荤素搭配，色泽鲜亮。父亲已经盛好米饭，笑着招呼我们赶紧上桌。

我一边吃饭，一边陪母亲唠家常，丈夫则陪着父亲小酌几杯。

母亲笑着说起父亲的日常：“你爹每天坚持倒立、做俯卧撑，还弹电子琴、练毛笔字，身体好得很。我虽然比不上他，但天天和邻居打打麻将、聊聊家常，也舒心自在。你们安心工作，不用记挂我们，我们能照顾好自己。”说话间，她不停往我碗里夹菜，一遍遍叮嘱我多吃点，还念叨着：“你看你，以前条件不好，长得胖乎乎的；现在日子好了，反而瘦了。可别学别人减肥，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见我没应声，她佯装生气地看着我：“我的话听见没？不准减肥，胖点才好看，才健康。”我连忙顺着她的话说：“不减不减，健康最重要。”听我这么说，母亲才放下心，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看着母亲的笑容，我忽然想起小时候。那时母亲对我们管教极严，说一不二，平日里总是一脸严肃，很少展露笑容，不仅我们姐妹几个惧怕她，就连我们的小伙伴也不敢接近她。我们曾私下猜想，父母或许是盼着生个儿子，才一连生下我们六个姐妹，直到第六个依旧是女儿，才彻底断了念想。如今长大成人，和母亲闲聊时问起当年：“那时候您为什么对我们那么严厉呀？”母亲眉眼温柔，笑着说：“六个姑娘家，不管严点，还不得闹上天？”再问她当年是不是一心盼着生儿子，母亲则笑着说：“姑娘蛮好。”

小时候，我们特别羡慕同班同学，放学后能四处闲逛，走家串户，自由自在；而我们必须径直回家，先抓紧时间完成作业，再去帮忙扯猪草、做饭、放牛……样样都不能落下。扯猪草的时候，同伴们总会耍小聪明，用两根木棍在竹篓里架个“十”字，把猪草铺在上面，看上去满满一篓；我们却只能老老实实扯够实打实的一篓猪草，才敢回家，若是被母亲的火眼金睛看出偷懒，必然挨揍。我们做事踏实认真的品格，大抵就是在那时候一点点养成的。

一到寒假，母亲就像我们的小队长，带着我们上山背柴，一背就是一两个星期。若是表现得好，就能得到心肺火锅的犒赏，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没有贵客登门，能吃上这样的荤菜，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美味。那一顿心肺火锅，既是我们寒假里心心念念的精神寄托，也是最期盼的物质奖励。

到了暑假，每天天刚蒙蒙亮，我们就被母亲叫醒，睡眼惺忪地踩着露水、穿过长满杂草的小路，钻进高粱地里除草，一干就是大半天。耳边是蚊子嗡嗡作响，肚子饿得咕咕直叫，脸上汗水不停流淌，母亲不说回家，我们谁也不敢吭声。那时我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走出农村，摆脱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日子。如今我能静下心来写下这些文字，或许也和当初这个朴素的心愿息息相关。

我们也曾偷偷埋怨母亲，总把最累的活留给我们，丝毫不懂心疼我们，却从未想过，母亲独自一人，扛下了家里所有的苦活、累活、脏活。长大懂事后，才慢慢明白，母亲是多么了不起的女人。父亲常年开车在外奔波，为我们挣学费和生活费，母亲独自一人，除了耕种六七亩地，喂养四五头猪、一头牛，还要悉心照顾老人和我们姐妹六个，没有超人的毅力，根本撑不下来。也难怪乡亲们提起母亲，都忍不住竖起大拇指，夸赞她能说能干、样样在行！

母亲出生在一个富农家庭，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家境算得上殷实。听长辈说，外公很节俭，挑粪时会把草鞋挂在扁担上，自己赤着脚走路。母亲最小，虽然没有得到父母格外的偏爱，但从小衣食无忧。可自从嫁给父亲，母亲的苦日子便开始了。不仅常常吃不饱饭，还因为爷爷收留了一位从四川逃难来的胡爷爷，家里被划为地主成分，那时候她连说话都不敢大声，稍不留意就会挨批斗。十年间搬了六七次家，说句实在话，在1980年凑钱建起三正一偏的土砌瓦盖房之前，我们根本没有一个安稳的家。随着我们六个姐妹陆续出生，日子过得越发拮据艰难。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从来没有一刻清闲，放下锄头就拿起扫帚，哪怕是下雨天，也有忙不完的活：缝补衣服、糊棕壳、纳鞋底……

难忘酷暑盛夏，太阳炙烤着大地，母亲在晒场上剥玉米，大汗淋漓，头发和玉米须粘在脸颊上，她只是偶尔抬起胳膊，匆匆擦一下汗水；难忘爷爷病重卧床，母亲夜夜起身，搀扶爷爷起夜，毫无怨言；难忘母亲背上生出四五个大脓疮，忍着剧痛垫着毛巾，仍背着小菜上街去卖，直到实在撑不住才去医院，医生手术后对大姐说：“你母亲太坚强了，这么多脓包，大男人都受不了，她竟然一声不吭！”；难忘母亲为我们准备的够吃整个学期的几大坛腌菜；难忘麦收时节，母亲请人给我带到学校的白白胖胖的大馒头……

即便家里经济条件窘迫，母亲自己也没认识几个字，但她始终全力支持我们姐妹读书。她常对我们说：“只要你们有出息、愿意读书，我和你爹就是砸锅卖铁，也会供你们上学。”在那个“女儿早晚要嫁人，读书没用”的论调盛行的年代，父母愿意倾尽所有培养我们几个女儿，思想实在开明，眼光实在长远。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四姐上初一那年，有一次逃学回家，母亲一句责备的话没说，只是带着四姐去地里干农活。第三天，四姐主动说要回学校，母亲依旧没多说什么，默默支持。

“春兰，发什么呆呢？怎么不吃饭？”听到母亲的声音，我才回过神，她正满眼疑惑地看着我。我忍不住细细端详母亲，这才惊觉：我心目中那个身材挺拔、做事麻利、操劳一辈子的母亲，终究是老了——皮肤松弛干燥，眼皮微微耷拉，原本清亮的眼神也变得浑浊。天啊，我这个粗心的女儿，怎么到现在才发现！

“总盯着我看什么？”见母亲发问，我愣愣地低下头，赶紧扒了几口饭。

吃完饭，我陪母亲聊了会儿家常，便起身道别，她没有多挽留，笑着把我们送到门口。走到巷子转角处，我举起右手轻轻挥动，虽然没有回头，但我知道，客厅的窗口，母亲一定也在默默挥着手送我离开……

不知从谁家飘出陆树铭的《一壶老酒》：“喝一壶老酒，让我回回头，回头啊望见，妈妈的泪在流，每一次我离家走，妈妈送儿出家门口，每一回我离家走，一步三回头……”听着这深情的旋律，我的眼泪不知不觉湿润了眼眶。

如今，母亲生了病，耳朵听不清，话也变少了，腿脚不再灵便，脑子反应也慢了，不再为我们操心劳累了。无论我们什么时候去看她，她要么坐着歇息，要么躺在沙发上理疗。这几年，在父亲的悉心照料下，母亲彻底过上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即便这样，只要母亲在，我们就有根，心里就有依靠，就觉得安稳踏实。

真好，我还有妈！